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

古代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希腊线形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中国甲骨文字一样，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源文字。大约公元前3200年（乌鲁克文化IV期），生活在两河流域地区（今伊拉克南部）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且最早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苏美尔语，苏美尔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

1700年，英国学者托马斯 海德（Thomas Hyde）首先将这种文字定名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它源于两个拉丁语单词cuneus“楔子”和forma“形状”。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被西亚许多其他民族借用来记录他们各自的语言，这些构成了所谓的“楔形文字文化圈”。目前所知的最晚的楔形文字文献是公元75年的一块天文年历泥板，楔形文字在延绵三千余年的岁月之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它在西亚的茫茫荒漠之下沉睡了近两千年，直到被近代欧洲的冒险家重新发现，才有了楔形文字“死而复生”的传奇故事。

早王朝时期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卢浮宫藏(AO4238)

破译楔形文字的先决条件

1857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三位破译楔形文字的先驱——英国人亨利 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爱尔兰人爱德华 欣克斯（Edward Hincks）和法国人朱利叶斯 奥佩尔（Julius Oppert）在英国皇家学会主持下共同释读出了一篇阿卡德楔形文字文献《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编年史》铭文，释读结果基本一致。这一事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的正式诞生，这是一门专门研究楔形文字的学科。破译楔形文字的这三位先驱被世人尊称为“楔文三杰”，其中贡献最大者罗林森被冠以“亚述学之父”的尊号。

罗林森(1810-1895)

苏美尔人发明并用于记录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被称为苏美尔楔形文字。后来这种文字被古代西亚的其他民族借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形成了阿卡德楔形文字（分为巴比伦与亚述两支方言）、赫梯楔形文字、胡里楔形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乌拉尔图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等，这些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一道，形成了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文化圈”。而楔形文字的破译史，则是沿着相反的顺序进行的，即最先破译的是最“年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接着是阿卡德楔形文字，最后破译的才是苏美尔楔形文字。

破译楔形文字有三个先决条件：一、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的发掘发现；二、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三、《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最后还要加上先驱破译者几代人的贡献与积累，特别是天才破译家的出现。缺少了以上任一条件，破译楔形文字都只能是天方夜谭。

详细说来，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献几乎都是在今天伊朗西部的波斯波利斯等地发现的，许多文献都是古波斯语和阿卡德语双语文献。尤其是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成为破译楔形文字的一把“钥匙”，可以与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相媲美。没有了这些古人留下的双语文献或多语文献，现代学者想破译失传的古文字几乎不可能。像克里特文明之线形文字A、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印章文字等，由于没有发现相关的双语或多语文献，这些文字目前都没有被破译成功。

为何双语或多语文献如此重要呢？比如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记录的是同一件事，即大流士一世镇压高墨达暴动及国内人民起义的事件。近代学者可能一开始无法破译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但是对于古波斯语，由于和现代波斯语有某些联系，尽管文字系统已经大有不同，仍能取得一些进展。近代这些破译楔形文字的先驱大都有现代波斯语、阿拉伯语（和阿卡德语同属塞姆语系）、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基础，再辅以《圣经》和古典作家的著作中记载的关于古波斯时期和亚述时期的历史，为他们破译更古老的古波斯语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样，苏美尔语的破译也要归功于古代巴比伦人编撰的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现代学者们在破译阿卡德语的基础上，陆续破译了包括苏美尔语在内的多种楔形文字语言。

贝希斯敦铭文(伊朗)

曾是中东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

楔形文字最早由苏美尔人发明，后来被阿卡德人、阿摩利人、赫梯人、埃兰人、胡里人、乌拉尔图人等民族借用，主要在古代近东被使用。楔形文字大约被使用了3000多年，直到公元前后才最终被字母文字取代，其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一度成为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地区的国际性语言。

苏美尔人最早使用楔形文字。苏美尔语不属于任何语系，关于它的起源及归类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与苏美尔语的神秘一样，说这种语言的苏美尔人的来源与特征也同样是个谜团。

阿卡德人则是借用楔形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阿卡德语。阿卡德语属于闪含语系下的闪米特语族（或称塞姆语族），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属于同一语族。萨尔贡建立的阿卡德王朝，连同后来的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等都以阿卡德语为官方语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也是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写的。公元前15-前13世纪，阿卡德语甚至成为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埃及）的国际语言。

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使用的书写文字很可能也是阿卡德语楔形文字，而非自己的语言，只是在文中带有阿摩利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不过迄今还没有阿摩利语楔形文字文献出土。

公元前1595年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的赫梯人使用赫梯语楔形文字。赫梯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即安纳托利亚高原（小亚半岛）。赫梯语属印欧语系，也是最早的印欧语。赫梯人最早使用铁器，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公元前1274年，他们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打了一场著名战役——卡迭石之战，战后签订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合约。

加喜特人于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之后，在巴比伦尼亚地区建立了加喜特巴比伦王朝，这也是巴比伦各个王朝中历时最长的一个，共存在五个世纪左右。和阿摩利人相似，加喜特人在入驻巴比伦后，也没有借用楔形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而是使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

除此以外，使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还有埃兰语、埃卜拉语、鲁维语、哈梯语、乌拉尔图语、乌加里特语、古波斯语、胡里语等，可谓名副其实的“国际通用”。

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石之战

楔形文字泥板：火越烧，越坚硬

楔形文字的最重要书写材料是泥板（Clay Tablet）。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缺乏大型树木及石料资源，大多数地区被黄沙泥土包围。这里的泥土黏性十足，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岸生长着芦苇，古代苏美尔人就是利用黏土加水制成泥板，然后用削尖的芦苇笔在湿的泥板上刻写符号。最初的符号呈象形，后来演变为楔形，刻完后的泥板被放在阳光下晒干，变得异常坚硬，有的泥板还被放到火中烧制，相当于今天的砖，这样的泥板又叫砖板或砖块。

正是由于古代两河流域特有的自然条件，造成了泥板这种特殊的书写材料的盛行，不致像古埃及纸草文献般大量腐烂。这使得两河流域的泥板文献有数十万计保留到今天，为我们复原这段历时三千年的失落文明。值得提到的是，泥板文献不怕火烧，火越烧它就越坚硬，所以古巴比伦时期汉谟拉比焚烧马瑞城，并没有造成马瑞文献的毁灭，反而保护了马瑞文献。但是，泥板怕水，一旦被水淹没，泥板将不复存在，因此当德国考古学家在20世纪初发掘巴比伦城遗址时，只能发掘到新巴比伦时期的地层，而无法发掘汉谟拉比生活的古巴比伦时期的地层，因为古巴比伦时期的地层已经在水平面之下。因此，学者们研究古巴比伦王国的历史，不能使用巴比伦城出土的文献，而是从巴比伦的敌国马瑞和埃什努那等国的文献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亚述学界的一大憾事。

马瑞遗址(今叙利亚Tell Hariri)

除了泥板之外，楔形文字的书写材料还有：石料、木板、锑、铜、青铜、青金石、黄金、白银等。石制材料主要刻写较长铭文，如王室铭文、纪念铭文和法律铭文等，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铭文就被刻写在一块2米多长的闪长岩石碑上，古地亚的闪长岩雕像上也刻有经典的苏美尔语楔形文字铭文，亚述时期的大型石制浮雕上也刻有国王的铭文。可以说，石制材料是仅次于泥板的楔形文字第二重要书写材料。

古地亚雕像，卢浮宫藏

亚述浮雕，大英博物馆藏

铜制材料或青铜材料在两河流域主要是实用器，刻写楔形文字铭文的不多。青金石等宝石材料主要用于制作滚筒印章，上面也刻有较短的楔形文字符号，主要是印章的持有者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黄金作为两河流域进口的贵金属，在黄金材料上刻写楔形文字铭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黄金铭文主要是中亚述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统治时期的铭文。在新亚述帝国后期，阿卡德语楔形文字逐渐被更加简单易懂的阿拉米字母文字所取代，阿拉米语成为新亚述帝国的常用语言。只可惜当时记录阿拉米语文献的书写材料多是纸草和兽皮，导致这些珍贵材料未能保存到现在，给我们认识阿拉米民族和文化造成了终身的遗憾。

从楔形文字的书写材料发展演变，可以窥探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两河流域文明的特征与不朽。虽然泥板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茫茫黄沙下沉睡了千余年，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冒险家的脚步踏过这片神秘土地，一个失落的文明又复活了，重新回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路途中。尽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至今仍然饱受战火动乱的创伤。

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