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从推想小说发现更多可能

在人类计划被纷纷打乱的2020年，蒋方舟一边关注着新闻，一边埋头做了件大事——写出了一部16万字的小说集。距她上一部随笔集《东京一年》出版，已经过去了三年之久。

▌蒋方舟

新书书名很长，叫做《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下简称《星星》），包含四个推想性质的中短篇故事，都是关于宇宙、星系、漫长的时间或辽远的边境，年代不明，地点模糊。这是她第一次踏入幻想世界，回过头来，她觉得过程很“愉悦”：离开现实一段距离，反而更有书写的自由。

去年，蒋方舟在微博上发出31岁生日宣言：“青春终于过去，我发自内心感觉到踏实和快乐，过去十年仿佛一场情节稀薄的电影，一次没有目标的旅行，一本全是空白的日记，一个做过即忘的梦。现在，真实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人们恍惚发现，不知不觉间，她悄然度过了而立之年。自9岁出版第一部《打开天窗》，她名下有十几部作品，但在《星星》一书勒口上，“出版作品”一栏里只提到最近的四部。过往的光环被有意隐去，蒋方舟深知，天赋不可能支持长久的写作，她正在期待新的果实接受检阅，有些忐忑，但也欣喜。

推想世界的新舞台

《星星》实体书的设计，透出很强的科技感，环状的书名、烫金或镂空的星球、空间建筑式的插图，都暗示了某种超现实性。四个故事，《在海边放了一颗巨大的蛋》《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涉及宇宙空间，《在威尼斯重建时间》构想了时空穿梭，《边境来了陌生人》则架构了永生的基底。有评论名以“科幻小说”，但事实上“幻”远大于“科”。而蒋方舟自己则是将其清晰界定为“推想小说”。

▌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

推 想 小 说（Speculative Fiction）并不是新鲜的种类，在西方已多有共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改编为高分剧集的《使女的故事》、麦克尤恩写人工智能的最新作品《我这样的机器》都可归为此列。在蒋方舟理解，推想小说与科幻小说不同，科幻是沿着现在的时间线推想未来，而所谓推想小说是找到过去某个时间点，再沿着这个点往下推，但与现实历史发生的不一样，有些平行时空的意思。

《边境来了陌生人》的写作过程就是一次典型的推想，其灵感源于2018年时蒋方舟看到的某教授进行基因编辑的新闻。那时她才知道，其实国外有些有钱人早就希望做这类事情，让他们的小孩更漂亮、更健康。这让蒋方舟感到十分震惊：原来平等的人类生命体征早已发生改变，有人通过特权能活得更长，世界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而我们一无所知。她由此对永生的议题产生兴趣，但越过永生作为人类永恒诱惑的属性，她更想呈现的是其可怖的面相。小说中，她巧妙借用了《奥德赛》的躯壳，但与史诗中奥德修斯拒绝女神诱惑一心归乡不同，这个“奥德修斯”接受了诱惑，获得永生之力，在漫长的时间里见到世上种种奇异之事，于是当雪夜人们聚在一起讲故事时，以陌生人身份到来的他会以全知全能的视角犀利地点破其中的虚假与荒谬，并带来更可怕的真相。小说行至终章，令人背后一冷，眼前影影绰绰浮现幻境后的深渊。

蒋方舟的上一部小说是出版于2015年的《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题材是年轻作家惯常书写的现实都市情感。转写推想小说，是涉渡另一片迥异的海，但蒋方舟反而觉得更自如。她从少年时代起就断断续续地在写小说，但在进行了一些不算成功的尝试后，坦言发现阻隔在自己与小说创作之间最大的障碍是生活经验的贫瘠——不像那些有鲜明地域特色、能熟练运用方言写作的同龄写作者，她从小生活在城市，说普通话，到北京上学工作，一直处于知识分子式的环境中，纯粹现实主义式的书写于她是有难度的，笔下的场景、人物容易被人说“不像”。因此，她干脆推倒一切，在一个架空世界中获得规定的权力，这让她感到某种“解脱”。

▌蒋方舟

除却书写的自由，推想小说亦可视做一种征候性的时代文本。从阅读层面上说，作为推想小说的资深读者，蒋方舟认为，在今天这个人类经历剧变的时代，读推想小说足以构成理解现实的渠道之一。当人们读历史或社科书籍，常常把自己放在能够避开陷阱的后设者立场上，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随着被时代裹挟的人去经历和感受。毕竟，“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历史讲述的那小部分格外英勇、格外幸运、格外壮烈的人。”

浩渺的宇宙空间，是这一次推想之旅的舞台。本来就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蒋方舟，为写作她还专门学习了相关知识，调侃自己像“民科”一样。但比起知识，更迷人的显然是那些隐喻层面的东西，正如标题的灵感，来自费曼讲述的一个科学家（据说是英国天文物理学家爱丁顿）的故事：科学家弄明白恒星发光的原理后，和他的一位女朋友散步，女朋友说“看这些星星闪烁得多美啊”，他回答说，“是的，此刻我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为什么它们会发光的人”。整本书也是如此，四篇小说中对无垠时空推想的终端，最终殊途同归于人的孤独。正如文学写作的本质。

当现实变得像小说

在看天文学相关书籍时，蒋方舟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绝大部分重要发现都是业余爱好者贡献的，他们并非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所做的就是夜复一夜地看星星，从观测中告诉人们，行星会脱离运行轨道，宇宙环境并不安全，世界有可能会被毁灭。“他们看到的不是美，而是平铺的时间，因为星星很远，看到的光都来自于不同时间，这个意象很美妙。”

在与书同名也是书中最长一篇的《星星》中，叙述者“我”就是这样一个观星者，和年轻时的爱人因为瘟疫分开，若干年后畅想重逢的场景。小说模糊了时空背景，但读着读着，我们仿佛触摸到最切近的经验：连绵不断的瘟疫及其导致的战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以邻为壑、封锁边境，人类自我麻木……架空的小说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魔幻的张力。这篇从去年三月写到十月，蒋方舟坦言，在她最初的设想中，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写着写着，在想象主人公分别后的生活时，“现实的镜像开始介入了”。

▌蒋方舟

在笔者印象中，《星星》是新冠疫情以来看到的国内不多的关于瘟疫的新小说。或者说，疫情贯穿始终的2020年是太特殊的一年，以至于只要是开口表达，就难以逃过其阴影。现实的显影不止一处，还有《边境来了陌生人》中，k因出身“错人”而遭驱逐的身世亦让人想起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割裂等问题，都构成一种微妙的间离式的关切。这或与蒋方舟作为媒体人的迅捷反应有关，但这种对最近的现实几乎无距离的全面洞察与把握，依然令人惊叹。

蒋方舟记得，2019年底她曾去到湖北一个小城，夜晚看到那里的星星极美极亮，“很震撼”，没想到回来没多久就爆发疫情，想来当时小城里应该已经有了感染，这样一想，“当时觉得美的东西就变复杂了”。就像《星星》中的观星者“我”，当目光从璀璨星空回转，发现现实生活却是一滩泥泞。

这一年，蒋方舟也变得很少在社交网络上发东西，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她感到自己身处某种有些古怪的体验中，一方面灾难很近很确凿，她有亲戚朋友确诊，有认识的长辈离世；另一方面，似乎又很远，困在各自逼仄空间中的人们比以往更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从手机屏幕上接收各种信息，上一秒才看到痛苦的东西，下一秒就立马可以划走，转眼去看一个搞笑视频。这种时候，表达往往来不及发出，就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好在还有小说作为出口。以虚构为新的坐标，她有意模糊了时间，故事中可以同时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子，语言也有些类似“19世纪翻译腔”。这并非只是书写者的权力使然——当初为写作查资料的时候，蒋方舟看到，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在历史中并不新鲜，所谓物质和技术文明给人类情感心态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当下的至暗时刻，常常是历史中似曾相识的篇章，就如故事中的永生者所言，“世上没有什么新奇的故事，所有的新奇都是因为遗忘”。《星星》一篇中，我们隐约看到，2020年的切身经验与中世纪瘟疫的情景相通，与加缪1947年所写《鼠疫》中的精神生存状态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很难将蒋方舟的书写简单归结为一次对现实超近距离的呈现，它有着更广远的维度。

“当现实变得像小说，小说就成了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蒋方舟在后记中如是写道。但也正因如此，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星空显得如此迷人，是困境中“任何我们所热爱的避难所”——小说本身亦是其中一种。

告别光环重新上路

采访当日，《星星》一书的豆瓣评分还没有出来。蒋方舟期盼中有一丝焦虑，迫切想知道普通读者对这部新作的评价。问她能给自己打几分，她略略踌躇了一下，答说十分的话打八分，同时极坦诚地回想还有哪些可以改善的遗憾。但总体来说，“愉悦”是她在这次写作中最大的感受。

于蒋方舟这样一种特殊的写作者来说，愉悦是重要且珍贵的。年少成名让人们对她抱有长时间的关注和期待，但另一面也是压力。她这些年依然持续地在写作，成年后出版的几部作品日渐成熟，也看得出有意在尝试不同的方向，但争议始终是有的。

▌蒋方舟

种种正面负面的议论，蒋方舟都了解。《星星》后记的最后一部分，像是一种隔空的回应和自我总结。她形容自己身上有两套时间系统，一套是“外界关注下错乱的时间”，另一套是“岁月缓慢且匀速的作用”。过了30岁，人们对“童星”兴趣丧失，她回到第二套时间系统中，反而更从容了。回首这几年，她觉得自己的步履是“稳”的，保持大量阅读，探索好作品的实现路径，同时也一直在写，只不过有些觉得“不太好”或“不太独特”，就没有拿出来，以“习作”视之。“这是很正常的过程，但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人们喜欢提前宣布一个人的失败，就像选秀节目一样，一年没出来就宣告‘糊了’，我觉得这样是残酷和不公平的。”况且写作是长期的事业，很多作家也都是过了30岁才写出重要作品的。

有所不同的是，30岁之后的写作，普遍倚靠的不再是天赋。这也是蒋方舟这几年悟出来的。比起天赋，她现在更看重的是作为作家的洞察力，即能否把握时代最核心的矛盾。疫情期间，她一字一句读了两遍《战争与和平》，而且是“刚合上就翻回第一页开始重读”。书中几处长篇累牍描写死亡的段落令她感到震撼，“没有见过超过它们的描写”。那一瞬间，从19世纪的托尔斯泰那里，她深深领受了人类共通的哀痛。

如今蒋方舟在写作之外，还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但她笃定的是，写作者身份依然是她现在及将来的主体。“说起来可能有点功利，是想让自己的写作被看到。”离现实有距离的推想小说是她的新方向，她想像她喜欢的作家阿特伍德一样，能够写出《使女的故事》那样生命力足够强的故事。（责编：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