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课堂上，谁不曾是个“二本学生”？

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执导影片《风柜来的人》剧照，文图无关

《我的二本学生》自2020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4个月内连续加印8次，先后入围：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深圳读书月2020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2020新浪年度推荐好书、豆瓣2020年度读书榜单、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20大好书、2020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TOP10图书等榜单。

2020年，青年一代的焦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相比于985中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高材生、在“绩点为王”规则中的清北精英，“二本学生”在各类社会范围内的讨论中常常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我的二本学生》则将目光投向了他们，作者黄灯用她曾教过的二本学生们鲜活的经历，诉说这批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失落，焦虑与希冀，思索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生存境况。

以下是李敬泽与黄灯1月17在当当网直播中的对谈实录，他们将从各自的人生经验出发，来谈谈《我的二本学生》中有关学校教育和自我完善的话题——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流调路线图上

李敬泽：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真诚或者真切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人之真诚是很难度量的东西。我读《我的二本学生》有一种什么感觉？我们知道最近在疫情期间，这个城市发现几个病人、那个城市发现几个病人，我特别爱看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这个病人是干什么的，他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在干什么。一个城市的流行病学调查，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很有限的，但依然从这些很有限的信息里，能够看到一个人在这种空间上的活动，它画出了他非常独特的一个生活世界。虽然同样在北京，但是顺义那些流调，他去的那些地方是你永远不会去的。但是他的那条路线画出来，你就知道他的空间是什么样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某种程度上这个空间也塑造和呈现着他的生活状况。

我举这个小例子是证明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是由无数无法重叠的、互相不通的空间构成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给你画一条你的流调图，其实你在北京就生活在你这个空间里，你和其他的空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重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人，理论上我们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也就是这条流调路线图上。

仅仅通过流调路线图，你都能忽然意识到原来有他人和你完全不同地生活着，他的空间是那个样子。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像《我的二本学生》这样的书，使我意识到非常复杂、非常差异性的他人的存在。这个空间的存在，不仅使我们认识他人，也认识一个个和我们不同的人。当我们天天刷微博、刷微信的时候，实际上依然是生活在一个同质化的自己的小空间里。但就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空间的存在。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你说的那个真诚也好，真实也好，都是重要的，特别是黄灯的这种写作视角下，像这样的师生、一定程度上后来也变成朋友，在一个自然的状态里相互感受、相互交谈，他们这个空间里呈现的那个姿态，并不是说要表现什么，使得这样的书既有社会学意义，也有着真诚、真实的情感。

80后、90后的大学生活，照亮了我们自己的大学经历

黄灯：我不是一开始到学校就计划写这本书的，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而是在漫长的跟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带他们上课、课后辅导、课后交流，毕业以后继续关注他们后来怎么样，跟学生交往多了，才渐渐有了这个创作想法。教学经历有十几年，这个已经是很漫长的，再加上我自己读大学的经历，另外我又是湖南人，到广东去了以后另外一个空间打开了。其实你到一个陌生的空间，它会照亮你以前那个空间。我如果一直待在老家，可能湖南的那一段生活始终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不会被重新发现，反而是我到广东去以后，湖南的很多东西就照亮了。我跟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交往以后，又把我自己读大学的经历照亮了。

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我不是刻意为之，我就是把最自然的东西记下来，所以给它定位的时候，就是叫做教学札记。我不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结论，也不是讲什么大道理，我就是把我跟学生的交往，我看到的学生的状态、学生跟我说的话，如实地用非虚构的写作伦理把它记下来。对于写作来说，真诚是次要的，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带有的，不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品质。

李敬泽：没有必要作出一幅真诚的表情来。

黄灯：对。我觉得你一个人是真诚的就是真诚的，你不是真诚的也装不出真诚来。

几代人命运的方向，都是奔着城市去，奔着更好的生活去

李敬泽：我上午还在看这个书，可能每个读者感受不一样。因为每个读者看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都存在一个比较。这个书的力量就在这里。当我们看着一个个人的命运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为他和我们是无关的，都会把自己放在这个时代、放在这个社会，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比较。比如黄灯做的这个比较，是把自己作为90代初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批大学生的视角来观察、来感受、来比较。我是属于80年代中期毕业，我看的时候经常会想起我父亲、母亲。他们虽然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穷孩子。我母亲是河北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姐妹三个就她一个上了大学，全家供她一个上大学，也是完全靠聪明和考试，高考的时候发高烧去考试，还考得很好。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生命的这个层面上和现在这些孩子们是一个维度的，有共同之处。同时也都背负着原生家庭的压力。所以这么比起来，我这代人是最爽的，我已经享受父母给我的帮助，但是我父母他们那么多年，除了要养我们哥俩，就凭那点儿工资，那点儿工资是二十多年不变的，一个月56块钱。同时，他们也依然承担着双方农村家庭的压力。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经常跟客栈似的，不光是爷爷这辈指望着你，甚至村里人看病都要找你，到城里来看病，你这就是落脚点，你还得替找医生，当然管饭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的二本学生》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代人经验的特殊性，也能看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以后，巨大的现代转型、巨大的城乡变化中，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命运几乎都有一定的方向，说白了是一代一代人奔着城市去，奔着更好的生活去。同时，因为你是从土里拔出来的，所以要背负着很多东西、很多压力。

没有哪代人，是真的轻松

李敬泽：其实时代真是不一样，这必须承认。比如我八十年代中期毕业，社会经历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1984年我为什么到作协？就是因为作协停掉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个单位给停掉了，没了，1976年才恢复，所以特别需要补充新的人。每一代可能会赶上不同的时运，大的时代的变化会投射在每一个人身上。

黄灯：刚才李老师说的那句话还是非常真诚的，他们那批大学生是占尽好处的。

李敬泽：是的，我一看特别惭愧。比如我父母他们真是苦孩子挣扎出来的，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工资那么低，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也很大。但真说占便宜是到我们这一代，我上面的压力没有了。

黄灯：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虽然我读的大学不太好，我们这一批70年代出生读大学的，也是享受了整个时代的红利，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关照的一个基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说，就像我们这批人，不管怎么样，你的起点就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通过读书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代已经给予很多了。但是我也知道，比如当年包分配也给很多人带来痛苦，尤其是绝对服从分配，你要到一个偏远地区，或者两个人谈恋爱，因为来自不同的省份被迫分开。但是你是大学生，你知道肯定有一个工作，不会有就业的焦虑。当时就是这种态度，你再怎么差也不会特别差。

李敬泽：实际上还是得算：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到哪个单位？单位和单位也还是不一样。我们几代人都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说老实话，没有哪代人是真的轻松，你都是要面对那个时代非常特定的很多问题，当然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看了《我的二本学生》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二十年以后，对你自己同学的回访，然后对照着再看你教的二本学生的命运轨迹。看完以后，你们的命运不比我们的命运差，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好赶上80年代中后期，忽然又下海，大家都年轻，像我这样特别没出息，在一个单位里一直没动，在我的同学中绝无仅有。其他的，下海的，你下去了，你面对的当然是那个巨大的风险，好多人在那个风险里呛着了。

图源：大众摄影

在生活中，不能把自己生活成文学

黄灯：以前我也觉得读书，尤其是读文学作品是特别虚的事情。但是我跟学生交往多了以后，尤其是跟他们一起回忆中学求学，甚至是小学、童年阶段，发现很多孩子都会提到自己在很小时候的阅读对他们的影响，我因为接触农村学生比较多，都是没有什么书看的，乡村图书馆大部分都是盗版书，但是他们就算读那种东西，对他们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也有好几个学生，讲到中学阶段语文老师对他的影响。所以文学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是对少年和青年人来说，真的就是画龙点睛的作用。我发现文学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它的力量削弱很多。

李敬泽：阅读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也不认为阅读就是指文学阅读，当然可能对于少男少女来说，很多人阅读是本能地去读。但是特别有意思，我们不仅仅看黄灯写了什么，我们还看黄灯写的时候她自己预设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预设着一个东西去观察、去看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黄灯的这个身份，包括她自己整个的视野里，文学是处在很有意思的位置上。对于黄灯来说，甚至我认为可能是黄灯不自觉的，她面对这些孩子的人生的时候，当她要表达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实际上是在一个文学的尺度上谈论这个问题。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些孩子说到底不是文学的，他们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的人。而且，我们拿出成年人的基本理智也都明白，有的时候生活和那个文学价值并不完全一致。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连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都不能把自己生活成文学，尽管咱们是搞文学的。

所以我经常能够感觉到《我的二本学生》里的这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对于黄灯来说，甚至是本能的。当我们谈论青春，谈论一个孩子的理想，一个孩子在生活中和社会上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从文学上去考量的。但同时，当黄灯作为一个冷静的、同时又是一个对孩子负责任的老师时，她也能看到，有时候生活真的不能按照文学的逻辑去展开，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真要做成一件事，也还得有点傻气才行，不能是一团聪明

黄灯：如果说以前对文学有梦幻色彩，但是在工厂工作以后，尤其在广东当老师多年以后，我是有意识一定要把自己身上这方面因素消解掉的。广东的孩子是特别实际的，他平时不会跟你聊太多东西，所以我反而跟学生交往的过程中，会特别留意文学在他们生命中到底有什么痕迹。其实文学对他们来说不是文学，而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聊职业院校的学生一样，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特别实在的，学汽车焊接的就把这个技术学好，学做软件的就把这个做好，当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工。但是一个人读了大学，他的精神维度、内心世界里应该有一个独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别人永远看不到，但是他会听到自己在说什么。很多时候它会发光，自己迷茫的时候，会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照在他的世界里。我总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在，我愿意跟我的学生共同经营这样一个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对他找工作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在具体课堂讨论具体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已经跟文学没有关系，而是师生通过共同的教学生活，实现文学对人精神维度无形的塑造。当学生讲到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某个文学作品给他力量，比如李沐光讲到他高中毕业以后到深圳打工当保安，赚钱以后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给他的力量，是一种生命对另外一种生命看到并吸收到的力量，他会觉得《平凡的世界》里面那些农村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他也能吸取到那种东西。这些东西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特别重要，不管他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现实、世故、艰难，但是他的内心有这样的火光在闪烁，这跟没有这样的火光闪烁的孩子不一样，我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李敬泽：我也特别赞成，虽然我们特别难以准确地表述那是什么，但是一个人能够携带着那个亮光，而且还能够守着那个亮光不让它熄灭，其实是很可贵的。即使在现实层面上讲，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要做成一件事，也还是得有点傻气才行，也不能是一团聪明、绝对聪明。

非虚构写作，拓展了我的世界观

黄灯：从事非虚构的写作，特别要感谢敬泽老师。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出来之前，从2003年起，我在《天涯》发了蛮多我自己觉得是思想随笔的东西，都是根据个人经验写的。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而且不知道该投到哪里，所以我一系列这样的文章，全部投到《天涯》的“作家立场”栏目，我觉得全中国的文学期刊，好像只有“作家立场”才能把我写的那些文字框起来。后来我发现我写的东西跟《人民文学》的非虚构特别吻合，“非虚构”是 2010年前后明确提出来的，梁鸿这样的作家出来了，我觉得我写的东西，终于可以有称呼了。

李敬泽：非虚构转眼也都十年了。当时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有一些东西不知道往哪装，现在看好像非虚构这个栏目还是管用的。我看开卷谈2020年的图书数据，广义的非虚构，在文学阅读市场上，第一次超过小说。我相信以后恐怕常态也是这样。同时非虚构也确实给我们打开了非常多的写作空间。《我的二本学生》最近拿了很多好书奖，我也是特别喜欢，还真是看进去了。说老实话，让我读小说，我有时真是特别委屈，整个从头看到尾，有时候你感觉无所得。但是像《我的二本学生》这样的书确实是有所得的，而且对我来说，拓展了你的认识边界，我们老讲人生观、世界观，至少通过这样的非虚构写作拓展了我的世界观，我觉得蛮好的。

李敬泽与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