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照积雪，夜深千帐灯——论叶嘉莹先生的“弱德之美”

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

——“弱德之美”是很妙的一个说法。弱虽不如强，却自有一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叶嘉莹语）

那么，“弱德之美”因何而生？如何在古典诗词中理解叶先生创造的“弱德之美”？

《掬水月在手》剧照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吴子桐的书评《论叶嘉莹先生的“弱德之美” 》。文章借助对“弱德之美”的分析，向古人处寻找精神力量支持。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

文 | 吴子桐

原载《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20年12月

一

《掬水月在手》剧照

庚子盛夏，淫雨霏霏。

我在京西大觉寺与傅莹大使饮茶。是日恰逢农历六月初一，是叶嘉莹先生的生日。我提到即将上映的叶嘉莹先生纪录影片《掬水月在手》，谈及这部影片的主题词“弱德之美”。大使问我如何理解“弱德之美”？彼时，我尚未深入研习叶嘉莹先生关于“弱德之美”的著述，但从字面理解，马上浮现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莫过于水”。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更为遗憾的是引发世界政治的喧嚣纷嚷。叶嘉莹先生提出并由她本人展现的“弱德之美”，仿佛惊鸿一瞥，给了我们很多思考。

二

朱彝尊《桂殿秋》书法作品

何为“弱德之美”？

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作者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

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不伦的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作者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

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三

九月十日教师节，南开大学举办《掬水月在手》影片首映式。叶嘉莹先生是国际儒联荣誉顾问，我衔命陪同王念宁副会长专程赴南开致贺，有幸在南开礼堂聆听九十六岁高龄的迦陵先生与白岩松共话诗意人生。迦陵先生坐在轮椅上娓娓道来，鬓发皤然，声如洪钟，风华绝代。

如何理解这位耄耋老人提出的“弱德之美”？窃以为可从三个层次理解。

首先，“弱德之美”是一个词体美学的概念。叶嘉莹先生将此种美感定义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状态的一种美”。词体美学的“弱德之美”，是一种敬畏、节制、内敛、隐忍的美感，是“感情上那种承受”，是“在承受的压抑之中自己的坚持”。

再者，“弱德之美”不仅是词体美学的意蕴，更有人格风骨的美感，是一种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坚韧不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

进而，追问“弱德之美”因何而生？乃是因为词人追求理想境界而受挫不得，曲笔叙说“难言之处”。面对压力，词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却选择了用折笔言之——苏轼、辛弃疾、朱彝尊莫不如是，那是因为他们皆受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美好情感所驱使。从这个意义而言，“弱德之美”追求的是天池、蓬山、瑶台这样的诗意胜境，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

研读《迦陵诗词稿》，我发现叶先生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五种意象：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皆能体现“弱德之美”的意蕴。

《掬水月在手》剧照

叶嘉莹先生是在农历六月出生的，六月又称为荷月，叶先生的小名就叫小荷。也正因此，荷花在迦陵诗词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叶先生十六岁时初学作诗，就写了一首《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自此，荷花的意象伴随叶先生的诗词人生。“花开莲现莲落成，莲月新荷是小名”，“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掬水月在手》剧照

柔蚕的意象出现在两首迦陵诗词当中。二〇〇〇年，叶先生作《鹧鸪天》一阕：“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二〇〇七年，叶先生用此阕词韵作七言绝句：“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从“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到“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相隔七年光景，迦陵诗词同样的意象，风格一变，由凄婉到豪健，由忧思惆怅到雄心万丈，仿佛杜甫笔下“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迦陵心态可见一斑。

《掬水月在手》剧照

二〇〇〇年，叶先生读到美国作家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作《鲸背月色》（The Moon by Whale Light），说远古时期海洋未被污染以前，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受此意象感发，创作一阕《鹧鸪天》：“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时隔十七年后，叶先生又受此意象感发，创作绝句：“来日难知更几多，剩将余力付吟哦。遥天如有蓝鲸在，好送余音入远波。”

《掬水月在手》剧照

鲲鹏是《庄子·逍遥游》中出现的意象。叶先生年少时即熟读《庄子》，生平所作第一首诗作《秋蝶》，就有“三秋一觉庄生梦”之语。鲲鹏的意象在迦陵诗词中多有显现：“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

《掬水月在手》剧照

叶先生少年时从伯父习诗词，始知清代词人陈维崧别号“迦陵”、郭麐别号“频迦”，迦陵与频迦合起来，迦陵频迦就是一种鸟的名字。后来叶先生在辅仁大学从顾随先生学诗，选择与“嘉莹”发音相似的“迦陵”作为别号。迦陵频迦是佛经中描绘的一种栖息在雪山或极乐净土的人首鸟身的神鸟，向人间传递美妙声音，又被称为妙音鸟，在梵文中称为Kalavinka。迦陵频迦经常作为乐舞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讲经说法盛会上。在敦煌莫高窟的多幅唐代壁画上，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柱头斗拱上，在正定隆兴寺大悲阁观音基座上，甚至在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和日本正仓院漆器上，都能看到迦陵频迦的婀娜身姿。妙音鸟的意象在迦陵诗词稿中也出现了两处：“妙音声鸟号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偶往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性未依僧。”“迦陵从此得所栖，读书讲学两相宜。学舍主人心感激，喜题短歌乐无极。”

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是迦陵诗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五种意象。柔蚕虽然纤小，但却是坚韧不拔、九死不悔的精魂。小荷与妙音鸟，一为先生乳名，一为先生别号，此二者身形小巧，甚至不失柔弱，却亭亭玉立、卓尔不群。蓝鲸与鲲鹏，身形不复娇弱，但却遗世高蹈，雍容华瞻，是天国人间美妙高洁的象征。此五种意象在某种意义上皆为迦陵自况，具有不折不扣的“弱德之美”。

四

电影《掬水月在手》最让诗人欧阳江河感动的，是诗人叶嘉莹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体仿佛被李义山、陶渊明、杜甫等古人的灵魂附体了。诚然，叶先生年少时即喜李义山诗，中年时甚至在梦中以李义山诗意象作成绝句三首。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这五种在迦陵诗词中频频出现的“弱德之美”的意象，也无不具有浓郁的李义山元素。

且看此五种意象在李义山诗句中的呈现：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柔蚕）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蓝鲸）蓝鲸虽出自美国作家《鲸背月色》，但却颇类李义山诗中泣泪成珠的鲛人意象。

“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鲲鹏）李义山此诗虽未直呼鲲鹏其名，但“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形象呼之欲出。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妙音鸟）青鸟是神话中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神鸟形象，与佛经中的迦陵频迦妙音声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迦陵真堪李义山的旷代知音！按照欧阳江河的研究，李义山、陶渊明、杜甫是对叶嘉莹先生诗词创作特别重要的三位诗人，在她内心中各代表了一个方向：确立了内心的写作的李义山，确立了人格形象和生存方式的陶渊明，确立了诗律形式的最高规范和活生生的现实的杜甫。“她首先把这三个古人转化为她自己的生命，她把自己内心的生命转化腾空出来，然后容纳了三位古代的诗人。”

从人格风骨而言，李义山、陶渊明、杜甫都是具有“弱德之美”的诗人。李义山是创作“朦胧诗”的先锋，陷于牛李党争，“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极具史家慧眼的咏史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园田居》诗的清新恬淡只是陶渊明诗的一面，他同样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金刚怒目的一面。《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道尽杜甫的儒士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何止是李义山、陶渊明、杜甫三位古人，从生命的纵深而言，迦陵腾空了自己的生命，把整个流动的中国诗歌史的长河都纳入了躯壳，融成精魂。这条长河的源头在《诗三百》，一直汩汩流淌绵延在现代的白话诗。

叶老师在叶赫古城攀登中，2002（席慕蓉/摄）

蒙古族诗人席慕蓉陪同迦陵远赴吉林叶赫古城遗址寻根。八十高龄的迦陵陟彼高冈，默然伫立，吟诵起《诗经·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席慕蓉说，迦陵在故土找到了“三千年以前特别为她写的这首诗”。

诗人痖弦回忆，台湾新旧两派诗人起初是不相往来的。在纪念诗人的端午节，新诗人和旧诗人，“你吃你的粽子，我吃我的粽子”，“你纪念你的屈原，我纪念我的屈原”。叶嘉莹在《幼狮文艺》上以现代方法研究传统诗歌的三篇文章，使得台湾的新诗人和旧诗人开始彼此往来，“新诗人和旧诗人开始在一个桌子上吃粽子了”。

影片中的这两幕，迦陵翩然《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令人动容。

五

1943年，叶嘉莹（二排右一）与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留影

顾随是影响迦陵一辈子的恩师，言谈创作多涉及儒学禅理。顾随曾致信迦陵，希望她“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她“成为孔门之曾参”。因为曾参是孔门里听话的门生，马祖是六祖惠能之下，“强宗胜祖”。

迦陵真正传了顾师的衣钵，亦有出入儒佛的“双重心态”，作诗为人皆如是。迦陵开蒙的第一本书是《论语》，一生秉持安身立命之“道”。迦陵自撰别号出于佛经，冥冥之中与佛家有不解之缘。

迦陵十九岁时感悟人生，作有诗句：“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她这样解读：“如果你想要不负此生，为人类或者为学问做一些事，你就必须要入世”；“而我不需要隐居到深山老林里去追求清高，我可以身处在尘世之中做我要做的事情，内心却要永远保持我的一片清明，不被尘俗所沾染”。这两句诗一直被迦陵激赏，视作立身处世的理念，在南开大学迦陵学舍落成之时，用在学舍月亮门两边作为对联。据迦陵晚年口述《红蕖留梦》，她曾经假托顾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其实是迦陵自己的话。这是迦陵感慨人生忧苦所得，她超越了小我的祸福得失，把目光投向更广大恒久的向往追求。迦陵通儒参释之心可见一斑。

《掬水月在手》剧照

迦陵钟爱荷花，荷花本身即为儒家和佛家两家的象征。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有《爱莲说》传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芙蕖是儒士君子之德的写照。同样，佛经中也有多处比喻莲花的意象。

迦陵大学三年级在广济寺听《妙法莲华经》，记住“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之语，“曾向莲花闻妙法”的意象后多处见于迦陵诗词。一九八八年，赵朴老邀请迦陵赴广济寺素斋。是日恰逢迦陵荷月生日，彼地又是迦陵四十余年前听讲《妙法莲华经》之所在。迦陵感叹殊胜因缘，作有一阕《瑶华》词，“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赵朴老受此感怀，和词相赠，赞誉迦陵“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

小说家白先勇亦评价迦陵有“佛家的心胸”，“唯有具备佛家的心胸才能如此悲悯”，也感受到她“非常入世，想要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宏愿”，见证她以一己之身诠释了儒家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感慨她更有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诗人痖弦评价迦陵虽然看起来“柔弱秀美”，却性格坚强，形容她是“穿裙子的士”，儒家对士的标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迦陵都做到了。迦陵诗词格局宏大、气度非凡，晚年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师骚李杜魂”，一派元气淋漓的儒家气象。迦陵出入儒佛，兼而熟习《庄子》，儒释道三者在她的作诗为人中合为一体。这不正是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至大气象吗？

我想起了四十年前，著有《最后的儒家》一书、因梁漱溟研究而暴得大名的美国汉学家艾恺，第一次在北京采访他心目中“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听到梁先生叙述自己“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对于有着严格宗教教派分野的西方学者而言，不啻“当头棒喝”。艾恺慨言，他起初对此茫然不解，后来终于想通，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同为新儒家的程朱陆王，虽然都讲义理心性，但其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梁启超、章太炎等同样将儒家、佛家和西方思想融入其理论思考。

从气象的宏阔而论，迦陵儒释道合一，取径西方现代文论等研究中国诗词，在儒释道三家之间出入表里、游刃有余，在中国诗词研究的领域，走出“古今中西之争”。迦陵治学之融贯新旧，让我想起朱晦庵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