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起看电视，现在各自刷手机：“看电视”更能让人们连接吗？

上次看电视的时间、场景，你还记得吗？

95年前的今天，1926年1月27日，英国发明家约翰·贝尔德向伦敦皇家学院院士们展示了一种新型的、能够通过无线电传递活动图像的机器。这就是“电视”。人们无法判断电视的具体诞生之日，其诞生也不是具体某个人完成的。可是95年前的今天却让更多人开始着迷这一组奇怪的装置。

当代“看电视”。（图：IC photo）

可以说，电视是发达工业文明的产物，也随着世界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而成了明日黄花，让位给新兴的互联网。同样地，过去在家做作业被家长警告“别看电视”，也变为“别玩手机”。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记忆里，作为家庭集体活动的“看电视”其实曾经也被认为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影响阅读能力和注意力。

麦克卢汉曾说：“倘若电视将要剥夺我们文明的个性，剥夺我们不同的自我，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掉电视。因为就我所知，电视与西方文明的延续是不可兼容的。”但也正是他，在1967年就预言：“等到电视变为一种旧技术时，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和欣赏它辉煌的性质。”现在，几十年已过去，反而是时候让我们真正理解和欣赏它了。不妨随本文作者的童年记忆从电视普及之初开始。

撰文丨维舟

01

“看电视”：

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兴起

如今回想起来，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看电视本身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性体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乡下，电视机仍是奢侈品，甚至光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还是凭票供应的。在那个年代，电视是结婚嫁妆中的“新三大件”之一。那时一台屏幕很小的显像管彩电也要1000多元，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因而很多人家里都只有黑白电视，只有我爸单位里才有一台14英寸的日立牌彩电。

即便是黑白电视，也足够令人艳羡了，它像是乡下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一个入口，折射出光怪陆离的想象。最早买电视的人家很快成了新的社区焦点，很多人甚至会捧着饭碗，去邻居家的院子里，一起看电视。后来我一个广西同学说，在他们乡下，一些去广东打工发了财的邻居，甚至还向来看电视的人收门票：每人每晚5分钱。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的电视作为“茶室里的电影馆”，确实名副其实。

黑白电视机记忆。（图片来源于网络，转引自中国家电网）

和报纸不同，电视不需要发展阅读技能，就算是文盲也能看得懂，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编排，将乡村社会也卷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此同时，它极其直观地展现了外面的世界，激发起人们向外发展的冲动和消费欲望——至少看过的人都渴望自己也马上赚钱去买一台。没几年，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年轻人都关起门来自己看电视，原有的乡村生活逐渐瓦解，这与社会学家的观察一致：电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使人孤立的技术，它倾向于强化核心家庭，但代价是减少了一般的社区公共生活。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在调查了两个印度村庄之后，写成《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而书中的很多描述与结论，其实也同样适用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他发现，电视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生活节奏，“现在，乡村的生活不再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安排，而是根据电视节目的时间表来安排”。这种新媒体尤其对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理想抱负和人生目标常常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而非他们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老人从没显得如此落伍。村庄里有电视的人家由于接触到新信息而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结，但没有电视的人家却变得更弱势了。

聚在一起看电视的人们。（摄影：张培林）

02

电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从“普通话”到“民族工业”

在中国有所不同的是，电视的普及极大地推广了普通话，如今每家的孩子都可以通过这个小盒子听到远比老师和父母都更标准的普通话，在这一点上，它比以前的广播威力大得多。中央电视台1983年正式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很快成了中国人的新民俗，十数亿海内外华人几乎每年都将这作为必看节目，这和以往弥散的民间习俗不同，真正创造出一种“全中国人一起过日子”的想象。《新闻联播》则证明，电视使舆论全国化了，这是以前任何报纸都无法做到的。

1983年春晚画面。

美国学者鲍大可在1980年代重访中国后写下《中国西部四十年》一书，他发现，电视强有力地激发和推动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一种自我发展的意识，因为它不断向人们展示中国如何落后于世界，使人们真正“开眼看世界”了。正因此，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的杨松强调：“越是偏远地区，越应率先发展电视事业，因为电视是改革思想观念、缩短本地与先进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

这一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大国和穷国，中国电视机的普及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电视渗透率从0到75%只用了7年；日本电视普及率在1955-1960年间就从0.9%飙升到33.2%，1970年就已高达94.7%；中国则是1970年才造出第一台国产彩电，真正的普及晚至1990年代，而直到2000年也只有86%——但已高于78%这个世界平均值。事实上，长虹、TCL等国产彩电在2000年前后全面“收复”市场，在当时本身就带有象征意义，表明中国的民族工业真正崛起了，也让国人对“中国制造”平添了许多信心。

也正因为对中国社会而言，电视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现代性体验，而当时又普遍觉得“现代化”无论如何是好事，因此，在那种全民渴望拥有电视的年代里，国内很少出现像西方那样对电视文化的批判性反思。相反，中国人特别爱看电视，以至于这种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重要性：在1990年后长达约二十年的时间里，电视广告费用占了全国广告总额的三分之二，而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仅在三分之一左右。

从这一意义上说，电视的普及和更新换代，正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也是人们生活品质逐渐改善、提升的最佳缩影，象征着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拥抱。最终，它也证明，只有当这些得到充分满足、电视从奢侈品变为被冷落的大件家具之后，我们才能回过头来反思，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伴随着电视的普及，一批国产电视剧也流行开来。图为《西游记》（1986）剧照。

03

电视威胁阅读和公共生活了吗？

对电视的批判，在发达国家并非新鲜事，甚至可以说从它诞生伊始就伴随着这样的争议。据《美国受众成长记》概括，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电视观众可能因此放弃了其他更有价值的活动；二是电视节目对观众具有审美的、社会的或道德的负面影响。

《美国受众成长记》，[美]理查德·巴特兰德 著，王瀚东 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7月。

在这些方面，首当其冲的是电视对阅读活动的破坏性影响。德国学者本雅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忧虑，在电波信号“咆哮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很难找到而且也许根本找不到回到‘真正安静的’读书环境中去的路了”——但他那时担心的还只是广播、电影，还没想到后来电视的冲击更为猛烈。

这不算是耸人听闻。各项研究都证明，几乎在每个社会，人们看电视时间越多，读书就越少。《愚蠢的白人》列出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美国成年人年均阅读时间只有99小时，但在看电视上却耗费了1460个小时。

《日本大众传媒史》也证明，随着电视在1955年后日益普及，15岁以上读者的读报时间逐渐减少：1959年每天55分钟，1963年降至每天45分钟，1966年再减少到每天38分钟。在中国，1980年代曾是阅读活动最后的黄金时期，而它如今的衰落，可想而知也始于电视的冲击。

《日本大众传媒史》，[日]山本文雄 著，诸葛蔚东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不仅如此，当电视成为家庭生活焦点之后，很快就会使之内向化了。电视的普及取代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晚饭后的亲密谈话，使几乎所有社会的民俗传承变得面目全非，当一家人都目不转睛看着电视屏幕时，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也被削弱了。路易斯·克罗南伯格有一句名言：“汽车曾诱惑人们离开家庭，而电视却使他们回转家庭，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毁了家庭。”

家庭内部尚且如此，公共生活就更不用说了。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分析大量数据后强调：“看电视的增多意味着几乎每一种形式公共与社会参与的减少。……电视不仅仅是社区参与度低的伴随物，而且实际上是后者的一个原因。电视的到来所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所有年龄的人对社会、娱乐和社区活动的参加都减少了。电视使闲暇时间私人化了。”他的结论是：看电视是“对社会参与最具破坏性的一项行为”。

在美国，电视不仅改变了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举进程和结果。很早就有人说过，像林肯这样外形不佳、演讲又长又乏味的政治人物，在电视辩论的时代是无法胜出的。著名记者哈伯斯坦在《出类拔萃之辈》中就曾语带讥讽地说：“电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成了候选人的主要仲裁者以后，肯尼迪的形象在荧光屏上是动人的。”里根能当选总统，与他曾经的好莱坞三流影视明星身份不无关系；当然，更典型的是特朗普，他可能是第一位“真人秀”总统，电视时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极其在乎个人形象，特朗普在这一点上可谓是道成肉身。

1960年，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辩论。

04

当批判成为“过去”

对电视的另一大类批评，则强调它的破坏性影响：和书籍不同，它没有门槛，无法分级，是流行文化的极好载体，但也因为这种大众化的特质，它的信息常常是浅薄的、暴力的、诱惑的或贪婪的，往往还会对孩子灌输社会刻板印象。中国香港作家林奕华发现，香港人关心的事情，有很多是电视台“告诉我们的”，它尤其使“娱乐”一词变成只有一个层次：不用脑筋，没有品位，何必认真，无谓要求。

在内地，这样的弊害不是没人提过，但某种程度上正由于电视台商业化程度并不彻底，它还没有到“娱乐至死”的地步。欧美评论家常常指责电视上“没有背景知识的重复指令”造成了“公众根本性无知”，日本学者小南一郎也曾强调不应与电视台接触，因为“学者就是学者”，然而在中国，像“百家讲坛”的火爆证明，学者不仅很喜欢电视这个新媒体传播形式，而且受众也把这看作是一个有效的信息获取渠道。至少有时候，电视也确实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媒介形式。在日本，民谣自从1960年代搬上电视之后，在全国复兴，很难想象其他媒体形式能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美] 保罗·福塞尔 著，梁丽真 等译，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2月。

尽管《格调》一书嘲讽，“越靠近下层，电视整天开着的可能性就越大”，把它看作是一种浅薄的大众文化，但不可否认，电视强有力地推平了雅俗文化之间的壁垒。它是一种文化快餐，对效果的评估则取决于收视率，促使人们关注数量多过质量，但这本身就是现代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即便到了互联网时代仍是如此。

在电视时代，有句话说，“电视制造一个社会的灵魂”。不论好坏，电视实现了以往通俗文学、报纸杂志都不曾达到的程度，它使大众文化真正深入到千家万户，通过这种全新的媒介形式传播信息和理念，潜移默化地形塑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凡是电视上呈现的就是真的。

如今，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短短十年间就击败了电视曾有的霸权，它对年轻一代来说可能已不再是生活的焦点，而变成了一种备选项。

1962年，当电视在美国刚刚普及还没几年时，电影《满洲候选人》里的主角曾有一句颇具预见性的台词：“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一进房间便打开电视，另一种是一进房间便关掉电视。”五十年后，这番话似乎变得更耐人寻味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也变得更为明显了；但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掉电视之后，网络又会把一个社会的灵魂塑造成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