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乱苦痛的魏晋时代，名士们在“送别诗”中找到了身心栖居之道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
魏晋是一个充满了混乱与暴力的时代，政权频频更迭，各种社会争斗极其剧烈。许多名士被无端卷入政治漩涡中惨遭杀戮。何晏、嵇康、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等名士都相继死于非命：嵇康就刑前悲呼着“广陵散于今绝矣！”，阮籍忧叹着“但恐须臾问，魂气随风飘”……
魏晋时代的乱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彻底混乱，原有的价值秩序崩塌，儒家的圣人汤武周孔被好清谈、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取代，嵇康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曹植和潘岳都有《闲居赋》，表达了在乱世安居的渴望。两位才子在诗中都洋洋洒洒地描绘出一幅和美舒适的生活场景，来慰藉乱世焦虑惶惑的心灵——人们亟需重建意识形态领域和现实世界的秩序。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身处的现状命运，他们忧生嗟乱，悲凉而慷慨的情绪成为整个魏晋文学艺术的基调，他们既放旷潇洒、及时行乐，又非常严肃地关注生命终极意义。
离乱之世反而促成文士之间形成了互相欣赏的良好关系，文人内部生成了高度认同感、归属感。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十四友到兰亭雅集等文人集会宴游盛况可见一斑。文人之间迎来送往的活动是他们在乱世体道的重要方式。
魏晋送别诗就是文人良好交际的重要记录，是他们探寻生命价值及生存之道的思想历程和心灵轨迹的写真。那些诗作用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了文人探寻身心栖居之道的实践过程。
01 在悲歌慷慨的送别诗中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诗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创作目标也逐渐明确，表现为创作题材的丰富多样，创作意识的自我化。其中送别诗超越了先秦两汉时期，以即时的离别场景为描写内容，抒发离愁别绪的送别诗备受文人青睐。
曹魏时期送别诗数量还较少，其中真正从创作手法和思想情感上超越前人的是曹植、王粲、应玚。从送别诗题目与内容上看，大多记录的是文人亲身经历的重大离别事件。
这些作品使用第一人称而不再像先秦两汉时的第三人称代言范式，打破了虚构他人离别场景、替别人抒情的传统，是诗人对生离死别的敏感、真实把握体验，离愁别恨是他们的切身之痛。并且，他们的送别诗更注重描写动乱年代中生命遭受的肆意摧残，表现出诗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刻思考和执著追问。
如曹植的《送应氏》两首用很大篇幅描写洛阳战乱后的破败景象：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这些描写赋予离别以现实的社会内容，勾勒出诗人与友人分别的历史背景，正是“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乱象，才使那个时代的送别显得格外沉重。
还有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写与白马王临别赠言，感叹世道人心的凶险，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无常，充满深沉感喟和对人生的忧惧和怀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诗人悲愤地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
应玚《别诗》中的“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抒发了离别的无奈和重聚的渺茫，悲不自胜。
王粲在朋友兼同僚的蔡睦东归故里时，在《赠蔡子笃诗》一诗中流露出深情厚谊的同时，又注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对世路的忧虑，可谓情挚惋凄、凄怆动人：
“悠悠世路，乱离多阻……风流云散，一别如雨……瞻望东路，惨怆增叹……嗟尔君子。如何勿思。”
以曹植、王粲、应玚为代表的曹魏送别诗与时代密切相关，既写出了乱世离别带给人时空上的阻隔之无奈，又幻想化为自由的飞鸟或在梦中畅通无阻相聚的美好愿望。
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深重的哀伤；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迷茫、彷徨的状态中。这造成了曹魏送别诗弥漫着深重的忧患意识，既有对国家政治的思考，也有对个人命运前途的思考和探索。
02 在玄意幽远的送别诗中安身立命
肇始于正始，大盛于西晋的玄学，使得玄言诗统治了诗坛。在这股玄风中，送别诗数量也有所增加，也使这时期的送别诗流露出浓郁的玄学说理色彩。在西晋人心中，感悟人生宇宙的玄学修养与亲友惜别的深情是相得益彰的。可以说，玄学是西晋时期文人思想的源泉、灵魂的支柱，人们从玄学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
从西晋前期文人孙楚到后期文人张载，他们的送别诗或多或少都带有玄学色彩，诗人们借谈论玄理表达对人生聚散离合的达观、超脱以及乐天知命的态度。诗人们借助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等篇的典故，试图以玄学修养来超脱离别的痛苦，努力宣讲达人乐天知命、得意忘言等道理的谈玄手法是西晋送别诗特有的现象。
一方面，它与西晋文人贵玄学、尚清谈是分不开的，但是西晋文人热衷清谈已经不是像正始名士那样注重探讨和创立玄理，而是追求一种生活情趣的满足。西晋的清谈已经演变为士人普遍的一种生活享受，一种表示风流素养的手段了。西晋清谈之风的转变，使诗人不再追求深奥的形而上的思辨，而是将其玄学素养展示在诗歌创作之中。
另一方面，送别诗中诸如“三命皆有极”、“吉凶如纠缝，忧喜相纷扰”和“识意在忘言”等诗句揭示出对老庄哲学的膜拜和折服，人生的乖离聚散更使富有玄学修养的诗人体验到生命的变化无常，真正是情何以堪，生命不能承受来自乱世离别的双重之重。
送别不仅是特殊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人们体验丰富与多变人生的重要契机和媒介，从追求人生丰富体验的意义上讲，西晋送别诗超越了曹魏送别诗。
尽管西晋送别诗带有浓厚的玄言说理色彩，但是说理和议论并没有简单地替换、取代离情别绪，因为从西晋玄学家的主张理论上看，他们并没有刻意取缔或排斥感情的存在，而是宣扬“应物而无累于物”的“圣人之情”。
因为玄学本身并不排斥感情，只是强调以性统情，感情要服从理智，要理性对待感情，魏晋名士甚至比其他人更痴迷于情。
王戎所说的“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情，里面有对人格美的倾慕。向外发现自然之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举翮抚三秦。抗我千里目。念当隔山河。执觞怀惨毒。孙楚《冯翊祖道诗》
乖索易永久，寻离觉月促。辽落隔修途，窈窕阂丘谷。郭愔《与从弟别诗》
赠物虽陋薄，识意在忘言。琼琚尚交好，桃李贵往还。萧艾苟见纳，贻我以芳兰。潘尼《送大将军掾卢晏诗》
这三首孙楚、郭愔、潘尼的送别诗中惆怅萦怀，意绪低回，正是送别之际伤感情绪的真实表露。而潘尼的“知命虽无忧，仓促意低回”恰恰是送别诗中玄理与抒情并存的形象说明，知命无忧，显然是理智上的超脱，情绪低徊确乎是感情上的深深触动。
西晋送别诗中说理与情感并重，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平衡、相互牵制的关系，说理从一定程度上消解、淡化了情感的激越、偏执和压抑紧张，使得抒情变得平和、典雅；反之，抒情的介入又使得诗歌不至于成为空谈玄理、淡乎寡味的纯粹说教。
因为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西晋送别诗没有曹魏送别诗那种由对生命的追问引发的大悲大痛的激情，而是对待生命保持理性、达观的审视心情，西晋送别诗整体表现出平和、典雅、理性、通达的风格。
03 在充满哲思与诗意的送别诗中栖居
自1951年10月6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作题为《人，诗意地栖居》的演讲后，“诗意地栖居”这一理念随之风靡全球，人们无不以诗意栖居作为身心存在的最高境界。
其实中国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就对浪漫理想的生存状态有过向往和描述：《逍遥游》中的“无待而游”，庄子追求超然世外“乘物以游心”。“乘物”即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游心”指获得身心自由愉悦的审美体验。《知北游》中“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是一种对人往返于大自然精神畅快的审美体验，这里的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的共存状态。
魏晋时由于特殊的世相，对当下生存之道的探索迫在眉睫，先秦道家的生存哲学给予他们极大的启示。道家之道神秘莫测，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万物生生不息乃仰仗于道，即《渔父》中的“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离开了道，万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道”也是一种境界，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要通向“道”的境界，就要去除内外蔽障，摆脱生命的束缚，回归生命本然，达到身名俱泰的境界。在《答许询》诗中，孙绰借用道家哲理阐明身名俱泰的内涵：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举，或恬蒙园。道足胸怀，神栖浩然。”
他认为，外身遗荣是魏晋士人达到诗意栖居理想境界的前提条件。“道足胸怀，神栖浩然”就是在自然的灵动与纯净中内心和谐，并充溢着对万物的深情与厚爱。
陶渊明的诗就描绘出了欣欣然乘物游心的诗意栖居之美图景：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陶渊明的这些诗参破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他既遵从着儒家的伦理原则，注重个人品格；又崇尚道家的自然之意，追求真而不流于颓丧跌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世事、社会、人生和民众终有一份出于本性的天然关怀。
东晋送别诗的说理成分大大减弱，只有东晋前期诗人李充的诗《送许从诗》还多少带着一些玄学色彩，东晋中期和后期的诗歌已经摆脱了玄学成分，而东晋后期送别诗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写景和叙事成分有所增加。
这种写景、叙事取代说理的文学现象说明东晋送别诗已经摆脱玄学的影响，可以尽情写景、叙事、抒情，而写景、叙事的目的是将诗人导入特定的送别场景，为诗人集中笔墨抒情作出铺垫，使送别诗中出现大量的景物描写成为可能。
从东晋中期开始，文人们分别时带着审美的心态面对自然美景，离别之际对自然界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甚至春秋代序有着独到的感悟。如《世说新语》中所说：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东晋人在分别之际感叹“居然有万里之势”，表明大自然不仅是人们的审美对象，而且自然美对离别时的感伤情绪具有积极的调节功能。自然美景不仅可以淡化人们分离时的怅惘，甚至可以给饯别带来一些愉悦。
谢琨在《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中写道：
“苦哉远征人，将乖萃余室；明窗通朝晖，丝竹盛萧瑟。”
送别时，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和与欣赏，是东晋后期所特有的文学现象，这种审美方式最终取代了西晋诗歌以深奥玄谈来超越送别时痛苦的艺术方式。以深情面对山水的审美趣味更好地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送别时人与人的和睦之情相得益彰。
陶渊明的送别诗已经能自如地运用景物描写渲染离别气氛。如果说陶渊明的《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是融情于景的话，《与殷晋安别诗》的“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则是融情于事，侧重叙事手法的运用，采用纵向描写时间手法，借回忆昔日友情来倾诉惜别之情。
在陶渊明的送别组诗《赠长沙公》中，诗人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远历史与精神美德，另一方面鞭策长沙公不断修业，继承父业。这首诗体现了诗人重视立身处世、关怀后辈的长者风度。
另外，第三章的“笑言未久，逝焉西东”道出即将离别的不舍，二人意气相投，惜别之情真挚自然。虽有“三湘”“九江”阻隔，路途遥远，也寄望于书信聊慰相思之情。第四章的“进篑虽微，终焉为山”勉励长沙公继续进德修业再荣宗族，对惜别之人寄予了殷切厚望。
从这组送别诗中可见陶渊明已将儒、道思想融会贯通，也难怪唐宋人将他推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人物，为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范型。
总而言之，魏晋送别诗揭示出文人既拥有哲学向度的思维方式，又富有艺术气质的人生行为，焕发出激荡人心的独特魅力，充分体现了士人对待生活与生命的审美心态。宗白华先生曾说过：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那些送别诗中的栖居之道折射出魏晋风度，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