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批林批孔”时，有三个“国学大师”明确反对，他是其一

元月17日，是吴宓先生的忌日。吴宓是现代学界公认的一个大师级人物，1978年1月17日在陕西老家去世。

吴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所谓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式，具体内容是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内在联系与原因。

吴宓，本名玉衡、字雨僧，笔名余生。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的一个大富之家，是陕西女首富周莹的堂侄。

吴宓本名吴玉衡中的“玉衡”二字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是北斗七星之一；而吴宓之名，则是他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取得。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而吴宓的字“雨僧”，则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1916年，吴宓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回国后，辗转全国各地、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昌武汉大学等。1949年，吴宓入蜀定居，曾在重庆相辉学院、北碚勉仁学院、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最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

吴宓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且终生从教。东南大学期间，他与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并以该杂志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一个流派，即“学衡派”。该流派主张学术上应中西融合（即“求衡”），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观点，但在当时却不合时宜，被认为是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在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期间，聘请了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授课，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加上李济，称“五星聚奎”），名动天下。

当时，吴宓主持的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吴宓也因此称“得人”。其中，钱钟书是其最得意的弟子，而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季羡林、赵萝蕤、谢国桢、王力、吕叔湘等都是他那个时期的门生。

西南联大时期，他也带出了诸如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许渊冲、查良铮、何兆武、杜运夑等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弟子。

吴宓是一个具有真学识、真性情的人。在上世纪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据称全国只有三个教授，那就是他和梁漱溟、容庚。

吴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吴宓演讲红学，可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现场诸位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当年，昆明的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在清华大学上课时，看到女生站着听课，他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吴宓的个性既如此，在那个火红年代受到批判也就难免；被批后，再无人叫他老师。

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到吴宓，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

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

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

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

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

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的一位女教师见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

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我给的不算多。

文革中，和吴宓类似的情况很多，本人受到批判、政治地位被打倒，但经济地位没降低。当时吴宓是二级教授，工资不菲。

但吴宓并不是挥金如土的人。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

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说起道德修养，吴宓先生也为很多人诟病。纵观他的情感历程，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标准“渣男”。

当年，同学陈烈勋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他时，吴宓却看上了陈的闺蜜毛彦文(1898—1999)；而那时，毛已是吴宓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

毛和朱分手后，吴宓不顾自己是有妇之夫、且已有三个女儿，对毛彦文展开狂热的追求；以妻离子散的代价赢得毛彦文的芳心后，却又同时和另外两个女人交往。即便在和毛订婚之后、毛彦文在上海等待他迎娶时，他竟然还去杭州追求一个叫卢葆华的女子。最后，让毛对他绝望，嫁给了熊希龄（1870—1937），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

可是，颇有戏剧性的是直到1953年，年近60岁的吴宓与20多岁的姑娘邹兰芳结为夫妻时，据说他心中想念的其实还是毛彦文。但1999年的一天，某研究吴宓的专家在台北拜访年逾百岁的毛彦文时，谈起她和吴宓的情感，毛冷冷回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

前文说过，吴宓对钱锺书分外赏识，关爱有加，曾言：“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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