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批林批孔”时,有三个“国学大师”明确反对,他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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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7日,是吴宓先生的忌日。吴宓是现代学界公认的一个大师级人物,1978年1月17日在陕西老家去世。
吴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所谓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式,具体内容是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内在联系与原因。
吴宓,本名玉衡、字雨僧,笔名余生。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的一个大富之家,是陕西女首富周莹的堂侄。
吴宓本名吴玉衡中的“玉衡”二字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是北斗七星之一;而吴宓之名,则是他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取得。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而吴宓的字“雨僧”,则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1916年,吴宓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回国后,辗转全国各地、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昌武汉大学等。1949年,吴宓入蜀定居,曾在重庆相辉学院、北碚勉仁学院、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最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
吴宓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且终生从教。东南大学期间,他与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并以该杂志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一个流派,即“学衡派”。该流派主张学术上应中西融合(即“求衡”),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观点,但在当时却不合时宜,被认为是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在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期间,聘请了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者授课,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加上李济,称“五星聚奎”),名动天下。
当时,吴宓主持的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吴宓也因此称“得人”。其中,钱钟书是其最得意的弟子,而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季羡林、赵萝蕤、谢国桢、王力、吕叔湘等都是他那个时期的门生。
西南联大时期,他也带出了诸如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许渊冲、查良铮、何兆武、杜运夑等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弟子。
吴宓是一个具有真学识、真性情的人。在上世纪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据称全国只有三个教授,那就是他和梁漱溟、容庚。
吴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吴宓演讲红学,可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现场诸位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当年,昆明的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在清华大学上课时,看到女生站着听课,他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吴宓的个性既如此,在那个火红年代受到批判也就难免;被批后,再无人叫他老师。
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到吴宓,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
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
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
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
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
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的一位女教师见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
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我给的不算多。
文革中,和吴宓类似的情况很多,本人受到批判、政治地位被打倒,但经济地位没降低。当时吴宓是二级教授,工资不菲。
但吴宓并不是挥金如土的人。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
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说起道德修养,吴宓先生也为很多人诟病。纵观他的情感历程,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标准“渣男”。
当年,同学陈烈勋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他时,吴宓却看上了陈的闺蜜毛彦文(1898—1999);而那时,毛已是吴宓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
毛和朱分手后,吴宓不顾自己是有妇之夫、且已有三个女儿,对毛彦文展开狂热的追求;以妻离子散的代价赢得毛彦文的芳心后,却又同时和另外两个女人交往。即便在和毛订婚之后、毛彦文在上海等待他迎娶时,他竟然还去杭州追求一个叫卢葆华的女子。最后,让毛对他绝望,嫁给了熊希龄(1870—1937),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
可是,颇有戏剧性的是直到1953年,年近60岁的吴宓与20多岁的姑娘邹兰芳结为夫妻时,据说他心中想念的其实还是毛彦文。但1999年的一天,某研究吴宓的专家在台北拜访年逾百岁的毛彦文时,谈起她和吴宓的情感,毛冷冷回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
前文说过,吴宓对钱锺书分外赏识,关爱有加,曾言:“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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