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的权力与修辞：全球史语境下的帝国与周边世界

“权力”是他者的凝视，而“修辞”则是这种凝视下的一种具象。受肆虐全球的疫情影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举办的2020年第四届“拜占庭学研讨班”改为线上讲座系列。10月13日至12月1日，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挪威科技大学、贝尔格莱德大学等高校的8位国际拜占庭学专家通过网络平台zoom，以讲座的形式与古典所师生进行交流，其间来自欧美高校及国内院校的古典-拜占庭学方向的师生也在线参与了讲座。

本次系列讲座以“拜占庭的权力与修辞”为主题，8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出发，探讨了在拜占庭历史发展的各时期，政治权力在文学、宗教、外交、军事以及货币等领域呈现出的明与暗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出拜占庭文明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展示了其在全球史语境下与帝国周边世界的互动和交流。

圣索菲亚大教堂

第一场讲座作为整个系列的开场，由奥地利拜占庭学会主席，维也纳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拉普（Claudia Rapp）主讲。拉普教授是国际拜占庭手稿与宗教研究的权威，曾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为奥地利科学院拜占庭研究中心的主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通信院士，维根斯坦奖获得者（2015年）。她演讲的题目是《拜占庭帝国话语的力量》（The Power of Words in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尽管在整个古代世界，言论自由(希腊语中的parrhesia，拉丁语中的libertas)是一种受到高度重视的政治和社会美德，但这种所谓的“自由”也仍然处于社会规范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支配之下，修辞学者们清楚地感受到向当权者直言的危险，因此对这种美德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理解态度。言论自由不是自然赋予的；它是一种文化建设，受到社会规范、法律规则、修辞习惯和剧本角色的制约。无论是所谓的直言不讳者还是曲意逢迎者，实际上都在采取特定的修辞方式，将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向受众传递。在拜占庭时期，言论自由的论述被挪用、改造、基督化，并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那里，向统治者直言不讳以纠正政治进程的个人继续践行着言论自由。它的践行者在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同时，也利用了旧的元素。圣徒传记、各种抄本、历史文献和皇家礼仪都成为了这种实践的物质载体，在拜占庭的历史长河中上演了一段修辞与权力的奇妙共舞。

第二场题为《信仰的权力：为民制造圣人》（The Power of Belief：Inventing Saints for the People）的主题演讲来自前德国拜占庭学会主席，慕尼黑大学教授，阿尔布莱希特·贝尔格（Albrecht Berger）。贝尔格教授为该校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权威拜占庭期刊《拜占庭杂志》（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主编。贝尔格教授专注的领域是君士坦丁堡城市研究。他从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圣徒传记研究入手，对信仰这一主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圣徒传记文本的分析，他提出，圣徒和圣徒传记的产生并不像是传统观念中理解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圣徒事迹和圣徒传记的产生更多的是一种对民众神学和现实需求的迎合与反映。许多圣徒实际上是被民众制造，也是为了迎合民众而被发明。其中有两种形式最为常见，一种是先有圣徒人物而后为塑造形象而编织了一些事迹；另一种是先有神迹传说，人们为了宣传这段传说而将其至于某些圣徒身上。

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是拜占庭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拜占庭历史的发展进程。科隆大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中心主任、拜占庭学讲席教授克劳迪娅·索德（Claudia Sode）在题为《教会的权能：圣像破坏时代的圣徒传记》（The Power of the Church：Hagiography from the Period of Iconoclasm）的讲座中指出，因为圣像破坏派的最终失势，后世的编年史家（多为圣像崇拜的教会人士）在对圣像破坏派的代表人物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描写中，多有诋毁，并且指出圣像破坏运动造成了规模的迫害。综合各种史料以及对文本的批评性分析可以发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自9世纪始，教会一直试图从圣像破坏运动中洗白自己，将自身打造成为圣像破坏派皇帝的坚决反对者和圣像崇拜的捍卫者与殉道者，他们所描述的对圣像崇拜派的大规模迫害似乎并未发生，以往大迫害所依据的最著名的圣像派殉道者小圣斯蒂芬（St. Stephen the Younger）是因为政治矛盾而非宗教观念而殉难。

在风云动荡的6-7世纪，拜占庭帝国经历了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在内部，国内矛盾激化、宗教冲突和政治变乱愈演愈烈；在外部，外敌入侵频繁，各地战乱不休，大片国土被新兴的阿拉伯人占领。来自挪威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列夫·英格·雷·彼得森（Leif Inge Ree Petersen）的演讲《帝国合法性与7世纪圣徒传记中权力的修辞》（Imperial Legitimacy and the Rhetoric of Power in Seventh-Century Hagiography）展现了这段时期内，圣徒传记里为构建希拉克略王朝执政合法性而表露出的修辞语言。他指出，当时圣徒传记和民众中普遍存在预定论和启示观念，同时，彼时社会中发生了从“民间圣徒”到“军事圣徒”的崇拜转向。

希拉克略皇帝的前任莫里斯皇帝和福卡斯皇帝都因为忽视圣徒的训导而招致灾祸，这种有些消极的命运观在当时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表露，反映了在瘟疫、战乱、灾害带来的社会剧变下拜占庭民众的精神面貌。同时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宗教和政治观点各异，在民间颇有影响力，对帝国中央政府态度微妙的“民间活圣徒”形象（以圣徒马克西姆（Maximos）为例，他是一名虔诚的卡尔西顿派信徒，拒绝一切宗教和解，在策划反对中央政府的起义失败后，他游走各地，甚至向阿拉伯哈里发求援，谋求推翻君士坦丁 堡一志论统治者），逐渐被反抗外敌侵略和帝国军事活动相关的“军事殉道者”在叙事中取代，体现了当时拜占庭国家渴望从宗教纷争中脱身，团结一切力量抵抗外敌的现实需求。

挪威拜占庭学会主席、挪威科技大学的施塔芬·瓦尔格伦教授的讲座《御前集会：皇帝在发言！》（Silention：the Emperor Speaks）从礼仪和典章中的御前集会（silention）入手，分析拜占庭帝国的皇权是如何通过具体的规章仪式在日常中表现出来，从而在社会内建立和巩固皇帝的神圣性和权威性。Silen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ilentium，意为沉默、安静。该词衍生为silentiaros，是一个自罗马帝国时代便存在的职位，主要负责维持王庭中的秩序和安静。在拜占庭时期这一官职（或头衔）继续存在。在早期，御前集会主要是皇帝和元老以及贵族们召开的会议，后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仪式性集会，在集会的时候，皇帝会得到众人的崇敬，有时候皇帝也会在这种场合接见外来使臣。在该集会上发言，无疑是对发言者最大的尊重和彰显发言者权势与威严的有效途径。这种御前集会发生在外交场合的时候，如同其他一些繁文缛节和奢华装饰的震慑一样，是拜占庭皇帝对谈判对手的一种无声的压制。

拜占庭皇帝尤斯蒂尼

最后三场主题演讲集中于拜占庭中晚期。其中，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瓦拉达·斯坦克维奇（Vlada Stankovic）和塞浦路斯大学助理教授狄奥尼西奥斯·斯塔萨克布鲁斯（Dionysios Stathakopoulos）聚焦于个案研究。斯坦克维奇教授在《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1118-1143）：一个权力与修辞的个案研究》（Emperor John II Komnenos [1118-1143]: a Case Study in Power and Rhetoric）的讲座中，重点分析了文本中隐含的约翰二世的权力。约翰二世是中期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在其父和其统治之下，帝国逐渐从前朝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呈现出勃兴之势，学界称之为“科穆宁文艺复兴”。这一时期保留下来涉及到约翰二世的众多文本、包括诗歌展现了很强的修辞特征。上述文本通过描写约翰二世战争中的英伟身姿与气势、统治的宽仁宅厚、宗教的虔诚等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英勇神武、受万民敬仰爱戴的君主。斯塔萨克布鲁斯博士在《晚期拜占庭演讲中金钱的角色变化：以约翰·坎塔库津为例》（The Changing Role of Money in Late Byzantine Discourse：the Case of John Kantakouzenos）的讲座中，重点探讨了帕勒奥略格王朝的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即约翰六世。他是拜占庭末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两约翰内战”的其中一方，他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将时任统治者约翰五世赶出君士坦丁堡，自己登基称帝，但最终被约翰五世及其威尼斯盟军推翻下台，只得遁入修道院著书立传了此残生。作为一代权臣，坎塔库津自然颇具家私，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坎塔库津对于金钱的态度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金钱尺度来衡量财富，而且坎塔库泽努斯这样的大贵族仍然宣称自己将财富运用于公共利益，此外在他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对财富的关注也从外省转移到首都。他努力于拜占庭的财富增值，希望打开商路积极参与海上贸易，但在内忧外患之下他自己黯然下台，努力也付之东流。

俄裔学者牛津大学博士后亚历珊德拉·福科维奇（Alexandra Vukovich）关注于拜占庭与早期罗斯国家的互动关系。她的讲座《早期罗斯的拜占庭钱币》（The Byzantine Coinage of Early Russia）首先讨论了罗斯历史起源的问题，指出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强调罗斯统治阶层来自维京人，而国家的臣民以及主体文化还是斯拉夫的。在此基础上，她提到了10世纪，在北欧和东欧来自欧亚腹地的阿拉伯银币开始枯竭，贸易也几于中止，而彼时罗斯统治区域内出土的拜占庭类型的钱币证实，拜占庭的影响开始盛行，并对罗斯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推动学术进步，促进我国古典文明史研究尤其是拜占庭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展开国际合作，加强国内学术的对外联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才能使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合作项目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真正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