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读书》的阁楼记忆

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于2021年1月10日清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初中辍学，当过银楼小学徒，考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员，一路当过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后来执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编了十年的《读书》杂志（1986—1995）。在他主持下，《读书》继承了上溯至邹韬奋先生的“三联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服务读者，倡导自然、平等、开放的文风，成为引领文化思潮的一时之选，影响了一大批读书人。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沈公在《读书》上的几篇“编后絮语”，管窥当年《读书》的风貌和编者的思考。

沈昌文（1931年9月-2021年1月）

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1986年1月至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出版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也无风雨也无晴》、《师承集》等。

旧学新知

金克木先生在《读书》发表的文章是大家爱读的。最近，金先生将近年来主要在《读书》发表的文章编集成册，取名《旧学新知集》。

“旧学新知”，这个名字取得好，它不仅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字的特色，而且也证明了《读书》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很想借它来谈谈《读书》编辑部的一些想法。

《读书》多年来是努力传播海外新知的，不管这些“舶来品”在国内忽而贬值，忽而升格，我们初衷不变。原因无他，只因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

但是“新知”不只是存在于海外，海外的也不只是介绍进来、大家知道一下就算了事。就像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知”必须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一样，任何称得上是“新知”的东西都要从中国的立场来考察，同中国的事物相结合。“旧学新知”，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愿望。《读书》杂志愿意积极绍介各种新知，今后当然不会放弃努力，然而在这同时，它更愿意组织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

80年代的书市上，读者踊跃，时任总经理沈昌文高兴坏了

我们高兴的是，主张“旧学新知”的学者在多起来。《读书》上几乎经常有在这方面努力的新人出现。尽管在有的问题上持论不一，然而不管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看法如何不同，只要是融新知于旧学，化旧学为新知，百川归海，都会有益于中华学术！

《读书》愿能为这一“旧学新知”大军忠诚服务！

（原载《读书》1986年第5期）

编辑之道

十来年前，我们在前辈带领下学习编杂志，当时脑中所想，归纳起来，只是一个“是”字：什么文章是书评，《读书》要的书评是什么规格、体例，书评以外要登的文章是些什么……总起来说，要向他们学习探索《读书》该是一份怎么样的刊物。

当时也真是人才济济。陈翰伯先生领导全国出版事业之余，实际上是《读书》的精神领袖；陈原先生担任主编，亲自看稿、定稿；两陈领袖群伦，而担任具体编辑运作的，居然是从三、四十年代起就已活跃文坛的史枚、冯亦代先生。范用、倪子明先生以资深出版家身份，协助张罗周旋。无怪乎一位远在南京的战士王宏振先生最近来信说，“我不大看《读书》杂志。前一向突然找到几本七九年的《读书》，一口气看完了，很高兴。马上去找近一向的来看，很失望。十年前的那几本，杂得真有味，整个一缸浓浓醇醇的’三联’新窖。现在已没了那个滋味。”安徽固镇县农业区划办公室刘润北先生也来信说，“总觉得贵刊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因为“少了一些对中国存在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评论”，“使我们在偏僻的县城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中国未来的曙光！”

但是向这些老前辈学习做编辑，逐渐体会到，单从一个“是”字着眼还很不够，因为从两陈到史、冯，到倪、范，甚少标举定义，宣布编辑学的理念，表面看来简直“编无定则”。于是我们觉得，与其从“是”字上着眼，何妨同时观察其之“不是”。我们由是知道，《读书》一贯作风是，不打棍子，不用指示式语言，不用套话，不作奉承……但是，要笼统地交代一句话说“不”怎么，也难。

总之，无论“是”也罢，“不是”也罢，学习了恁多年，各有不少零星体会，记得不少精彩例子，却难以统一起来，说一说《读书》究竟要如何“是”，如何“不是”。

80年代末，《读书》编辑部部分成员合影。右起：沈昌文、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郝德华

物换星移，《读书》诸前辈，两位已作古人（陈翰伯、史枚），其余诸位已全部退出第一线。虽然还可请教，缺已失去“带着干”之可能。现在之事，主要靠我们这三、四个人自己探索、研究。大家除了编《读书》外，总还有一些杂事，时间也不多。但是，编稿之余，还常常说起一些前辈风范，妄想从中探求出一些什么来。

去年底以来，一位退隐“林”（“语词的密林”）下的前辈，忽然有意写作了一批题为“不是……的……”的文章，回忆他在四十年代所编辑的“不是杂志的杂志”，所记述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所经历的“不是爱情的爱情”……编了这批稿子，发表以后又看了一阵，忽然有悟：“不是……的……”，这不是把“是”与“不是”统一起来么！

这位前辈很谦虚。近年偶有请益，总是说，编《读书》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也不想过问了。你们不是经济困难么，要是真难，何妨停了就是！亲手创建的事业，说停就停，当然只是无可奈何的辛酸之语。但是他的这批文章，倒给我们指出一条途径。《读书》之出路，是否就在这一“不是……的……”之中？今后如能编出一份“不是书评的书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的刊物，是否更合《读书》旨趣？

所谓“不是……的……”，其本义，似乎只在一点，即不生硬规定任何“套路”。求“是”的用意，是明确套路；等到套路一成为陈规，要追求的则为“不是”。把“是”与“不是”始终结合起来，参杂变化，则编辑之道可能庶乎近矣！

这么做，未必能做到今胜于昔。《读书》的过去，有种种主客观条件，不是今天完全做得到的。我们只是力追前贤，努力去做就是！

今年的北京冬天，寒冷来得早，暖气到得晚。深夜编稿，斗室之中，一片凉意。但想到编杂志的种种乐趣，看到读者作者的无数来信，依然深感温暖。董存爵先生因事自南国来信，说“北国想必冬寒料峭，祈珍重”。

是的，要珍重！为了读者，为了作者，为了《读书》！

（原载《读书》1992年第1期）

沈昌文先生七十五岁时，动漫画家沈帆（沈从文孙女）为沈公而作

文化阁楼

有高明之士倡导“文化空间”说，初听之下，吓一大跳。“空间”何指？一块广袤无垠的空地？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文化空间”，要那么大吗？能得到吗？

后来知道，“空间”者，space之谓也。Space这词连我辈不晓英语者也认识。过去铅字排印的时代，铅字间加的空铅，即称space，上海的排字工友直呼之为“司配斯”。最小的“司配斯”，是一个老五号字的八分之一，小到可以落地无声。知识分子所需的“文化空间”，以中国来比例，大概不会比这多。这么一想，倒也放心了。

更有一说，这“司配斯”所安置的地方，不在中心，而在“边缘”。“边缘”说近年很听人说起过，考究一下，方知是英文margin之中译。这词对我辈编书匠又是一个熟面孔。一本书的天地空白，就是这词，从做出版学徒之日起，就已相识。

沈昌文：《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好了，在一本书的空白处，找个“五号字八分空”的位置，营造一个“文化空间”。这大概是任何开明的文化政策都是许可的。这“空间”，不是“文化殿堂”，亦非“文化广场”，充其量，“文化阁楼”而已。让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化阁楼”里研讨、商酌，想来对国计民生不至有害而只能是有益的。

想到这里，倒很愿意让《读书》成为一个“文化阁楼”。“阁楼”既小，所容者自然也少，三四个疯女人疯男人而已！

（原载《读书》1994年第10期）

沈昌文先生（1931年9月26日-202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