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熊瑞敏点校：【清】崔述《读风偶识》出版（附“整理前言”）

引言

《读风偶识》四卷，清崔述撰。《读风偶识》是崔述的《诗经》研究专著，其书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讨论辨析了《诗序》及《诗经·国风》部分篇章的主旨等问题，体现了崔述“据文求义”的治学方法和“明道经世”的学术旨趣，被夏传才先生归为清代《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崔述的学术对现代顾颉刚“古史辨”运动有重大影响。

该书近由中华书局编辑熊瑞敏点校整理，语文出版社出版，系近年来该书第一个点校单行本。现推送《读风偶识》整理说明，以俾读者了解崔述及《读风偶识》一书。

【清】崔述《读风偶识》

熊瑞敏点校李山审订

语文出版社，2020年11月

崔述与《读风偶识》

文丨熊瑞敏

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他的《诗经》学研究在清代《诗经》研究中是独具特色的，他和姚际恒、方玉润一起被归为清代《诗经》学的“独立思考”派（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读风偶识》则是崔述《诗经》学研究的专著。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要了解崔述的《读风偶识》，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他的生平与学术。

一、崔述的生平与学术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属河北邯郸）人。崔述自幼聪颖，其父崔元森（号闇斋）对他寄予很大期望，曾经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吗？我素有明道经世的志向，希望你能够继‘述’我的志向！”因此父亲对他的教育要求很严格。乾隆十九年（1754），十五岁的崔述和弟弟崔迈一起到大名府应童子试，得到知府朱煐的赏识，名列第一，兄弟二人一同入学。乾隆二十七年（1762），崔述兄弟进京参加乡试，双双中举。其后，崔述多次参加会试，但均名落孙山。嘉庆元年（1796），崔述被选派到福建罗源县（今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担任县令。在任期间，他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受到福建巡抚汪志伊的赏识。嘉庆六年（1801），崔述辞官北归，从此以教馆著述为生，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崔述

崔述的一生，除嘉庆元年至六年到福建任官之外，一直以读书、教馆、著述为主。据崔述自定《全集目録》，他一生共著书三十四种八十八卷，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为《考信录》三十六卷。崔述在《考信录自叙》中说：

“然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咸辟其谬而删削之，题之曰《考信录》。”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崔述生平学术的渊源与旨趣。所谓“渊源”，崔述说自己是“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杂于经传”，可见他的学术深受他父亲的影响。崔述的父亲崔元森是一位遵奉朱熹理学的儒生，人称“河朔真儒”，他“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使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这种学风实际是以欧阳修、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疑古风气的延续，其方法要义在于“据文求义”。崔述自己说：“余生平无他长，惟以文论文，就事论事，未尝有人之见存焉。”可为印证。而其学术的“旨趣”，一言以蔽之，即在于其父所说的“明道经世”。崔述在《考信录自叙》中说：

“故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圣人之道可明也。”

可见其学术考证之宗旨在于明圣人之道，而明圣人之道的宗旨又在于经世致用。崔述“据文求义”的学术方法和明道经世的学术旨趣，也鲜明地体现在《读风偶识》一书中。

《考信录》

崔述在古史考辨方面颇有成就，但他在当时并不知名。据胡适的考证，当时的大经学家，他只认识孔广森罢了。崔述的著作，生前已刊刻一些，但流布不广，且多有修订。崔述临死前留下遗嘱，命将其著述遗稿交给学生陈履和刊刻。到崔述死后第八年，即道光四年（1824），陈履和在东阳县（今属浙江金华）刊成《崔东壁先生遗书》十九种五十四卷（包括《考信录》十二种三十六卷，《考信翼录》四种十卷，《杂著》两种四卷，《无闻集》四卷）。次年，陈履和病逝于东阳任所，《遗书》刊刻活动停止，已刻成之二十箱书板归金华府学收藏。唐鉴完稿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国朝学案小识》将崔述列入《经学学案》中，不过评价不高。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也著录了《东壁遗书》本《考信录》，可知其时崔氏著作已为学界所注意。光绪初年又出现了两种版本的《崔东壁先生遗书》，即聚珍翻印本和光绪五年（1879）王灏《畿辅丛书》本。不过，崔氏著作之大放异彩，实与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之大力推介有关。1902年，日本著名学者那珂通世在《史学杂志》发表《〈考信录〉解题》一文，表彰崔氏的古史考辨成就，并于此后两年陆续校点排印《崔东壁先生遗书》。刘师培读那珂通世排印本《东壁遗书》而撰《崔述传》，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三十四期（1907）。此后，崔述及其著作受到胡适、顾颉刚的推重，被视为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古史辨”运动的先驱，声名大著。顾颉刚更是穷数十年之力，搜集整理崔述的著作及相关资料，编成《崔东壁遗书》（先于193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后于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研究崔述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崔东壁遗书》

二、《读风偶识》的成书与版本

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说：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后，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又数年后，始见《诗序》，亦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

由此可知，崔述从八九岁就开始研读《诗经》，最先熟诵的是《诗经》的经文，后来才读到朱熹的《诗集传》和《毛序》。这样的学习次序，对于其摆脱成见，直面经文，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其“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

关于《读风偶识》的成书，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说：

“余之为《考信录》，凡《诗》《书》之文有关于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时逐事而辨之矣。顾二《南》既不详其时世，而《邶》以下十二国风，其事多在东迁以后，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于暇日就其所见，笔而记之。《考信录》既成，乃复缀辑而增广之，以拾其遗而补其缺。”

可见，《读风偶识》是由崔述平时的读书笔记扩充完善而成，其成书时间则在“《考信录》既成”之后。据胡适考证，崔述的《考信录》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五月，而《读风偶识》卷一开头的序言则写于“嘉庆乙丑六月”，也即嘉庆十年六月，而序言之后尚有一篇写于“嘉庆丙寅（1806）十二月”的识语，则《读风偶识》在嘉庆十一年（1806）底基本完稿。又据《读风偶识》卷四《七月》篇解前崔述的识语，该篇写作于“嘉庆庚午（1810）六月”，则《读风偶识》到嘉庆十五年（1810）尚有所增补。又嘉庆十九年（1813）三月崔述致陈履和的书信中，提到寄给陈履和“《读风偶识》摘带二本”，则至嘉庆十九年，《读风偶识》当已定稿成书。值得注意的是，从嘉庆十八年（1812）十二月陈履和致崔述的书信和嘉庆十九年三月崔述致陈履和的书信可知，《读风偶识》初名“国风蠡测”，到嘉庆十九年定稿时才改名为“读风偶识”。由此可知，《读风偶识》的成书大约始于嘉庆十年六月，此后续有增订，至嘉庆十九年基本定稿。

关于《读风偶识》的版本，道光四年陈履和在东阳县刊刻的《崔东壁先生遗书》中，就包括《读风偶识》四卷。而据顾颉刚先生考察，从道光四年陈履和刊刻《崔东壁先生遗书》之后，尚有六种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的刊本：《畿辅丛书》本、光绪初年聚珍本、日本史学会本（即那珂通世排印本）、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本、上海群学社铅印小字本、北平文化学社铅印大字本。当然，顾先生编订的两个版本的《崔东壁遗书》自然也包括《读风偶识》。如此，《读风偶识》也曾有八九个刊本行世。不过，这些版本其实都以陈履和刻本为祖本。就笔者所见的《畿辅丛书》本、北平文化学社本及顾颉刚《崔东壁遗书》本来看，诸本之间差异极小。

三、《读风偶识》的学术特点

以上我们对《读风偶识》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情况做了大致考察，下面我们再简单地谈谈《读风偶识》的学术特点。我认为《读风偶识》的学术特点大约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一）主经文；（二）本人情；（三）通政教；（四）阐大义。

（一）主经文

所谓“主经文”，也就是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所说的其“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前面提到，崔述继承了欧阳修、朱熹以来“据文求义”的治学方法，这充分体现在崔述的《读风偶识》一书中。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说：

“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于读《诗》者矣。独于《关雎》以下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是以不敢尽从朱子之言。”

又说：

“窃谓经传既远，时事难考，宁可缺所不知，无害于义，故余于论《诗》，但主于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于朱子之意。”

可见崔述自觉地继承了朱熹的学术方法，不但对《毛序》的说法不盲从，对于朱熹本人的说法亦不盲从。例如《关雎》一篇，崔述既不同意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其职事”的看法，也不同意朱熹把“寤寐求之”“琴瑟友之”的对象理解为宫人，认为是“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又如他反对《诗序》“定以二《南》为文王世”诗，认为“《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没于康王之世，则此诗作于康、昭之际明甚；《何彼襛矣》篇中称‘平王之孙’，则为东迁以后诗无疑也”。这种根据诗篇内容做出的关于诗篇创作时代的判断是较为可信的。

（二）本人情

所谓“本人情”，是指崔述在分析盲从旧说者的心理时，特别善于从生活中的事例出发，分析人之常情，既有说服力，又十分生动。比如他指出《诗序》作者将诗篇逐一指明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乃出于一种骗人心理，认为：

“然其失经意在此，其能使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为教无传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历历者，必其无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聪颖而无学术，一日有乡人来以古事相质问，不知也，遂妄言之。乡人既去，乃谓余曰：‘与乡中愚人语，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则彼将轻我。虽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见我言之凿凿，惟有心悦诚服耳。’”

又如他说《诗序》

“以篇次论《诗》而不惟其词，是特世俗势利之见耳。京师鬻货诸肆，皆以字号为高下，其有改业及归里者，则鬻其字号于人，多者至数百金，买货者惟其字号不易则买之，其货之良苦不问也。磁州产烟草，杨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贩其货。偶货不能给，则取他肆之货，印以杨氏之字号而与之，贩者不惜价，食者无异言也。夫以篇次论《诗》者亦若是而已矣”。

其说均十分生动。他在分析二《南》的时代时指出，

“大抵开国之初，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轶者亦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故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者亦少：此乃时势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独周为然也”，

以此推论二《南》不当全定为文王时诗，也颇有道理。

（三）通政教

所谓“通政教”，是指崔述在论述诗旨时，特别注意揭示诗篇的政治教化意义。他对学者读《诗》而不能将其与政治教化打通深感遗憾，如在卷三魏风《余论》中说：

“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遂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卷四《通论读〈诗〉》一节，更是详细阐发了他“通政教”的阐释宗旨。而他在解释《关雎》时说：

“《关雎》一篇，言夫妇也，即移之于用人，亦无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贤女为妇，君之欲得贤士为臣，一也。果贤女与？必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贤士与？必安贫守分而不事干谒。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咨于岳，稽于众，或三聘于莘野，或三顾于草庐，与《关雎》之‘辗转反侧’，何以异焉？然及其既得，则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庶绩咸熙，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者也。故曰‘劳于求贤，逸于得人’，岂不信与？三百篇皆可作是观，故《采蘩》一诗言祭祀也，而《传》引之以美秦穆举人之周。”

可见他将诗篇与政治教化结合起来阐释的努力。这充分体现了其“明道经世”的学术旨趣。

（四）阐大意

正因为读《诗》之大旨在于“通政教”，所以《读风偶识》中所论的都是诗篇大义及时世等相关问题，较少涉及具体的章句训诂问题，这便形成了其“阐大义”的学术特点。例如卷一论《葛覃》一诗中谈到：

“三代以上，妇人罕有自专者，罕有敢自顾其私者，虽至其子之世犹然……后世妇人爱其母家率甚于其夫家，当其夫时，且多专行而不顾者，况其子之世乎？岂非教废于上则俗变于下哉？此二《南》所以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论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论，而取其大有关于名教者论之。”

主经文、本人情，是《读风偶识》在《诗经》阐释方法方面的特点；而通政教、阐大义则是《读风偶识》在《诗经》阐释内容方面的特点。这四者共同构成了《读风偶识》的学术特点。

正因为主经文、本人情，所以《读风偶识》在诗学方法上延续了宋代以来的疑古学风，不盲从古人之说，显示出独立思考的特色；正因为通政教、阐大义，某些诗篇中大力阐扬的伦理教化也不免有附会之嫌。

此次整理，以陈履和道光四年《崔东壁先生遗书》本为底本，以王灏《畿辅丛书》本为通校本，参校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本。底本有误而校本正确者，据校本改，并出校记说明；底本、校本两通者，则出校记说明异文；底本不误而校本有误者，不出校。常见的刊刻误字，如己与已、刺与剌等，据上下文意径改；避讳字，如玄与元等，改回原字；异体字，如误与悞、葬与塟、妆与妆，改为通用规范字。原书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注。《邶风》以下十二国风部分，分论各篇的段落，原无小标题，兹依原书《周南》《召南》部分之例，根据所论篇目，以篇名为标题，以清眉目，以便检核，并于新加标题前加“△”，以区别于原有标题。本书还附録了一些与崔述及《读风偶识》相关的资料，以便读者。限于学识，本书一定存在不少不足甚至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