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工作，从变“哑巴”开始

（图文无关）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共享的复杂概念和理论体系，如何才能在鲜活的事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用通俗的话说，在生活面前，一切言说仿佛都失去了意义。（视觉中国/图）

任何有过民族志调查经验的人都会同意，所谓“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恐怕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大量田野工作者的举止类似孩童：他们行事相当鲁莽，对受访者提出各种稀奇古怪、令人直冒冷汗的问题；他们对当地复杂的社会规则一无所知，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和礼貌；最重要的是，他们说话幼稚，只能蹦出简单的词汇，只要遇到稍复杂的表达方式就会卡壳。

然而，变成“哑巴”似乎是人类学家的宿命。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研究者只能放弃他熟悉的语言，学习另外的表达方式，以努力贴近他所调查对象。这一过程通常漫长而痛苦。我至今记得一位纳人（摩梭）对我的评价。

当时我正在兴致勃勃地观察一场由达巴（当地巫师）所主持的仪式。得益于之前的调查经验，我的穿着打扮和当地青年并无二致，在行为方式上也努力模仿他们；我和主持仪式的达巴相当熟悉，甚至可以在某些仪式环节提供协助。只是我的纳语尚不流利，不能很好地跟人交流，只能保持沉默，专心记录，待一切完毕再请教细节。休息间隙，我和人攀谈起来，没聊上几句，一个小伙子就瞪大眼睛看着我，似乎难以置信：“你究竟是不是纳人？我看你样子、做事明明跟我们一样，怎么说起话来，像昨天刚出生的娃娃？”

有趣的是，纳人惯用的一句骂人话就是“哑巴”（zobai），通常带有戏谑的意味，如母亲无奈咒骂淘气捣乱的孩子，或朋友、亲戚之间相互开玩笑。在这里，“哑巴”形容人不善言辞、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以及暗示某种智力上的缺陷。尽管我从未被纳人这样骂过（至少当面没有），但一直暗自觉得用在自己身上相当贴切。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为避免胡说八道，我常常沉默寡言；面对访谈对象时，我嗫嗫喏喏，一次次重复无聊的问题；有时，我连如何回答最简单的问题都要想上半天。刚刚开始在纳人地区调查时，由于我忘了怎么礼貌地回绝，热情好客的主人曾经一口气给我盛了六个水煮鸡蛋，然后看着我吃完。因此，“哑巴”成了我常用的自嘲方式，往往能起到迅速活跃气氛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纳人的神话传说中，哑巴反而成了走运的代名词。达巴在仪式中讲述的部分故事就是以哑巴为主角，后者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运气，例如见证精灵们留下的奇迹并因此获益。在这里，语言能力的丧失意外地转化为某种神秘的祝福，径直通往真理和幸福。这不得不令人感慨人类命运的复杂与多变。

英国著名诗人叶芝曾在《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中说：“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个/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落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这是否也可看作是诗人对语言迷惑性的某种解读呢？

讽刺的是，“哑巴的诅咒”实际上构成了我后续研究的最大阻碍：如果调查过程中的话语实践被反复剥离、否定和高度混杂，研究者该如何选择和运用另一套看似客观和科学的语言体系，来呈现对这一过程的叙述与理解呢？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共享的复杂概念和理论体系，如何才能在鲜活的事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用通俗的话说，在生活面前，一切言说仿佛都失去了意义。我面对的或许是困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问题，即人类学家如何“失语”。纳人的“哑巴学”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例证。

（作者系人类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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