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闽：叙事与重构——“新史学”视域下的区域美术史研究

本期话题：

可见与不可见——当代美术史研究的几种方法与观念

□ 陈明/学术主持

【编者按】与过去相比，当代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显然更为深入。美术史的撰写离不开叙事方式、史学观、文献梳理、图像分析等诸要素的参与，图像、文献是可见的，但隐藏在文献图像背后的，则是不可见的史学观念和叙事结构。不同的美术史家在面对这些要素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如何构建自己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就这个问题，本期“学术月刊”邀请了四位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专家，从美术史的图像研究、区域美术史研究、美术史的方法论、传统画论的方法等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需要理论、需要思想，且一定能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时代，社会大变革呼唤新文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往往体现了本民族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同时蕴含着方法论的光芒。

长期以来，国内艺术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少有交集，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在“新文科”背景下更应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以历史学为例，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极大的改变，尤其是自19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美术史研究的领域。为此，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这种“由内而外”的变化。

概念

区域是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指标和方法划分出来的地球表面的空间单位。区域史可以指华北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历史等。在这里，区域史侧重福建以及周边地区的古代政体、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往昔发生的事件、事务、事象，学者们通过文献考证或实地考察藉以解释历史。历史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乎时间的学问，或者说它是在时间长河中观察人类及其生活的流变。有学者进而指出：“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形塑’它”（司徒琳、万志英：《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由此，一方面，史学家关注相对的变与不变的时期人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另一方面，史学家们在观察历史演进时，又如何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个客观的时间流程。终归史书是由人撰写的，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历史，怎么去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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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史学方法论

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两个时期的史学变革值得关注：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被置于一个新奇的、强制性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人们发现历史研究总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同时，德国《历史杂志》创立，两者有着内在必然联系的事件，标志着具有“知识系统化”的开始，比如提供了一个更职业化的交流场域，这个模式被各地模仿、移植。此后，大学设立历史学教席以及把一些重要城市变成历史研究重镇，这些行动演变为一场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运动。在此期间，德国的学会确立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客观上，此时的史家们面临着两难困境：是遵循各种历史学传统模式（结论、宪政叙事、关于新兴的民主与自由的各种陈述）诉说主题；还是直面趋势，重新思考并革新：重现对语言的教育，吸纳接受新观念，以及吸收新环境文化（异域文化）。强调史料考证的训练以科学方法从描述偶然性跃升到发现规律性。此时，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学术观念更能说明问题，明确史学家的三个任务：“发现事实，学会表达，寻找事件的逻辑联系，支配这些事件的诸法则”（迈克尔·本特利：《科学转向：发布非理论化真理的历史学家们》）。同样，他们还发现，“一门科学历史学的真正目标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现世的人”。继而，首次把“经济学”带入历史学研究，避开了传统史学中归纳方法的无序性，而展现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模式，给这门科学的结论添加某些接近确定性的东西（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兰克学派理论直到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介绍到国内，其理论对后世产生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194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产生许多历史学派。但是获得最大的成功，或者说影响重大的当属法国的年鉴学派。该学派因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而得名，显然，它形成于“二战”之前，但其影响则是1940年代末才显现。代表性人物有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福尔这两位早期奠基人。而让年鉴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肖尼夫妇和莫拉泽，包括后面的马克斯·韦伯等人。布罗代尔及同仁，继承了前辈关于历史研究的“综合性”理论，即“通过研究环境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观察某种复合性社会构造，包括生活费用、社会习俗以及各种心理和地理要素等客观条件的产物”（约瑟夫·滕德勒：《年鉴学派：实在论，方法与时间的各种变数》）。他认为：今日历史学的成就要求对长时段中活动着的各种隐蔽进程有所意识，因为那些由各种有形的历史所构成的模式与趋势是依据着他们自己的逻辑在运作着，并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各种短时段和特殊事件由此不应该再冒称是历史学家们据以进行他们那些诠释的基础；相反，长时段提供了所有历史分析对象都适用的那种模板。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着眼于那些变化之最为缓慢却作为运擎的历次地质学及地理学演化；在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方面趋势性的、中速的突变；以及局限于短暂时期内不断变化的政治事件。即把一种对各社会形态的多视角探查与一种对全部文明的详尽核查整合在一起。

布罗代尔将历史演进划分为长时段变化、中时段变化和短时段变化，即由地质、地理演化为长时段变化；人口规模及增长、经济周期及社会风尚演变为中时段变化；政治事件为短时段变化的观点影响了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历史学家。

由年鉴学派发展出来的“新史学”，即微观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提供的参照和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关注特定区域的政治、军事、宗族、宗教、社区等研究庶民草根蔚然成风。既强调对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观念广为认同，又因历史研究涉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方法被广泛运用，宏观叙事与微观体察相结合成为一种趋势。

然而，在传统史学里虽然都视经济因素为历史考察的范略。近来，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显得更普遍。它发端于1960年代的欧洲，后来在美国形成体系。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借鉴计量、统计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1970年代，新英国社会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劳伦斯·斯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生态学、人口学的方法建立历史研究的模式——计量史学方法。他断定：社会史的使命依然是把思想及文化史的那些令人激动的进展紧密束缚在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上。“他也确实地将计量史学的方法用于论证各种定量的、人口学的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比以往更清晰、更精确、更全面地将个体经验与宏大社会进程成功地连结在一起”（布赖恩·刘易斯：《社会史：一种新型的历史》）。到了199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将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得炉火纯青。事实上，稍早的人类学家已将物质文化中的各种物件清单以列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他们还将官方寺院与民间祠庙进行分列，以考证时间和空间上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分布和营建。还有相当多的艺术史家，将计量史学方法用于艺术史研究。

国人的目光

回到中国学术史，国内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同样是两个关键的时期：一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最先接触到西方史学理论，将其介绍到国内，并结合对中国历史加以阐释；二是19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学界对新知识、新方法的渴求，大批的西方史学理论被介绍、被推荐。至1990年代，学术界热议方法论，几近时髦、方兴未艾。冷静分析，似有许多话题不可回避。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当时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文中找到端倪。梁先生说：“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卿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第三页）。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之责备，针对传统史学四大弊病提出“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这几个主要概念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主流的叙述方式，在这种观念下，自然要进行阶级的划分。另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调查研究，记录和保留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进入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自“二战后”的新史学潮流，那种宏观站位、微观着手的研究视角给中国科学界注入一缕新风，人们发现，历史研究也能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进行。

近30年来，国内各出版社纷纷组成力量介绍西方文论：格致人文读本、凤凰文库、博雅撷英、开放的艺术史等。大量的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呈于中国读者面前，各种史学研究方法论被学人所熟知，就连向来被忽视的近邻日本的学术成果也开始被推介。抛开了陈见，知识共享。

静心想来，百余年前梁启超曾经大声疾呼，开风气之先的期许，正在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们的积极回应和实践。史学界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但却逐渐找到“我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程美宝：《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华书局，2019年，第二页）。

区域历史过程

区域史研究就是一种对区域社会的“结构过程”的研究，也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空间过程”的研究。前者强调的是某个社会—文化复合体的形成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某个空间或者区域的形成过程。简言之，当结构被改造为结构过程时，人类学变为历史人类学；而当空间被改造为“空间过程”的时候，地理学也相应地转变为历史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但无论是结构过程还是空间过程，在其中扮演能动角色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人及其活动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研究的主体。

就像刘志伟教授在其《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中谈到的，“我们所追求的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民间，也不在于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下层民众，而是在于是国家的历史还是人的历史，分歧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分析以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那么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等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到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5页）。如此各种不同的空间或者区域，都不过是阶段性研究的单位，不同空间或区域的历史过程会尽可能地揭示出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提示我们给出多样而复杂的历史解释。

同中求异与易代差序

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性”——求异，不管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异中求异，都是对抗文明进步对文明多样性的毁灭。地方性知识的寻求是后现代意识共生的……有人总结现代性对今天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复旦大学葛兆光指出几个面向：其一，地方性让位于全球性的普世性。其二，功利的计算取代了感情与神圣的崇拜。其三，政治与社会单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个人。其四，人和人的关系不由出身、阶层，而是由现实的选择。其五，人定胜天取代天人合一。

以历时的、变化的角度理解区域历史，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说，“地方”或“区域”不一定与“国家”具有阶序关系，时间随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呈现。许倬云则认为：中国文化，若作为一个文化圈，则在每一个时代，都可超越政治或低于定义的“中国”。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出现过这种现象：即改朝换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多个时间标识；或是易代时期的“失序”和“朝秦暮楚”。古代社会，不同的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时间”，他们或饱经战乱而流离失所，或遇灾害共克时艰，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忙碌、或快乐、或闲散，经历世事、繁衍生息。

换言之，当人们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经历不同的“文化空间”时，意味着他们已处在一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之中。这个不同意义上的空间，与上述对时间的定义一样，同样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各种形式的文化空间。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区域的概念不能限于各种物理区划，空间亦面向流变的行政区划、族群迁徙、语言状态和生产生活等。

代际更替作为时序概念，往往被史学家所重视。郭沫若从“易代时期”的第三种力量——农民起义所评价；至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解释显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新近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史景迁等人的《从明到清》一书，明确指出了跨越明清的长期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而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提到：“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翻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如此看来，“易代”或“鼎革”就一定被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如：北宋时，泉州、漳州二郡直至977年方归入宋朝，虽然早在18年前省内各州已易宋代，而泉、漳两州仍按闽国旧制运行，实为“宋依唐制”在福建的具体呈现。清代福建，与南明政权有关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是明朝在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政权。其中南明隆武政权短暂地设都城于福州；清初，“靖江王朱亨嘉（石涛之父）及家人由广西被押送到榕城入狱，并死于狱中”。二是清顺治年间，郑成功的军队在潮州一带，与南明、清、各种地方武装混战，他们之间不断改换身份，构成了较长时期“不清不明”的局面。三是清康熙年间，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在1683年打败郑氏军队攻克台湾，并屯兵治理台湾。施琅在台期间，发现台湾社会各个方面沿续明代制度，百姓尊崇郑成功，称其“开台祖”，为此，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于是，康熙年间的台湾地区民间沿用明朝习俗。“不明不清”成为这个时期区域社会的现实。

古之中国，王朝易代在远离中央集权之地，常有“失序”之状态。“清承明制”一语，为治清史者熟知，通常意指清朝的许多制度承自明朝，并以此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连续性和清作为明朝继承者的合法性。综上所述，清初的许多史实并非由清的入主中原所导致，而具有更长期的渊源。无论是“不唐不宋”“不明不清”还是“不清不明”，表明易代时期，区域社会“朝秦暮楚”或自立为王等现象，意味着没有一个超强的权威对各地行使统一的政令。因此各种势力乘机攫取自身利益，或试图打破原有的均衡和差序格局。这种易代失序，甚至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表现，更是一种集体心态显现。

区域美术史研究的意义

钱钟书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提到：“画派分南北和画家是南人、北人的疑问，不难回答。某一区域的专称引申而为某一属性的通称，是语言里的惯常现象。譬如汉魏的‘齐气’、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苏意’；‘齐气’‘楚子’不限于‘齐人’‘楚人’，苏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苏意’，汉族并非不许或不会‘胡说’‘胡闹’。”杨万里说：“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家铉翁说：“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西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更是文学流派名称的好例子。拘泥着地图、郡县志，太死心眼了。

由此可见，某个被认为是属于某地域画派的画家，并不仅限于与地缘有关系的画家，同样也包含在此活动的异域人，那么，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该画派产生关联。如明清时期江南书画及文人趣味研究，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是商业发达，推动艺术品收藏的风气；另一方面是画派林立，画家群体活跃，著书立说、刊刻版印等，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区的艺术发展。此时之江南即是当时的艺术主流。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区域美术史可能是整体美术史的主流。例如“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美术史”研究，虽然战时南京美术界亦有重要的力量，同时期北平、上海可能亦相当活跃，但相比较此时的西南：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显然，“大后方”美术更鲜活、更准确地反映了战时美术的形式与内涵。

区域美术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显“偏于一隅”，有失“代表性”。事实上，其漠视了区域历史进程与中国历史重要转变环节的内在关联，并忽略了地方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本地舞台上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何况明清时期南方世族对朝廷的影响等，区域研究实际上与国家作为行政管治、礼仪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机器与地方社会的组织和个人活动关系的意义。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对主流历史的丰富与补充，在特定的时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的就不单单是局部的，更是整体的。区域研究的特点在于：本地之事，本地攸关；本地之事、物备受关注；关注不囿于本地，议题与中国历史重要问题互相映照，跨越本地。

诚如梁启超在百余年前的呼吁：要摆脱“帝王将相”的历史叙事，回到“群体之历史”或“国民之历史”，区域史研究从了解民间社会的视角出发，是对以国家为中心所营造的中心论或以士大夫、富绅、文人形成的主流历史的补充和丰富，然而在特定时空中显现的特质，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国家与群体意识的表征。它已将区域的历史叙述，纳入国家话语的体系，表明其所谓的“中国性”，区域即是整体。而以今日的观念，则思考怎样将当地人的观点，置于相对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族群社会及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本土经验，应被认为是审视同一历史整体的不同视角，这就是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按汉学家魏斐德的话说：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换言之：中国美术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中国美术史，而重构了中国美术史。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