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董秀玉忆沈昌文：以书与酒和朋友往来的老先生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于今日早晨去世，享年90岁。

沈昌文

澎湃新闻专访了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她于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4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创办“韬奋图书中心”。

董秀玉回忆自己1993年初到三联与沈昌文共事时的环境：“当时国内出版业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困难很大，唯有创新目标，创新产品，创新体制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我们构建了三联的中国原创和译介经典出版方阵，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建立韬奋图书中心。那时的三联，虽然穷，但心齐。舒炜抓学术；孙晓林抓整个编辑部；《读书》杂志沈昌文、汪晖、李学军；周刊朱伟、潘振平；书店杨进；设计宁成春……还有许许多多各个环节的同事。出版真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必须是团队的力量。”

澎湃新闻：你曾经说过“出版真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必须是团队的力量。”你当时在三联和沈先生的交集多吗，可以谈一两件你和沈先生交往的细节和故事吗？

董秀玉：我们交往很多，尤其是在之前的《读书》杂志，我跟他是搭档。他在《读书》杂志编了十几年，在1996年以前一直是《读书》的杂志主编。

他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读书》杂志的主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会非常领略，然后很快地去执行，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多想法。到后来他自己当了主编以后，对当下以及主题的确定都把握得很好，因为月刊其实每一期要根据时代发展有一些变化。

我特别佩服他的是每一期“主编的话”，他后来编成了集子《阁楼人语》，他都要在全部稿子完成以后，在最后发稿的那个早晨，一下子把它完成。因为其实每一篇写“主编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要把整个杂志这一期的要旨和一些想法简略地概述出来。每次差不多都是这个习惯，他一定在发稿前那天的早晨完成主编的话，所以我觉得他在编《读书》杂志这类事情上真的是从接手那一天开始就很认真，很全力以赴地贯彻，在《读书》杂志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澎湃新闻：你对沈先生这个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董秀玉：他在交往当中很平等，不管你是作者还是同事还是朋友。说他有趣也可以，大家跟他在一起就很开心，他会讲各种故事，而且一些怪里怪气的想法让大家觉得他会亲切。他是很可以交朋友的那种人。

澎湃新闻：沈先生对于三联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董秀玉：他在担任三联总经理的那些年里，我觉得他对三联书店的翻译图书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艺术方面他会选书，他懂什么是好书，什么是不好的书，这个对于一个出版人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三联选的翻译书都是很不错的。当然我们的几部大丛书都有学术界的朋友在支持帮助我们，但是老沈在翻译书的建设上，在三联书店是做了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包括后来的发展，他是非常有眼光的。

作为老一代的出版家，《读书》杂志比较早，他1980年就参与了《读书》杂志，到1986年建立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坚持没有间断过。即使在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他也没有间断《读书》杂志。所以《读书》杂志能够一直这样延续下来，他真的有很大的功劳。

其实三联书店基本上是翻译书起家的，但是他善于团结一些学术界的力量来帮助三联书店做好一些基础的工作。他自己的眼光也是很内行的眼光。他是真正懂书，懂出版的出版家。他自己也喜欢书，老一代的出版家都是很爱书的，和朋友之间来往就是书和酒。

澎湃新闻：你还有印象最后一次和沈先生接触的情况是怎样的吗？

董秀玉：我们的接触还是一直有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少了一些，大家都离开三联了就少一些。以前在《读书》杂志的时候，他是副主编，我只是编辑部主任。然后到三联书店的时候，他是总经理，在三联书店成立的时候他一直负责对外，我当时还是很怕的，所以基本上对外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他去发布，我只是在内部做一些编辑的编书的具体工作，其实初期就是跟着他来做的。后来我从香港回来才独立主持了三年，我有时候跟他说笑，说他是我的师兄。

他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因为刚开始我完全不懂管理，都是他在张罗，包括我去香港三年，他在各方面给予我很多支持。基本上在业务上我们真的商量很多，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架子的人，跟作者和同事都相处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