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一个有纯粹好奇心的学者

来自邵恒头条

2020年一位格外值得我们铭记的学者：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教授。

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教授因病在美国麻省去世，享年90岁。

在学术圈外，大部分人知道傅高义可能是因为他的两本学术畅销著作，《邓小平时代》和《日本第一》，这两本书的销量都在百万级。

但销量本身并不足以概括傅高义的影响力。

在东亚研究的圈子里，傅高义可以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说一个小细节，让你感受一下他的地位。

2000年，在他70岁的时候，傅高义教授从哈佛的终身教职退休。他的退休派对是持续了整整三天的学术论坛。第一天是社会学者论坛，这是傅教授的老本行。第二天是中国专家论坛，第三天是日本专家论坛。现场去了好几百个他的学生，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当时报道亚洲的美国记者，有点名气的，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哈佛大学时任校长Derek Bok说，他从来没在退休活动上见过这种阵仗。

我上大学的时候，傅高义教授已经不教课了，我也从来没跟他打过交道。但那时候，我跟其他中国学生一样，经常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听讲座、蹭饭吃中餐。后来我才知道，傅高义正是费正清的继任者，担任了费正清中心的第二任和第九任主任。不仅如此，他还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本科项目设立了东亚研究专业，成立了哈佛的亚洲中心以及美国日本关系项目。

所以在外界的评价中，傅高义教授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建制者”——institution builder。

他所建立的这些项目和制度，后来成了中、美、日三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频繁沟通的桥梁。

当然，从这些项目里受益最大的还是哈佛的学生——这些项目让哈佛学生能全面地研究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就连日本电影、日本动漫、中国神话、中国小说都纳入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寒暑假，哈佛学生还能拿着学校的奖学金，到日本和中国做学术研究、上语言课、实习、组织学生活动。总之，有非常多的“浸入式学习”的机会。

傅高义教授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学生、同事纷纷发文回忆他的生平。在众多的回忆文章中，有一篇格外打动我，叫做《回忆傅高义：一位讲中国故事的智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校友任意。

任意曾经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撰写过程中，担任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助理。并且他还前后在傅教授家里住过2年。所以无论是教授的工作还是生活，任意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看了任意的这篇回忆文章之后，我第一次对傅高义教授有了一次全面的认识。我发现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做人，傅教授都保持了纯粹的好奇心和最大的善意。可能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为东亚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结合任意的文章，来带你认识一下这位学者。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东亚研究的集大成者”这个词。

其实，在美国学者当中，研究日本或者是研究中国的顶级学者，都有不少。但像傅高义教授这样，同时精通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的学者，那真是屈指可数。

看看他发表的学术作品，你就能感受到他对这两个领域的驾轻就熟。

举几个例子来说：196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那时候他正在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1969年，他的第二部著作视角转移到了中国，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东》，这也是傅高义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得终身教职之后，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作品。

十年之后，1979年，他的第三部著作《日本第一》问世，这本书成了日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非虚构翻译作品。

又过了10年，傅高义教授的下一本著作，1989年出版的，又回归到了中国话题上，叫做《先行一步：广东的改革开放》。接下来，他还出版了《四小龙：工业化在亚洲的扩散》；《日本是否仍然第一》，以及我们熟悉的《邓小平时代》。

等到了2019年，傅高义教授终于把毕生研究的两个对象，中国和日本放在了一本书里，完成了《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

据任意回忆，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傅教授手上本来有其他的研究话题。但他决定优先创作《面对历史》，因为他一直担心中国和日本这一衣带水的国家搞不好关系，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做点什么。这个心愿算是完成了，而这本书也成了傅教授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作品。

我最初听说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经历的时候，忍不住惊讶。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一生能把一个国家研究透彻就不错了，我不明白傅教授为什么，以及怎么做到在中国和日本两国研究当中自由切换的？

更何况，傅高义教授开始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时候，两个国家都还没有进入腾飞的时期。在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有兴趣研究就不错了，他是怎么想到写出《日本第一：给美国的启示》，这种视角的作品呢？

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中国学者写一本书，叫《越南第一：给中国的启示》，中国的读者会买账吗？但傅高义教授不仅写了《日本第一》，而且还把这本书写成了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畅销书。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看了任意的回忆文章之后，我发现这背后可能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傅高义教授主张在研究东亚国家的时候，摘掉意识形态的眼镜。

任意在文章里回忆说，傅高义教授生于1930年。在他有生之年，他亲眼目睹了冷战的开端、意识形态阵营的对立、世界的撕裂。但随着时间往后推移，他又亲眼目睹了冷战的结束、矛盾的消解。

这样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理念。他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标签是短暂的，是偶然的，是流动的。但是国家、社会和文明却一直存在。”

所以任意用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傅高义教授的学术理念：“从一开始，他的做法就是“去政治的”（de-politicised）、“非政治的”（apolitical），他希望还原“政治标签、偏见、刻板印象背后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真实的历史”。

这种理念运用在他的研究当中，就给他的研究带来了三个特质。

一是傅高义教授对西方没有理想化。这一点让他能对东方模式保持开放的好奇心，甚至是带着敬畏的心态去做研究。

在《日本第一》那本书的初版序言里，他写了这样一段话，说“1960年，当我首次访日归来时，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然而十五年之后，当我1975年离日回国时，和我的日本朋友们一样，我开始产生了疑问：美国究竟怎么搞的？……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

《日本第一》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傅高义教授对于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的一份答卷。在这本书里，他全面地分析了日本在政府、企业、社会政策、教育文化方面的卓越之处。并且他还提出，美国应该学习日本组织管理现代社会的经验。

有人质疑他美化日本、用玫瑰色的眼镜看日本，他的回应很精彩，在这里我也给你念念：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描述日本社会结构及其个体的形成。本书的目的在于从日本各种制度之中，选择对美国有所裨益的几个良好的侧面，加以分析和论述。

……

“因为我深信，美国人遇到困难时，从不退却，对于过去的缺陷，也不会因为那是‘美国方式’而供奉起来，把它无休止地传宗接代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即使同自己的传统知识背道而驰，或者即使尚未拜这些国家的人们为师，美国人也将善于向他们领受教诲。”

你看，从这段话里，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傅高义教授的格局和开放？当然，也能感受到他的情商，因为为了说服他的美国观众，他是先把他们给捧上了天。

不过，傅高义教授研究东亚，也并非完全站在一个中立第三方的角度，冷冰冰地观察研究，更不是居高临下地研究。

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都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带有强烈的共情。这也是他作品的第二个特质。

就拿《邓小平时代》来说吧。这本书展现出来的故事是，一个有情怀、有魄力的领导强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承担历史担当，推动历史转折，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把数亿人拉出贫困。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视角，听起来不太像出自于美国学者之手，反而像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但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发现这个视角跟作者是哪国人没关系。相反，它是一个讲述任何问题的通用视角，用咱们得到的说法，叫“挑战+解决方案”——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当时遇到什么难处？有多难？怎么解决的？

这个模型强调的是“还原当时情境”，以及“回到当事人视角”。这个视角天然就带有共情和代入感。

我觉得这种以“还原”为出发点的研究，还给傅高义教授的研究赋予了一个特质，而正是这个特质让他能成为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问题的“双料学者”。

这个特质，用任意的话来概括，就是他发现了“东亚文化的共性”。

在《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这本书里，傅高义教授有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他认为，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像中国和日本这样：彼此之间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极其深刻的文化相似性，同时还在地缘政治上有长期的互相输入。这带来的结果是两个国家的发展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日本和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开启了现代化。傅高义教授认为，我们两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回应西方的政权、价值观以及工业力量的挑战。现代化的方式也一致，都是通过“集体性的知识获取”，进行“全社会的学习”。达成的结果，更相似了，我们都把学习的成果，转化成了整个社会层面的革新和再创造。

所以你看，为什么傅高义教授能在一生中，把两个国家研究透？可能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从两个国家身上看到的共性远远多于不同。他是用同一套逻辑脉络来理解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当然，我说的这些绝不是为了评价傅教授，我哪有这个资格呀。

我分享这些，是因为傅高义教授这种超越国别、超越文化、超越意识形态的视角深深打动了我，让我肃然起敬。往复杂了说，这是一种格局。往简单了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的纯粹。纯粹的好奇心，以及最大的善意。

如果让我去想象一个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学者形象，可能就是傅高义教授这个样子。

其实，傅高义教授在为人处事上，也有特别多让我尊敬的地方。

比如任意在回忆文章里就写到，傅教授极其勤奋：他随时随地，每日每夜不断地学习，生怕光阴虚度。跟精神勤奋相对的，是他在物质上极其朴素。老教授自己开一部几十年前的丰田，衣服装束都是旧的，工作室就在家里的地下室。可是对人，他又极其慷慨。《邓小平时代》版税上百万美元，他全部捐给了自己的大学母校。

这种慷慨还不光是在钱上。对年轻的后辈，他会慷慨分享学术资源，主动提携他们。

我看到他的另一位学生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位学生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如何崛起的短篇论文，发给傅高义看。本来学生就是想让傅高义做一些点评啊、批注啊。但没想到等来了两封信。

一封信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说傅高义教授准备把这篇论文作为他课程里的必读文章，要给这位学生支付版税；另一封信，来自于一家出版社，信里是出书的合同和一笔预付款。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傅高义教授把论文发给他，说估摸着自己的学生正打算把论文出版成书，请他帮忙安排。其实学生本人完全没这计划，但傅教授已经送佛送到西了。正是因为这次帮助，促使这个学生后来从投行转行，成为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

这位学生也参加了傅高义教授的退休派对。他观察说，退休派对的阵仗显然说明，傅高义教授的影响力仍然处于鼎盛时期，那为啥他要在这时候退休呢？哈佛教职都是终身制，70岁退休的确算早的。

老教授给他的回答很简单，说得给年轻学者机会，让他们能从学校工资里挣到点大钱。

好了，傅高义教授的生平，我就给你介绍到这了。

之所以在年末分享他的故事，是因为傅高义教授让我对未来多了一点希望。他让我感觉到，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人心有多少隔阂，有多少不理解，也总有像他一样的人，会抱着最大的宽容和善意，走近每一个人。总有人在未来也会继承他的精神，做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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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任意：回忆傅高义：一个讲中国故事的智者，公众号tuzhuxi

Steven Vogel: Ezra Vogel Saw the Good In Every Person and Every Nation

William Overholt: Remembering Ezra Vogel,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Edward Steinfeld: A Fragile Relationship, Harvard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