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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VS孟子,同为儒家大师,谁更伟大?

2020-12-30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有个头脑迟钝的弟子叫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人如何践行“仁”的思想?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要用礼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符合礼的就去做,不符合礼的就不要去做。在孔子那里,“仁”更多的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叫“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像人字的结构式一撇一捺互相依靠一样,我们要想成就自己,先要成就别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这是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思想。这两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金科玉律。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认为孔子的“仁学”就是关于做人的学问,人践行了“仁”,这就是道。

孟子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仁学”上升为国家治理原则,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认为君主要是能够把“仁者爱人”的思想引入顶层设计中,实行仁政,将“仁者无敌”,最终可以一统天下实现“王道”。

孔子是一个心慈面善温情脉脉的人,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并高扬人的价值的人。孔子家里的马厩失火,他第一个问有没有人受伤,这种关心人生命价值的思想,在把人当成动物的奴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孟子》记载孔子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痛骂那些第一个开始用俑殉葬的人断子绝孙。当然,对于用活人来殉葬的做法,用俑来代替,显然是一种进步,孔子认为,即使是用土俑、木俑来殉葬,也是对人生命价值的漠视。孟子则把孔子“重民”的思想推向高峰。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体和国家的根本,国君无足轻重。国君要是不行仁义残暴百姓,百姓可以换掉国君,甚至是杀掉。这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振聋发聩的民主思想,搞得2000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还心有余悸,他曾经恨恨地说,要是这老头子还在,早就拉出去砍了。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思想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并没有给人性善恶做出界定,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性是存在的,后天的环境即“习”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孔子并没有明确说明人性的善恶 ,只是在《论语》中,表现出人性善的倾向。“子曰,人之生也直”,意思是人本身具有正直、直率的品性。而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孟子认为人和禽兽之间的区别就是道德,而人天生就具有四种向善的“萌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意思是,“同情心就是施行仁的开始;羞耻心就是施行义的开始;辞让心就是施行礼的开始;是非心就是智的开始。仁、义、礼、智是四个初始,就像我本来就所具有的,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孟子认为,有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是人,没有这四种心的就是禽兽,人如果能够好好地守护这四种心,就能成就道德。不能好好守护这四种心,成了坏人,那就是自暴自弃,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自贼”。孟子的性善论对形成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积极向善的文化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人格形象上,孟子和孔子也不一样。孔子像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在各国国君和王公贵族面前,始终保持着儒家宗师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孟子,就像一个怒发冲冠的斗士,一副高度傲娇凛然不可犯的形象。在齐国时,齐王本来要到宾馆拜见孟子,但齐王借口自己生病了,让孟子上朝拜见自己,孟子一听就炸了,告诉齐王的使者,正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去见齐王,然后就出去玩了。齐王听说孟子病了,赶紧派了私人医生给孟子看病。而孟子宁可逃到朋友家躲起来,也不愿见齐王的医生和特使,反正你齐王不来看我,就别指望我放下架子去拜见你。在孟子看来,爵位、年龄和道德是天下最尊贵的三种东西,齐王只拥有爵位,而自己则有年龄和道德两大优势。就像是拳击场上的比赛,孟子是二比一“KO”齐王。因此,孟子在游说诸侯时始终保持着“说大人而藐之”的气概,以“帝王师”的形象出现,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是来帮你的,完全不是后世儒者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崇尚圣人和君子,而孟子则崇尚大丈夫人格。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儒者做官,“得志”的时候,应该同老百姓站在一起,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时也应该坚守道义,不能为了保住禄位而丧失独立人格,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三合一”的形象:不因富贵而乱了方寸,不因贫贱而改变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变节。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

孔子在和别人的交谈中,柔风细雨循循善诱,说话言简意赅,你可能一时不懂,但余味悠长如坐春风。而与孟子谈话,就像屁股底下有仙人掌如坐针毡。孟子是个雄辩家,他与人谈话,总是用参加辩论赛的方式,专治各种不服。有时候如春风化雨,实际上是给谈话者“挖坑”,让你不自觉的掉进孟子语言的“陷阱”,用现在的话说是“满满的都是套路”;一会儿如雷霆万钧狂风骤雨,驳得你面红耳赤大汗淋漓,最后“竟无言以对”。

其实,孔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孟子。孔子去世后,儒家分崩离析成了八派,儒家思想有走向衰落之势。当时在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是杨朱和墨子的学说。杨朱是个极端自私主义者,他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大家各自管好自己,不要去麻烦别人,这样世界就太平了。而墨家是极端利他主义者,他们主张兼爱,要像爱父母一样去爱别人,这就像是买了爱的保险,你付出一份爱,别人给你更多的爱,这样世界也就和谐了。在战国时期战火频发老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这两种理想很美好诱人。但孟子认为这两种思想对儒家学说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以孔子思想传承人自居的孟子,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批判这两种思想,让儒家思想重新挺立于文化的顶端。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不为君主服务,是破坏了等级秩序;墨子的“兼爱”是把父母等同于陌生人,是“无父”,无父就是“禽兽”;而无君、无父就是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就是禽兽。对这种歪理学说,雄辩滔滔的孟子当然要对他们大加鞭挞。

在孟子眼里,儒家思想是正确的,其他一概扯淡。所以孟子还对法家、纵横家、农家等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孟子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身上充满了“浩然之气”,辩论的水平又高,经常把那些学派驳得哑口无言。人们认为孟子好辩,但孟子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由此可知,孟子是以一个心怀天下、以孔子门徒自居的思想家。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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