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史铁生：他是作家中的思想家

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时常想念他。每想起史铁生，我的心思都会走得很远很远，远得超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好一会儿回不过神来。

在史铁生辞世两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曾组织召开了一场对史铁生作品的讨论会，铁凝、张海迪、周国平等众多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与会，对史铁生的人格修为和创作成就做出了高度评价。讨论会达成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共识：在这个不应轻言“伟大”的时代，史铁生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生命，伟大的作家。

在那次讨论会上，我简短地发了言，谈到史铁生坚强的生命力量，超凡的务虚能力，还谈到做梦梦见史铁生的具体场景和生动细节。随后我把发言整理成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文章的题目叫“梦见了史铁生”。我一直觉得文章过于短了，不能表达我对史铁生的理解、敬意和思念之情，甚至对不起与史铁生生前的诸多交往。在纪念史铁生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请允许我用稍长一点的篇幅，回顾一下结识史铁生的过程，再认识史铁生作品独特的思想内涵，以表达我对史铁生的深切怀念。

▍作家史铁生（1951-2010） 曾璜 摄影

王安忆为我们“牵线搭桥”

读好作品如同交心，读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的心仿佛一下子与史铁生的心贴得很近，几乎萌生了同气相求般的念头。我知道，当年我所供职的煤炭工业部离史铁生的家很近，一个在地坛公园的北门外，一个在地坛公园的南门外，我只须从北向南穿过地坛公园，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史铁生的家，见到我渴望拜访的史铁生。可是，我不会轻易贸然登门去打扰他。他身体不好，精力有限，需要保持相对自主和宁静的生活。特别是我在有的媒体看到，史铁生因承受不起众多热情读者的造访，不得不在门上贴了“谢客”的告知。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得尊重他的意愿。在尊重他人意愿的同时，也是尊重我自己。地转天也转，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遇见史铁生。好比一个读者遇见一本儿好书，我遇见史铁生也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事情的经过，说来好像是一个故事，为我和史铁生牵线搭桥的竟然是远在上海的王安忆。1986年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因小说是一遍完成，没有誊抄，没留底稿，我担心通过邮局邮寄把书稿弄丢就不好了，就把一大摞稿子装进一只帆布提包里，让我妻子提着提包，坐火车把稿子送到上海去了。此前，王安忆在《北京文学》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走窑汉》，知道了我的名字。她听《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说我妻子到了上海，就让我妻子到她家去住。我妻子以前没见过王安忆，不好意思到王安忆家去住，打算住旅馆。王安忆说：大家都不富裕，能省一分就省一分。王安忆又说她丈夫出差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妻子住在她家里是可以的，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就这样，和王安忆一样，同是当过下乡知青的我妻子姚卫平就住进了王安忆的家。晚上，我妻子和王安忆一块儿看电视，见王安忆一边看电视，手上还在一边织着毛衣。整件毛衣快织好了，已到了收袖阶段。我妻子也很爱织毛衣，织毛衣的水平也很高。说起织毛衣的事，王安忆告诉我妻子，这件毛衣是为史铁生织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毛衣一织好，她马上给史铁生寄去。我妻子一听对王安忆说，毛衣织好后不要寄了，她回北京时捎给史铁生不就得了。王安忆说那也好。

我妻子在一天上午从上海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就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我家住的静安里，到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平房小院，给史铁生送毛衣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北风刮得很大，满城似乎都在扬沙。我们得顶着寒风，眯着眼睛，才能往前骑。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安忆为史铁生织的毛衣是墨绿色，纯羊毛线的质地，织毛衣的针型不是“平针”，是“元宝针”，看去有些厚重，仅用手一抚，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收到毛衣的史铁生显得有些激动，他激动的表现是举重若轻，以说笑话的口气，在幽默中流露出真诚感激的心意。他说，王安忆那么大的作家，她给我织毛衣，这怎么得了，我怎么当得起！我看这毛衣我不能穿，应该在毛衣上再绣上王安忆织几个字，然后送到博物馆里去。

我注意看了一下，史铁生身上所穿的一件驼色平针毛衣已经很旧，显得又小又薄又瘦，紧紧箍在他身上，他坐在轮椅上稍一弯腰，后背就露了出来。王安忆此时为史铁生织了一件新的毛衣，可以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跟雪中送炭差不多吧。

通过交谈得知，史铁生生于1951年的年头，我和妻子生于1951年的年尾，我们虽然同岁，从生月上算，他比我们大了11个多月。从那以后，我们就叫他铁生兄。

听王安忆与史铁生“抬杠”

我和铁生兄交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在1993年春天的四五月间。那段时间，王安忆让我帮她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一个人在单元房里写东西。在开始阶段，王安忆的写作几乎是封闭性的，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在北京写作，也不和别的文友联系。她主动看望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史铁生。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雍和宫那里搬到了城东的水碓子。王安忆写作的地方离史铁生的家比较远，王安忆对北京的道路又不熟悉，她每次去史铁生家，都是让我陪她一块儿去。每次见到史铁生，王安忆都是求知欲很强的样子，都是“终于又见到了铁生”的样子，总是有许多问题要向史铁生发问，总是有许多话要与史铁生交谈。常常是，我们进屋后还未及寒暄，他们之间的交谈就进入了正题。在我的印象里，王安忆在别人面前话是很少的，有那么一点儿冷，还有那么一点儿傲。只有在史铁生面前，她才显得那么谦虚，热情，话多，简直就是拜贤若渴。他们的交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哲学的，艺术的；抽象的，具体的等等，可谓思绪飞扬，海阔天空。比如王安忆刚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史铁生看过了，她要听听史铁生的批评意见。比如他们谈到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同性恋者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再比如他们探讨艺术的起源，是贵族创造了艺术？还是民间创造了艺术？富人和穷人谁更需要欣赏艺术？由于王安忆的问题太多，有时会把史铁生问得卡了壳。史铁生以手扶额，说这个这个，您让我想想。仍想不起该怎么回答，他会点一颗烟，借助烟的刺激性力量调动他的思维。由于身体的限制，史铁生不能把一颗烟抽完，只能把一颗烟抽到三分之一，或顶多抽到一半，就把烟掐灭了。抽了几口烟之后他才说：我想起来了，应该这么说。

王安忆如此热衷于和史铁生交谈，可她对史铁生的看法并不是一味认同，而是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对于不认同的看法，她会严肃认真地摇头，说她觉得不是，遂说出自己不认同的理由。王安忆这样做，像是准备好了要去找史铁生“抬杠”似的，并在棋逢对手的“抬杠”中激发思想的火光，享受在心灵深处游走的乐趣。

由于思想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他们两个的争论，我只能当一个旁听者，一点儿都插不上嘴，跟一个傻瓜差不多。不过，听两个智者的争论，对我也有启迪，它至少让我懂得，世界上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人类用心发现，加以思索。人类的大脑就是用来思索的，如果不思索，身体上方顶着一个脑袋恐怕跟顶着一个葫芦差不多。

当超强大脑“能源”不给力的时候

特别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铁生兄在观察了我的头型之后对我和妻子说：我看庆邦的脑容量挺大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未注意过自己的头型，也没有听说过脑容量这样的说法。是铁生兄的提示，使我意识到自己不但有脑子，而且脑子的容量还不小。既然脑容量不小，就不能让它闲置着，空着，应当把它开发利用起来，以不辜负脑子的容量。每个人观察别人都是从自己出发，铁生兄观察了我的头型，促使我反过来观察他的头型。观察的结果让我吃惊，我发现他的头颅格外的大，比一般人的头颅都要大。由于截瘫使他身体的下半部萎缩，变细变小，与他硕大的头颅形成了反差，说句不太恭敬的话，他看上去像一个“大头娃娃”。他的脑袋之所以这样大，我想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因素。他失去了肢体行动能力，脑力有所偏劳，就使脑袋越变越大。他的脑袋大，脑容量就大，大得无以伦比，恐怕比电脑的容量都大。

史铁生的难处在于，他有这样一个超强智慧的大脑，靠这样的大脑思考和写作，供给大脑的能源却常常不给力。我们都知道，让大脑开动和运转的能源，是源源不断的供血和供氧，而铁生后来由于又得了尿毒症，恰恰是血液出了问题。为了清除血液中的毒素，保住生命和脑力劳动的能力，他不得不每星期到医院透析三次，每次都要在病床上躺两三个小时。铁生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在透析过程中，他亲眼看见他的被抽出的血流，在透明的塑料管子里被一朵血栓堵住了，以至于血流停止了流动，滞留的血液很快变了颜色。他赶快喊来护士，护士除掉了血栓，透析才得以继续进行。铁生还曾对我讲过，在病床上透析期间，他的脑子仍然在思索，血液循环到了体外，思索一刻都没离开过他的大脑。但由于大脑的供血和供氧不足，他的思索十分艰难，常常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新的理念，因没有及时抓住，理念像倏忽闪过的火花一样，很快就消散了。铁生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透析时手里抓着一部手机，有了新的念头时，他赶紧在手机上记下一些记号，等回家后再在电脑上整理出来。我记下这些细节，是想让读者朋友们知道，史铁生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需要付出多么顽强的意志力。我还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享受史铁生留下的思想成果时，应该感知到他的作品千辛万苦不寻常，看来字字都是血啊！

推着史铁生参加“文学沙龙”

王安忆在北京写作的消息，还是被有的作家朋友知道了，他们打电话找到我，纷纷要求请王安忆吃饭，和王安忆聚一聚。参加聚会的主要作家有莫言、刘恒、刘震云、王朔等。当然了，每次聚会都少不了铁生。我在一些西方作家的传记中，看到在巴黎、伦敦、莫斯科等首都城市形成的文学沙龙中，对某些作家的成长和提升曾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那段时间的频繁聚会，几乎形成了一个文学沙龙，“沙龙”的活动让我受益良多。我想我是沾了王安忆和史铁生的光，不然的话，那些在京城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们不一定会带我玩。就史铁生的身体状况而言，其实他不适合外出参加那样的聚会，看着满桌子山珍海味，看到朋友们大吃大喝，他一点儿都不敢多吃。比如说他很喜欢吃花生米，可他每次只能吃六粒，多吃一粒，钾就会超标。他每次去参加聚会，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可为了朋友们之间的情谊，他还是坚持坐着轮椅去参加聚会。每次把铁生从家里接到饭店，差不多都是我争着为他推轮椅。我个子较低，轮椅也低，我推比较合适。还有，我视铁生为兄长，我在他身后为他推轮椅，感觉有一种亲近感。

▍1993年，刘庆邦与史铁生合影

王安忆回上海后，我和妻子还是经常去看史铁生。有两三年的春节前，我和妻子每次去看史铁生，都会给铁生提去一桶十斤装的花生油。铁生和他的妻子陈希米，都不愿意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有一次，铁生笑着说了一个词，让我觉得也很好笑。他说出来的词叫揩油，说我们给他送油，他就成了一个揩油者。我解释说：快过年了，我们单位给每人发了一桶油，我妻子的单位给每个职工发的也是油，这么多油吃不完，你们就算帮我们吃点儿吧。

务虚的故事 形而上的抒情

在春节前去看望铁生，铁生会送给我们他亲手制作的贺年卡。要是赶上铁生出的有新书，他就会签名送我们一本。有一回，铁生一下子送给我们三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厚重的《史铁生作品集》，在每本集子的扉页上都写上了我和妻子的名字。对于史铁生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抱着十分虔诚的态度，就近放在手边，一点一点慢慢看，细细读。在我自己写作的间隙，需要休息一会儿，就捧起他的书，看上那么一两页。我在书中不仅夹有书签，还有圆珠笔，看到让我会心的地方，我就会暂停阅读，用笔在文字下面画上横线做标记。拿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来说，我读了将近半年才读完。我们不能像平时消费故事一样读史铁生的书，因为史铁生为我们提供的是与一般的写作者写的完全不一样的书。如果说史铁生的书里也有故事，那不是现实的故事，是务虚的故事；如果说他的作品里也有抒情，那不是形而下的抒情，而是形而上的抒情；如果说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有表情，那不仅是感性的表情，更是思想的表情；如果说他的书写也离不开文字，他的文字不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史铁生的创作之所以为一般人所不能想象，之所以达到了别的创作者不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是被逼出来的，命运把他逼到墙角，促使他置于死地而后生。轮椅上的生活，限制了它的外部活动，他只能转向内部，转向内心深处，并拿起思考的武器，进入一种苦思冥想的生活。像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整天耽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外部生活的活跃，没时间也没能力思考那些玄妙而高深的问题，对世界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人所共知的水平。史铁生以巨大的心智能量，以穿越般的思想力度，还有对生命责任的担当，从层层灰暗的概念中索取理性之光，照亮人们的前行之路。周国平先生称史铁生是“轮椅上的哲人”。铁凝评价史铁生说：铁生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个真正坚持精神高度的写作者，淳厚，坦然，诚朴，有尊严。他那么多年坐在轮椅上，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看得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游走四方的人拥有更辽阔的心。

寻求灵魂拯救的生命哲学

我们都知道，作家的写作，背后离不开哲学的支持，特别是离不开务虚哲学的支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务虚哲学是薄弱的，匮乏的，以致我们的写作得不到提升，不能乘风飞翔，只能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不能说我们没有哲学，哲学还是有的，但我们的哲学多是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处世哲学，还有治国哲学、集体哲学、权力哲学、斗争哲学等，多是实用性的功利主义哲学。我们说史铁生的写作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于他贡献的是生命哲学，是超越了功利的哲学。我们长期缺乏的就是生命哲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史铁生先生填补了这项空白。史铁生紧紧扣住生命本身这个哲学命题，深入探讨的是肉身与精神、精神与灵魂、生与死、神与梦，还有善与恶、爱与性、遮蔽与敞开、幸福与痛苦等等。史铁生认为，不能把人的精神和灵魂混为一谈，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灵魂在精神之上。他谈到：“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存在。”“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死即是一切的结束，恶行便告轻松。“史铁生的论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生命与生俱来的三个困境，那就是孤独、痛苦和恐惧。孤独，是因为人生来只能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痛苦来自无穷的欲望，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能力。恐惧是害怕死亡，又不可避免走向死亡。史铁生指出生命的困境不是悲观的目的，还要赋予生命以理想的、积极的意义。他接着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孤独，爱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快乐；生命的短暂，人生的虚无，反而为人类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

▍2010年，刘庆邦与史铁生合影

西方哲学家关于生命的哲学，一般来说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虚到虚。史铁生不是，他的生命哲学是从自己出发，从自己饱经苦难的生命出发，以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作为坚实可靠的依据。他的哲学先是完成了一种灵魂的自我拯救，再是指向对所有灵魂的拯救。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所言：史铁生以自己的苦难，为我们这些健全人背负了生与死的沉重答案，他用自己的苦难提升了大家对生命的认识，而我们没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堪称当代文化英雄。

很多人对死有所避讳，甚至有些自欺，不愿谈死。史铁生直面死亡，是作家中谈死最多的一位。他说：“人什么都可能躲过，唯死不可逃脱。”他把人之死说成是节日，“死是一个必将到来的节日。”接着他竭力试图证明，人的死是不可能的。生命是一种欲望，人是热情的载体，是人世间轰轰烈烈的消息生生不息的传达者，圆满不可抵达的困惑和与之同来的思与悟，使欲望永无终途。所以一切尘世之名都可以磨灭，而“我”不死。“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在《我与地坛》结尾处，史铁生把生命比喻成太阳，“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或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读史铁生的作品读得多了，我从中读出了一种浓厚的宗教般的情怀，并读出了默默的超度人的灵魂的力量。莫言在评价史铁生的题词里说过：“在他面前，坏蛋也能变为好人，绝望者会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这就是史铁生的道德力量。”史铁生的文章不是宗教的信条，他也没承认过自己信什么教派，但他的一系列关于生命哲学的文章，的确与宗教信仰有相通之处。反正我读了他的文章之后，至少能够比较达观地看待死亡，对死亡不那么恐惧了。

死而不亡者寿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铁生兄能够活着，活得时间越长越好。只有他还活着，我们才能去看望他，跟他交谈，他才能继续写书给我们看。由于铁生的身体是那样在风雨中飘摇的状况，我们时常为他担着一把心，担心他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2010年2月4日，我们在有的媒体上看到史铁生病危的消息，我和妻子都吃了一惊。未及和陈希米取得联系，我们就匆匆赶到史铁生家，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还好还好，我们来到铁生家一看，见铁生一切都好好的，仍在以惯常慈爱的笑容欢迎我们。那样的消息史铁生也看到了，他笑着说：他们发了史铁生病危的消息，接着还应该发一条消息，史铁生又活过来了！这次去看望铁生，我在铁生的卧室的墙角看到一台类似升降机的东西，希米说，那的确是一台电动升降机，是搬运铁生用的。铁生需要上床休息，希米就启动升降机把铁生升到床上，铁生需要下床写作呢，希米就用机器把铁生搬到轮椅上。一同前往的朋友为铁生照了相，还为铁生、希米、我和妻子照了合影。据说那是史铁生生前最后一次照相留影。铁生开玩笑说：这次照的相就算是遗像吧！希米嗔怪铁生：你瞎说什么！希米说：我们铁生的名字起得好，铁生且活着呢！铁生继续说笑话：别人家的主妇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我们希米是里里外外一条腿。铁生这样说，是指希米的一条腿有残疾，需要借助一根拐杖在室内忙来忙去，为铁生服务。

▍2010年，史铁生夫妇与刘庆邦夫妇合影

让人痛心的日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2010年的12月31日，在北京最寒冷的日子，史铁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是希米把铁生病逝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给王安忆，王安忆通过短信转告我们。明天就是新年，铁生怎么不等过了新年再走呢！得到铁生远走的消息，我们两口子都哭了，哽咽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们敬爱的好兄长，他的苦难总算受到头了！

2011年1月4日，是史铁生60岁的生日。在当日下午，有上千位铁生的读者，从全国各地自发来到北京的798时态空间画廊，共同参加铁生的生日聚会，并深切追思史铁生。那天我一下子买了三束鲜花，一束是我和妻子送给铁生的，另两束是替王安忆、姚育明献给铁生的。在追思活动现场的墙壁上，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张放大了的铁生和我们最后的合影。我在合影前伫立良久，眼泪再次从眼角涌出。在追思环节，我有幸代表北京作家协会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我说铁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兄长，也是我们这个团队最具有凝聚性的力量。

铁生高贵的心灵、高尚的人品、坚强的意志和永不妥协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铁城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死而不亡者寿，他的思想和灵魂之光会永远照耀着我们。记得我还特别说到了铁生的夫人陈希米，希米是铁生生命的支持者，也是铁生思想的同行者，简直就是铁生的一位天使，向陈希米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铁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相信，众多铁生的尊崇者已经等了十年，也准备了十年，大家准备在铁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再次集合在史铁生的思想之旗下，发起新一波对史铁生的追思。我不是有意神化铁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史铁生思想与灵魂的神性光辉正日益显现，并愈加璀璨！

2020年12月10日早晨5点

写完于福建泉州

【作家简介】刘庆邦，小说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李静 值班主任：赵婷）

来源 北京日报·热风 | 作者 刘庆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