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任务及未来趋势—古代纹饰与古代研究新趋势

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任务及未来趋势

——古代纹饰与古代研究新趋势

王先胜

《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2期

摘要：从考古发掘、科研、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个方面考察分析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认为中国考古学目前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严重滞后，二是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中国考古学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清楚史前至夏商周的文化、文明及其历史，相关研究领域和环节，不仅有难易程度的差异也有学理、逻辑关系存在；从史前至夏商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中国各民族古代文化、古代历史等都是薄弱环节，而古代纹饰解读是所有这些研究范畴和任务中关键的一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古代纹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都是未来考古学、史前研究乃至整个古代研究新的增长点和主要发展方向，同时中国考古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走在前列，古代纹饰研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当然，这种趋势性变化也涉及观念转变、新的范式以及一些基础性研究，甚至科研平台建设。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古代研究，古代纹饰，观念转变，未来趋势

自考古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大概两百年的时间。考古学一直被定义为研究“发掘出土的实物”这么一个学科，从定义到它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实践当中，这两百年来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在研究实践中，我认为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对考古学定义有一个修改，或者修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也就是距今一万年以来，一直到清代甚至到现在的器物上都有大量的刻画图案、纹饰。根据考古学的定义，那么纹饰算不算实物遗存呢？我们知道，狭义的历史学是根据古代文献资料来做研究，而考古学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那么实物、器物上的图案纹饰，从研究范畴来说，它既没有在传统的历史学范畴之内，也没有在考古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同时也可以说没有在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内。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这几个相关学科都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来处理，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里面实际上也缺少了关于古代纹饰研究的部分。由于长期缺乏古代纹饰研究的可靠理论和方法，导致一个很明显的现象，这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出土的材料，在文献之前、之初，大概还有几千年，出土材料上面刻画的图案、纹饰、符号包括一些典型的遗迹，它们的文化内涵，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所以我认为考古学的整个理论方法，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古代纹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跟考古学的定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把考古学的定义做了修改，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物质遗存，它还包括整个古代人类的精神领域以及社会制度[1]。

我们一般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按照传统的考古学定义，它缺少了研究精神文化以及社会制度这一块内容。虽然考古学家也一直关注和研究古代精神领域、社会制度，由于古代纹饰的重要文化内涵一直没有得到解读，既有研究和认识可能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错位以及严重的问题。这也是考古学产生两百年来（我们中国考古发掘到现在为止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整个社会对远古、对夏商周以前了解非常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现在的历史教材、历史书，在夏商周以前这一块儿，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一段，涉及到的内容非常有限。这个问题直接和考古学的定义以及整个古代研究的理论方法没有完善，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认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整个古代文化遗存，它不仅包括物质性的文化，还包括古代人类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方面的一些遗留。虽然我们发掘出来的是一些遗迹和器物，我们看到的是物质性呈现，但实际上它们是整个人类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社会组织情况在内的共同遗留物。只有把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视为古代文化遗存，我们才可能从理论上、学理上完整地去思考出土材料及整个古代研究，才可能从学理上合符逻辑地建立起相关理论和方法[2]。

一、中国考古学的现状

考古学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考查：考古发掘、考古学研究（科研）、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1.考古发掘。

中国的考古发掘从192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中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开始以后全面铺开。很多古代遗存因为基本建设的原因被揭露出来，据统计有70～80%的考古发掘是抢救性清理，主动的考古发掘比重较小，大概占10%、20%。将近一百年的考古发掘，其基本情况跟古代文献、神话传说里面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应该说大体上是吻合的。

在夏商周之前，古代文献和传说里有“三皇五帝”时代，有伏羲、黄帝、炎帝、颛顼、尧、舜、禹等等帝王，相关资料和文献信息不足以让我们判断其真实性究竟如何，只有通过考古发掘的材料，才能对他们进行一些可靠性或者可能性的探索。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从距今一万年左右也就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整个中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一直延续不断，直到夏商周，甚至秦汉及以后，这种延绵不断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可以说基本建立起来了。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长城以北地区，一万年（前）到四千年（前）这一段，基本没有缺环。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以及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距今四五千年的文化，从考古发掘来看，是没有问题的。甘肃、青海一带有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个别遗址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人类遗迹），比如大地湾文化，只是四川盆地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到距今一万年这一段，还少有发现。所以就整个情况来说，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可以说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考古发掘的基本情况。

2.考古学研究。

夏商周以前的历史文化，古代文献和传说中的信息很少，主要靠出土材料来研究。考古学是研究出土材料的学科，但其研究的核心时段应该是史前-夏商周这一段。横向，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各个时代、时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块，需要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来研究；纵向，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也都具有或需要从史前至夏商周-秦汉时期的贯通，在可靠的历史之前，都需要通过考古学发掘出土的材料来考查、研究。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因为有人类学、历史学研究，这个比较清楚。在有文献、文字材料之前，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这种抽象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这方面虽然有不少成果，但从整体和宏观而言，应该说还没有搞清楚。从远古人类起源、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周这一时段，整个中国和各民族的精神领域，还有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发展历程是没有搞清楚的。

最近十来年，国家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启动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早期宣传的情况来看，是要解决中国传说历史从炎帝、黄帝以来一直到尧舜禹这一段的主要历史情况。但这个工程本身不太顺利[3]，跟考古学既有的方法、理论也有很大关系。由于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理论长期以来局限于对实物、物质遗存的研究，对史前时代，考古学主要是做了一些基础研究，即对发掘出土的材料从类型学角度进行分类，把各个遗址、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材料做了年代推断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原始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宗教信仰、科学文化、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等顺便进行了一些理解和认识。由于没有建立起古代纹饰研究以及整个古代研究的系统性理论和方法，有些认识现在来看是不太可靠的。比如新石器时代，距今七八千年前或者五六千年前人类的制度，到底是什么社会、组织结构怎么定性，到现在为止是用西方人类学考察的理论和认识来做对接，比如把母系父系、公有私有这些概念用来与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或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这方面我认为很多东西是不可靠的。实际上考古界到现在为止，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有些东西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仰韶时代，有人认为是父系氏族时代，有人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本身就说明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出土材料的系统整理、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顺便得出一些认识和理解。

3.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跟西方也没有多少差别，因为就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整个考古学发掘的方法、整理材料使用的方法，被称为考古学的两个基础理论方法，一个叫层位学，一个叫类型学。层位学就是考古发掘的操作要严格按照遗存的层位关系来发掘和记录，不要把层位搞乱、搞错，要不然出土的材料就报废了，如果把下面一层的材料混到上面一层，它的年代就变了，材料就不管用了。比如一个遗址、一个探方里面，自上而下有两千年前的材料，有四千年前的材料，还有七八千年前的文化遗存，这些层位关系在发掘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细致地操作和记录，如果搞混了，把两千年前形成的材料混到四千年前或者八千年前的材料里面，整个遗址出土的材料搞混了，就没有了科研价值，这个遗址、这些遗存就报废了。类型学，简单说就是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对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关系进行推断。比如出土的材料有石器、玉器、遗迹、墓葬，它们通过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是需要分门别类才可能对它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对其年代的早晚，各自的演变关系、演化关系做一些排比、推理，这就是类型学研究的大致思路。

中国考古学有没有具有自身特点的理论、方法呢？到现在为止，主要就是苏秉琦提出的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简单来说，因为中国幅员广阔，东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古代有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地方生存，他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有区别的，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体系。比如南方长江流域，它的上游、中游、下游有不同的人群在那里生存，甚至长江以南的广东、广西，它跟长江中游也是有区别的。黄河流域也是这样，长城以北地区也是这样，因为有不同的人群在那里生存，他们遗留的器物、遗迹、文化遗存是不一样的。这是横向关系即“区”。还有纵向关系，比如长江下游从一万年前开始有古代文化，到七八千年前也有，五六千年前也有，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秦汉以下，那么在这个区就形成一个“系”，有一个发展的脉络。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下游也是这么一个情况。考古发掘出来，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古代遗存的基本认识和思想，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包括更加细分的“类型”）发展序列（包括其间的关系），就叫做区系类型理论。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区、系，恰好与中国有几十个不同的民族大体上是相应的。这是值得研究的。

也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概念，比如古代国家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在秦汉以前、在夏商周以前，有什么古国、酋邦、部落、邦国等各种概念和不同的理解，还有关于文明起源的认识，什么是文明起源，是什么情况导致中国文明的起源等。这些认识还处于探索的过程中，有些也是自国外引进，还没有形成共识、成为大家都接受的东西。

根据考古学的现状，我认为中国考古学目前有两个明显不足的地方。

（1）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严重滞后。

最近三四十年，考古发掘在全国各地开展，有大量的考古项目在进行，大量的遗迹、遗址发掘出来。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有大概一半的考古项目或者遗址发掘清理完了之后，考古报告未能编辑出版[4]。也就是出土材料没有整理完成，导致报告没法出版。根据公开报道资料推算，迄今资料整理没有完成、没有出版考古报告的发掘项目，应该在一万项以上，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5]。一个遗址发掘出土之后，那些材料没有整理，等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材料还没有整理出来，只要稍有混淆，学术价值锐减，甚至材料报废。这样，非常宝贵的我国古代考古文化遗址、遗存，古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报废了。所以有些考古学家，比如中国考古学会前任理事长张忠培先生，还有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考古发掘不出报告，比盗墓贼还坏。盗墓贼很坏，把墓葬挖了，但盗墓贼是取宝，把他认为很值钱的东西取出来，其他的东西基本上不管，当然也有一定的破坏。但是考古发掘就不一样了，出土材料报废之后，相当于这个遗址（或者其发掘的部分）、墓葬就彻底破坏了。从这个角度看，是比盗墓贼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所以，我在前几年就专门写了文章，呼吁中国文物考古界、甚至整个古代研究学术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应该开展一个考古遗产抢救性保护工程，由国家动员全国文物考古界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6]。这个工作，从它的重要性以及任务的繁重性来看，实际上可能比三峡工程的文物考古更加重要、工作量更大、学术价值更大。比如新疆有个古墓群，叫阿斯塔那，1959年开始发掘，一直到1973年，一共进行了14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相当于一个地下博物馆，是非常丰富的。几十年了，这些材料还是没有整理好，考古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可以说很多材料的学术价值要大打折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报废的。我的文章发表后，也通过各种渠道呼吁，但是迄今还没有结果。这是中国考古学存在的一个明显不足和问题。

（2）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

考古发掘出土器物纹饰，大概从距今一万年前开始。原始人类最初在骨器、石头上刻画符号、图案，到后来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时候，彩陶出现了。之后的夏商周，有大量的青铜器，上面有很多纹饰；之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有各种质地的器物（如陶器、玉器、漆器等）及纹饰，汉代还有画像石、画像砖。整个古代纹饰可以说浩如烟海、数量庞大。

纹饰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引起充分重视，除了个别学者做了一些相关工作，整体上而言，有计划的系统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没有开始。各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纹饰的基本情况，不同质地如青铜器、陶器、玉器和漆器、不同类型器物的纹饰，其基本资料都没有系统整理出来——这当然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而不是传统的美术和考古类型学的整理。关于纹饰文化内涵的解读当然也没有根本的突破。我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存在的第二个明显不足。我们研究文字、文献出现之前的历史，即商代中期以前以至远古，必须依靠考古材料，而纹饰是其中关键的部分。由于纹饰内涵探讨一直没有可靠的方法，对它们的释读、解释，即它有什么意思、传递了什么文化信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导致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尤其是精神领域和制度方面的研究受到严重的局限，没有根本性进展，可以说这是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性缺陷。

目前，除了考古界，整个学术界对古代纹饰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把它作为工艺美术来理解，这是比较普遍的。考古界有少数学者已经开始做基础的整理，比如对马家窑文化彩陶做系统的资料归纳、分类，尤其是王仁湘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做了系统的梳理。

二、中国考古学的任务

考古学的任务，从横向来看，包括各个时代、时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从纵向来看，包括中国各民族有记忆有文献之前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研究，从史前至夏商周-秦汉时期的贯通，重点是在文字文献记载可靠历史之前的一段，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起源。不仅仅是汉族，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它可靠的历史之前，根据考古材料是有可能把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上溯到几千年之前，甚至万年之前，因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建立起来之后，这是可能的。所以我的理解，中国考古学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从史前到夏商周这一段历史文化。

除了考古学本身的基础研究，多年来考古界有一个重要追求，即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也是考古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国家在十多年前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计划初期宣布要在龙山时代（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之间）探索炎黄的历史文化。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到底是距今五千多年、四千多年？还是六千多年呢？这是需要做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的。这个工程首先把它定位在五千年前到四千年前之间，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个工程到处宣传，包括国内和国外，当时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也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用十年、二十年把全国的考古力量投入进去，花十个亿、二十个亿或再多的钱，你在龙山时代即在五千年到四千年之间没法论证哪个地方是炎帝、黄帝，就非常尴尬。所以在2003、2004年，工程进行了一两年的时候，我写了两篇文章《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7]发表在网络上（当时在期刊上发表不出来），对这个工程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当然也建议不要这样做，不要限定在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之间，那样导致最终把地下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的材料都挖出来，却没办法论证哪个是炎帝黄帝，到时就非常尴尬。文章也对这个工程怎么调整做了建议，后来探源工程在一两年之内基本上按照我的批评、建议做了调整，不再把时间局限在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之间，将年代上延到仰韶时代——我们知道仰韶文化的年代是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之间，探源工程就这样调整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考古学和古代研究自身的理论、方法、目标及其间的学理、逻辑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盲目去追求终极目标而导致的尴尬。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从学理、逻辑上来看，应该是有一定先后顺序的。比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文明起源，这几个概念和领域，我认为是有一个相对的难易程度的，而不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些没有一个基本清楚、清晰的研究与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就去做文明起源研究——这是本末倒置。我们知道文明起源是个综合性情况的反映，整个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度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文明。所以从学理上，首先要研究物质文化，目前考古学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它的序列已经建立起来了。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一块做得不太好，因为很多古代遗迹尤其是典型的遗迹、大量的古代纹饰的文化内涵是什么，这一问题没有解决。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个问题没解决，它们的发展历程不清楚，你怎么去研究文明起源呢？这是有问题的，文明起源研究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它是一定会面临问题和麻烦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几个民族构成的，除了汉族，还有彝族、苗族、羌族等几十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如果我们把几十个民族的文明情况研究清楚了，那么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就水到渠成；有些民族如彝族、苗族、羌族等历史上与汉族有密切的关系，或者以伏羲、炎帝、蚩尤为祖先，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溯源，也有助于“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几十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源流都不清楚，各民族是怎么来的，各民族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影响，这些情况都没有研究清楚，中国文明起源自然是一个难题。从学理的角度看，一些基础的工作和关键环节必须要做，这是我对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认识。横向有一个学理、逻辑关系，纵向也存在。无论横向纵向，很多基本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做，那么文明起源一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古代研究新趋势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三大课题。以前是，现在也是热点问题。

最近几年考古学和古代研究的热点，我这里也提出三个跟老师们分享，而且都跟古代纹饰研究相关。一个是“古代文明起源”，前面已经说了，我认为是脱离了发展实际的。第二个就是考古界近些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透物见人”，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这一说法事实上反映了考古界的无奈：由于经典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缺陷，没有可靠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见人”，所以说个“透物见人”，意思是我们要通过发掘的实物材料，通过物质遗存来了解古代人的基本情况，这反映了既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其目标、追求之间的矛盾、困惑。我们知道物是不能透的，拿起物来，是用放大镜还是透光镜来看吗？不是这样的，它给人的印象是拿起一个石器、陶罐等就可以看到古代的人，这一说法从理念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反映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一个严重的缺失，即没法“见人”，是没法“见人”所导致的问题。根本原因与考古学的定义有关，跟古代纹饰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读和解读有关。如果考古学的定义不只是局限于研究物质文化，我们对古代文化遗存的研究才能导致学理上见到人；如果本身只是研究物质遗存的话，就见不到“人”。“透物见人”这种说法，让人觉得，考古学家像个气功大师，气功大师才能“透物”，才能“见人”，而考古学家应该是特别严谨的，在我看来是趋向于保守的，这是一个悖论。“透物见人”，跟气功大师一个思路。所以核心问题是考古学的定义有问题，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待完善，主要就是古代纹饰的解读没有解决。第三个就是中国考古界近十来年提出“中国考古学派”的问题。最早是苏秉琦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的考古学派，中国考古学要在世界考古学上有一席之地，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世界考古学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个人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近两百年来对考古学的定义，其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局限于物质文化（实物和物质遗存），从这个角度来谈中国考古学对世界考古学的贡献是难有新意的。苏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也不能说是原创，因为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在做类似的研究，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或者宣传这一概念，所以严格说，不能说它是一个原创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要对世界考古学有贡献的话，最大的机遇应该在古代纹饰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古代纹饰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和民族，如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还有欧洲、美洲，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以及文字产生之前，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出土材料上有大量的图案、纹饰，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讲中国考古学对世界考古学的贡献，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在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上。简单说，重要的学问或者理论基本上来源于未知领域，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方法和领域，是不太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学问或者理论的。所以我认为，古代纹饰的研究恰恰能让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把古代纹饰研究这一个问题解决了，把一个可靠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来，对古代纹饰能够读懂，不仅仅是中国的，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出土的古代纹饰也有可能借鉴我们释读中国古代纹饰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才能对世界考古学做出我们中国的贡献。

我是长期从事古代纹饰的研究，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近二十年时间。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我提出应该建立一个考古纹饰学[8]。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它有关于发掘的方法（层位学），有出土材料整理的方法（类型学），但是怎么去认读、释读出土材料的文化内涵，纹饰是什么意思，一些特殊遗迹有什么文化内涵，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是没有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缺陷。所以考古纹饰学主要是关注出土的遗迹、遗物尤其是纹饰、图案，它们可能包含或隐藏的古代人类文化信息、文化内涵，去解决这个问题，考古纹饰学就是这方面的思路和方法。在这方面我写了一系列论文，也有一些典型遗迹和器物尤其是很复杂的刻画图案的释读案例，形成了一本书叫《史前研究新思路——考古纹饰学的理论与实践》[9]。

近二十年的实践和努力，现在学术界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和进展：其一，前两年我完成了《中国远古纹饰初读》和《中国上古纹饰初读》[10]，专门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先生审读书稿。刘先生对书稿看得非常认真细致，从审读意见看，他基本上理解和接受了我关于古代纹饰的认识。其二，前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跟我约稿，叫写一篇关于中国考古学现状以及考古遗产保护问题的文章，我做了《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任务及未来走向的思考》，文章发表时对结构做了调整、题目改为《解读纹饰，培育考古学科增长点》[11]，主题缩小了，但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承认纹饰解读属于考古学范畴了。一直以来，古代纹饰都没有成为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定义里面也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表达，意味着我对考古学定义的修改是合理的。其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2014年底在《考古》杂志发表论文《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12]，他对“考古学文化”的新理解意味着他认同我对考古学定义的修改。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是根据考古学的定义来界定的，即这种“文化”指的是物质遗存。王巍所长此文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做了一个修改，认为考古学文化不仅包括实物即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领域和社会制度的演进。这个定义如果成立，必然意味着考古学的定义本身是需要修改的，即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一定是文化遗存，而不仅仅是物质遗存。

四、古代纹饰与古代研究

1.两个观念转变。

在考古学定义修改的前提下，古代纹饰必然应该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进一步而言，古代纹饰、文化遗存也应该是所有与古代研究相关的学科必须重视的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观念需要转变。

第一，古代纹饰跟古代文献一样，对古代研究来说，它们具有同等地位，即我们应该把古代纹饰当做古代文献来理解和使用。从这个角度看，我把古代研究的材料分做三大系列：第一是实物或者器物。从有人类以来，即两三百万年以前有石器以来，包括陶器、青铜器等实物性的东西，它会给我们传递很多信息。第二是纹饰（包括图案、绘画）。纹饰跟文字不一样：商代晚期才有甲骨文，而纹饰产生和应用的年代比甲骨文早很多，大概在一万年前就开始出现，之后有彩陶、玉器刻画等，它们跟文字不一样，也不是实物，但是带有古代人类文化的各种信息。第三才是文字和文献。甲骨文及以后形成的文献，就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的材料。我们可以把整个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能看到的文化遗存、遗产分做器物、纹饰、文字文献三大类，我称之为古代文化、文明传承的“三驾马车”。我们在研究古代或者相关问题的时候，需要尽可能搜集、考虑和研究这三个方面的材料，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第二，与古代研究相关的传统学科都需要去研究考古学出土的材料。这些学科除了考古学，还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遗产、科技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设计史、美术史等等，只要是与古代研究相关的学科和领域，其研究时段和范围都应该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即旧石器时代到现在。只要有可能，有相关的材料，我们都应该去搜集和关注，哪怕是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哪怕是在万年以远的旧石器时代。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不局限于我们传统的学科范围。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是以文字形成的材料为主，甚至只是利用文字文献。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一个是研究出土的人骨（体质人类学），一个是文化人类学（考古材料基本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其他学科如民俗学、文化遗产等也是这样的，研究者一般不会考虑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里面可能存在的东西。我说的观念转变就是在时间方面没有限制，在空间和民族文化方面也没有限制——不同空间和民族的文化只要有相关的材料或可能是相关的，我们都应该关注。

以民俗学为例，我们四川民间有个俗语，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考古发掘也有相关的资料，两千多年前秦汉墓葬里有这方面的图像：呈坐姿的一条狗咬住一只耗子（老鼠），吞了一半在嘴里。那个时候有没有“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这个俗语呢？显然这是可以做研究的。再比如，以前农村的孩子，我们小时候都会玩陀螺——现在有些老年人也在玩。实际上这东西在七千年前就有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里就有木陀螺，距今七千年。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到，七千年前的木陀螺跟我们现在用铁制工具砍出来的木陀螺完全一样，跟我小时候玩的也完全一样。而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不仅仅是这一种形式，还有两头都有尖儿的陀螺，有大的小的不同形制的。可以判断，玩陀螺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已经是一种流行的活动。这两个案例说明，研究民俗问题，如果尽可能去搜集考古出土的材料，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种很新鲜的结果和认识。从科研角度说，我们当然会做一些有创新的论文。

2.古代研究的新范式。

这里主要指论文或科研成果（专著、研究报告等）的呈现方式，与上述观念转变有关。我们从事跟古代相关的研究或者研究出土材料，需要尽可能利用和引用考古资料，包括遗迹、器物或者是纹饰，就可能导致大量的图片出现在论文或其他科研成果中，而不仅仅是考古学研究才有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没有那些图片（遗迹、器物、纹饰）就没有我们的论文、专著，没有某个研究。这些表现实物、器物、纹饰和遗迹的图片，本身就是论文、著作或者一项研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是不可以省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这些图片的来源做一个类似于参考文献的东西，注明图片从哪里来，来自哪个考古报告、博物馆或者哪一本书，有必要做一个图片来源文献，便于编辑和读者查证。这种图片来源文献，与传统的参考文献一样，都是论文或一项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应该成为一个模式。我们现在流行的论文、期刊，除了文物考古类，基本上都要把相关的图片给删掉（大量研究民族问题甚至研究民族图案、纹饰的论文，常常都见不到一幅纹饰图片）。我在投稿时长期遇到这一问题，编辑往往要求你压缩，把图片删掉，很无奈。我们对古代器物、纹饰、遗迹的研究，相当于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和阐释，没有古代文献，哪里来的研究？大量使用考古材料、图片，在“参考文献”之外，还有一个“图片来源文献”，以后应该是一个趋势和常态。

3.古代研究的新工作。

这里说的古代研究新工作、新领域，就是跟古代纹饰相关的。根据古代纹饰的重要性、体量（浩如烟海）、研究难度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宏观而言，全国应该有一批相关、相应的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人才培养机构等科研平台，这是必须的。当然，目前一个都没有。古代纹饰研究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尤其是基础研究，古代纹饰资料系统整理、出版这种基础性工作应该有组织、有规划地开展。目前有少数专家学者做了一些工作，总体上显得很少，主要是从传统的考古学角度，做类型学研究，把一个考古学文化或者一种类别的器物与纹饰，做一个资料性的整理、研究。比如瓦当、彩陶，都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但宏观来看，还没有开始做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当然这个工作量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重视的，跟我们中学历史老师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工作未来要靠年轻人、需要年轻一代的学者去做，而且可以说需要大量的学者去关注去做，希望只能寄托在未来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老师们有一定的意识，给我们的中学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将是有益于我们未来的古代纹饰研究、考古学研究甚至整个古代研究的。

最后，列出一些跟古代纹饰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工作，比如资料整理、教材、科普、一些专题研究、工具书等，有些是现在都可以开始做的。这里大体罗列一下（不包含教学）。我个人不可能做这么多的事情，我只能做其中的一点点，能做多少算多少。整个事情未来需要很多年轻人、年轻学者去做。

（1）纹饰普查工作类

《中国纹饰集成》（每个省、市分卷），如《重庆古代纹饰集成》、《重庆少数民族纹饰集成》、《重庆民间纹饰集成》、《中国少数民族纹饰集成》（多卷本）、《中国民间纹饰集成》。

（2）基础理论与专题研究类

《考古纹饰学》、《纹饰学概论》、《中国纹饰史》、《中国古代纹饰解读方法》、《中华文化一万年——古代纹饰与文化》、《中国古代纹饰与神话传说》、《中国古代纹饰与古代科技》、《中国古代纹饰与古代艺术》、《中国古代纹饰与古代思想》、《中国古代纹饰与易学考古》、《中国古代纹饰与古代思维》、《中国古代纹饰与古代设计》……

（3）工具书、资料书类

《中国古代纹饰大全》（远古-秦汉，多卷本），包括：《中国陶器纹饰大全》、《中国玉器纹饰大全》、《中国青铜器纹饰大全》、《中国漆器纹饰大全》、《中国建筑纹饰大全》……《中国古代纹饰辞典》。

（4）普及读物与教材（已出版面向中学生的两种）

《中国远古纹饰》（面向社会）、《中国上古纹饰》（面向社会）、《中国远古纹饰初读》（面向中学生）、《中国上古纹饰初读》（面向中学生）、《中国古代纹饰》（大学教材）、《中国古代纹饰经典欣赏》、《中国古代纹饰代表作精选》、《中国远古陶器纹饰欣赏》、《中国上古陶器纹饰欣赏》、《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欣赏》（上、下）、《中国古代玉器纹饰欣赏》、《中国古代瓦当纹饰欣赏》、《中国古代漆器纹饰欣赏》

（5）综合性研究类（以纹饰为重点）

《中国文化史》（远古-秦汉）、《中国科技史》（远古-秦汉）、《中国思想史》（远古-秦汉）、《中国易学史》（远古-秦汉）、《中国美术史》（远古-秦汉）、《中国设计史》（远古-秦汉）、《中国历史》（远古）。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月12日在历史公益讲座QQ群所做讲座整理，发表时做了适当压缩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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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王先胜：《据夏鼐、王仲殊

[3][7]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载《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王先胜：《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载王先胜：《考古与史学评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

[4]张庆捷：《考古发掘报告积压的问题》，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3版。

[5][6]王先胜：《关于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深度思考及学术期待》，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2期。

[8]王先胜：《关于建立考古纹饰学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

[9]王先胜：《史前研究新思路——考古纹饰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

[10]王先胜：《中国远古纹饰初读》，[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王先胜：《中国上古纹饰初读》，[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

[11]王先胜：《解读纹饰：培育考古学科增长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29日第7版。

[12]王巍：《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载《考古》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