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妍：儿童文学的“家族史”怎么写、为何写？——评葛亮的长篇小说《儿郎》

文 / 徐妍

长期以来，基于儿童文学的自身属性和儿童读者的特殊身份，很少有作家敢冒险地将厚重的“家族史”引入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

在通常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里，“家族史”似乎天经地义地属于成人文学的写作范畴。但作家葛亮不仅选取了“家族史”作为他首部儿童文学的故事题材，而且有意让“家族史”一路参与儿童的高贵成长。

本书写作的自传性值得介绍。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儿童主人公与成人形象，不禁带有作者及其家族成员的影像，我们不妨概要了解一下作家葛亮的家族史和成长史。

在青年作家中，葛亮的名字带有与生俱来的光芒。他，籍贯南京，成长于南京，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硕士和博士就读于香港大学中文专业，获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

1978年出生的葛亮出名不算早，但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大家》《香港文学》《联合文学》等两岸三地最具影响力的大牌纯文学刊物上，多部气质独特，品相不凡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赢得了聂华苓、陈映真、王德威、陈思和等国内外多位名家的关注和好评，获得了华语文学的重要奖项。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葛亮还从事散文、学术论著等写作，堪称是一位才华、学养、气象兼具的作家。而这一切文学成绩的背后，除了个人的成长史，还伴随着一个书香名门世家的古铜色的家族光晕。

葛氏家族曾是安庆三大家族之一。葛亮的祖父葛康俞先生，是书画家、美术史家；曾祖父葛仲温先生，是1912年3月开办的安徽省立中学之始——安庆中学前身即全皖中学的首任校长；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叔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但只因如此，并不能构成本书值得阅读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本书更有其他值得阅读的理由。

作家如何为儿童写作“家族史”？这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也是读者的关注重点。

本书不同于以往儿童文学中的“家史”故事，也不同于时下儿童文学的“家风”叙事，而是一部坚持文学现代性的标尺、追求经典意识的显现、超越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边界、探索“家族史”和儿童文学内在关联的优质之作。

在本书中，作者以儿童的童稚之眼，讲述或转述了一位出身于书香名门世家的男儿毛果，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特定文化背景上，从出生至小学所经历的看似平平常常、实则意味深长的成长过程，既带有毛果这个男儿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又带有一代中国儿童、乃至天下儿童的可能性和普遍性。

本书难能可贵地选取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中异常重要的“家族史”题材，独特且丰富。难以计数的令人难忘的细节描写、充满书香气质的家族人物形象与引人深思的成长观念，有童趣、随性情、长见识，深具启发性。

本书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作家在家族题材的讲述方法上表现了“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哈佛大学教授、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语），呈现了二十一世纪华语文学的新气象。

进一步说，本书非但未“承继”鲁迅在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所确立的、巴金“激流三部曲”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封建家族礼教“吃人”的启蒙主题，反而温文尔雅地反其道而行之——表现知书达礼的“家族文化”对儿童长大成人的重要性；非但未重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小说所格外看重的权力政治或青少年反叛等常规写法，反而将一般儿童文学作品易于忽略的却沉潜在儿童记忆深处的那些偶然性事件视为个人成长中的“大事记”。

例如：名字是怎么来的？儿时的伙伴是什么样的？幼者与弱小的灵物是什么样的情感联系？儿童的第一个称为师傅的人应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初看上去如儿童的文具盒一样普通、简易，但对儿童成长而言不可或缺，意义深远。

这些问题在本书中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家族史”如何参与儿童成长的讲述过程中，使得“儿童成长”成为一个兼容儿童性、家族性、社会性、时代性等多重元素的互生互动的复杂系统，而不是让“儿童成长”成为一个唯有儿童性单独存在的静止、纯粹的简单装置。

与此同时，作家在讲述这些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大事记”时，并未建构一个只有钢筋水泥一般骨感十足的巨型建筑，而是穿插着儿童的趣闻趣事，进而让书香名门的“家族史”既如同泥土一样深植在儿童读者的现实生活中，也如名贵草木的香气一样缭绕在儿童读者的艺术生活中。本书叙述态度超然，构想巧妙、布局讲究，许多语词、句子、段落，都散发着古典又现代的语言气息。

更确切地说，本书非但不因儿童读者的特殊群落而降低文学现代性的标尺，反而因此而愈加追求如何让“家族史”成为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固有内容？当然，符合儿童读者“胃口”的，永远是故事！嗯嗯，对的！那就将“家族史”讲述为一个个充满童趣的故事。

这样，本书中的“家族史”被讲述为如下四个故事：名字的故事；小伙伴的故事；猫咪的故事；“我”的第一个师傅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中又内置了儿童视角下的许多故事。比如：“我”养桑蚕的故事；我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的家族故事；小伙伴成洪才的哥哥顶班的故事；“我”的第一个师傅的命运故事……都很有可看性，令读者迷醉。

但是，故事为何好看？故事里，仅仅充满童趣、满足儿童读者的“胃口”是不够的，如何表现童趣、提升儿童读者的文学品味才是更切迫的写作动因。

为此，本书中的主要故事模式和讲述方式不乏对中外现代经典文学的借鉴、延展、改写和创造。第一章开篇的叙述语调颇似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叙述语调——一本正经地说“玩笑话”；第三章“我”与小伙伴的相处故事像是对鲁迅的小说《故乡》中少爷和短工之子的故事模式的延展；第四章像是对鲁迅的散文《我的第一个师傅》的改写。

第二章对某些追求结构完美无瑕疵的读者或许会略有些诧异，误以为本书作者夹带了“私货”——据说本书作者是一位“猫奴”，毕竟此猫咪母子不是彼毛果母子，但此母子与彼母子的暗喻描写又何尝不是对现代动物经典小说的借鉴和创造。

本书介绍至此，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深思：本书作者为何写作“家族史”，其意义何在？有心的读者不妨细细玩味。

如果说在文学层面本书以重述“家族史”的方式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探索了一条可期待之路，那么在文化层面本书以重拾家族文化的方式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何这样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儿童不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读本，更不乏时尚文化、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新媒体文化的读物，但却非常匮乏以文学性的标尺、审美地讲述书香名门世家的家族文化的读本。

姑且不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受制于启蒙和救亡、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语境，未将书香名门世家的“家族史”作为儿童成长的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单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两个十年里，也少有当下作品如本书那样、将书香名门世家的“家族史”讲述为生生不息的、具有高贵品性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文化。

在此意义上，本书书名《儿郎》富有含义：“儿郎”这个意象不仅传递了浓郁的古典气息，而且意味着高贵的家族文明和家族文化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生命深处的复活。

同样道理，本书的多个人物形象——古典造诣深厚、追求做人高格的外公、外婆，“有才女通病”但内心温热的妈妈、“来自南方外埠真正的书香世家”的爸爸、花了十分钟“才补了一页虫眼儿”的老宋都超出了文学形象学的范畴，抵达了中国家族文明和家族文化的范畴。

而中国家族文明和家族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明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固有之血脉，如何在文学重述中得以承传与升华，与“儿童成长”关系重大。例如：本书中的儿童主人公毛果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成长过程中承继了书香名门世家的家族文明和家族文化的血脉：高贵为人。

在本书第一章，毛果并未如神童那样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超越他人。在以后的章节里，毛果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命运的节奏“顺其自然”地成长，收获了亲情、友情、生离死别之痛和人间悲喜交织之情。不失男儿本色，但也不追求男儿的“野心”。从容、淡定、有爱、有灵，俨然是一位泛着旧时光的高贵的新儿童。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职官、地理与家族，否则“涉笔便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固然不必因袭钱大昕所说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但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的高贵成长，书香名门世家的家族文明和家族文化亟需被关注、被讲述。

换言之，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若想成长为既具有世界性的现代目光、又具有中国文化修为的高贵之人，就应及早补修上名叫“书香名门世家家族史”的现代文明课和现代文化课。

（本文节选自葛亮所著《儿郎》，由新蕾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儿郎》

葛亮

新蕾出版社

2020年8月

《儿郎》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少年毛果的成长故事。书香世家的环境对毛果的文化启蒙，小伙伴的真挚友谊，传统手艺人执着坚守带给他的震撼，无不传递着传统文化为少年成长积淀的丰厚底蕴，也促使他始终以一颗虔敬之心守护、传承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与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却给人无比真实的感受。

这是葛亮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创作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他将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学的写作之中，具有丰沛的细节、从容的笔触和丰厚的意蕴。对于隐藏于生活中的诚信、忠诚、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作者细细描摹，深深打捞，扎实沉稳的写作功底，让少儿读者感受文学之美，从而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成为优秀文化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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