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上海四重奏重组归来，首秀天津茱莉亚学院

上海四重奏重组归来的第一声乐音，在天津茱莉亚学院奏响。

12月16日晚，上海四重奏的李伟纲（小提琴）、李宏刚（中提琴）、尼古拉斯·萨瓦拉斯（大提琴），牵手最新加盟的于翔（小提琴），在天津茱莉亚学院音乐厅首度合体亮相。

这一天适逢贝多芬250岁生日，上海四重奏特地选了他早、中、晚期的三部弦乐四重奏——《第六弦乐四重奏》《第八弦乐四重奏》《大赋格》，为乐圣“祝寿”。

“生命中的最后五年，除了四重奏，他没有再写其他曲子，他觉得那是最纯粹的，没有任何喧哗，而且他那时候已经失聪了。”李伟纲说，上海四重奏今年原本有很多贝多芬的演出计划，因为疫情纷纷取消，在天津的这一场是唯一一场，“等了快一年，终于等到了！”

12月16日晚，上海四重奏的李伟纲（小提琴）、李宏刚（中提琴）、尼古拉斯·萨瓦拉斯（大提琴），牵手最新加盟的于翔（小提琴），在天津茱莉亚学院音乐厅首度合体亮相。 天津茱莉亚学院供图

新人为老牌四重奏吹入新风

3月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登台后，上海四重奏历经疫情和人事风波，久未露面。作为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常驻教师，他们把重组归来的第一场音乐会，放在了学校。

5个月前，32岁的于翔成了上海四重奏的最新一员。

于翔出生于内蒙古，11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19岁远赴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深造，2010年获得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青年组第一名，2019年获得阿韦里·费舍尔音乐职业大奖。

虽然独奏成绩亮眼，但刚进附小时，他就热衷于参加各种室内乐和乐队活动，“一个人拉琴太孤单，练了半天没人和你互动，长大了越来越意识到室内乐的重要性。”

小时候，于翔便是上海四重奏的粉丝。有一次，他和爸爸只能买到一张票，两人便各听上下半场，听一半再把票子塞出去。甚至，他还得到过上海四重奏的亲自指导。

给少年于翔上课的场景，李宏刚已经记不确切了，但好几年前，他就从各种渠道里，听说过这位后生的名字。

于翔是主动联系并请求加入上海四重奏的。从粉丝到并肩作战的战友，李宏刚总会感慨其中的微妙缘分：从附小到附中，于翔和李宏刚、李伟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友，而从本科到研究生，他又和萨瓦拉斯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校友。

年龄上，李宏刚、李伟纲兄弟二人相当于于翔的父辈，“没有什么代沟。”李宏刚笑说，音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因为音乐反倒更容易沟通。

“他的独奏能力很强，应该是最成功的独奏家之一。我们不需要教他什么，他学东西非常快。”在李伟纲眼里，大家磨合很快，默契已生，“有人刚开始磨合就有化学反应，也有人磨合了一辈子都没磨好，很多人独奏很棒，但合起来就是不像，捏不到一起。”

于翔的加入，为这支有着37年历史的老牌四重奏，吹入新风。

演出前，在天津茱莉亚学院的预科开放日上，上海四重奏边演边讲，面向远道而来的家长和孩子们彩排了贝多芬的三部弦乐四重奏选段。于翔显然是最活泼的一个，能言善道的他很擅于调动气氛，也很知道怎么和观众沟通。

“我们经常打起来，四个人有四个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三对一，有时候二对二，二对二最麻烦。”于翔举例，有时候排练，一个人说，你这样我不太喜欢，另一个人赌气，你喜欢怎样的？结果拉出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并不是关系不好！我们对事不对人，都是为了把音乐演奏好，不想让贝多芬失望。”

于翔将自己的前三十年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在内蒙古，第二个十年在上海，第三个十年在美国，第四个十年，“我希望在天津。”

上海四重奏 天津茱莉亚学院供图

中国室内乐的转折点近在眼前

上海四重奏常居美国，每年约有70-100场演出。2019年，他们回中国演出了11次，去欧洲演出了4次。一年有180天，他们要住酒店，家里也像旅馆，换套衣服就出门了。

排练和演出之余，李宏刚、李伟纲还在新泽西州立大学有全职的教职，在巴德音乐学院有兼职的教职，等于两份半工作，每天都是连轴转。

疫情彻底打乱了上海四重奏的节奏，演出和教学都陷入停滞，“三十多年了，第一次没有一把枪顶到后面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哎哟，积累了很多年想干但一直没时间的事情，现在可以干了。”“被迫”休息的李宏刚感慨。

9月，天津茱莉亚学院克服重重困难，如期开学，迎来39位首届研究生、近90位预科学生。上海四重奏在天津隔离了三周后，开始授课，教研究生，也教预科学生。

近十年来，上海四重奏一直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室内乐教学平台，把他们三十多年来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音乐艺术理念和舞台演奏经验，全盘传授给年轻人。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建立，成了他们实现愿望的最佳平台。

“我们的事业做得非常好，但西方没有我，地球照样转。如果回来，我们可以make a difference，做一些其他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李伟纲记得，刚成立上海四重奏时，国内的室内乐氛围几乎为零，他们都是“草根式”的摸索，走过一些弯路，如今再教下一代，当然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因为你都知道，此路不通，什么该尝试，什么不该尝试。但是，有时候该跌的跟头还是让他们跌。”

十几年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上海四重奏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要给中国的室内乐打一针强心剂”。其实从那时候起，上海四重奏就已经开始把经验带回国内。

2009年，指挥家余隆成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同年，他专程赴纽约找到上海四重奏，聘请他们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客座首席。

“他觉得，要把乐队的水平从质上面再提高，就是室内乐的训练。”担任客座首席后，每个声部，上海四重奏都会带着他们养成一种新的习惯，李伟纲观察，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乐队的合作技术提高了，拉室内乐的人也多了，现在有五六个重奏组，团里也鼓励他们演出 。

更明显的变化在于演出市场和观众素养。前些年，上海四重奏回国演室内乐，只能落脚北京、上海。近几年，他们在武汉、长沙、厦门、温州、丽水、太原、包头等二三线城市，都留下了演出足迹。当然，演出曲目偏流行。

2018年，武汉、长沙居然开始邀他们演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一次演六场，“这是很深奥的作品，是一个飞跃！”回忆起来，李伟纲仍然很激动，“你看得出来，观众素质一场比一场好，反应好极了，觉得中国太有希望了。”

李伟纲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室内乐的气候慢慢成熟，国际室内乐的市场今后很大一部分在中国，转折点和爆发期近在眼前。

上海四重奏在预科开放日上，和家长、学生交流

为中国室内乐的爆发蓄积力量

“美国也是近三十年有一个室内乐的爆发期，如今有相当水平的重奏组多达200多组。我特别希望，5年以后，中国有十几组四重奏，不一定靠这个为生，但至少每年都有10场、20场、30场演出，然后10组变成15组、20组。”

李伟纲说，室内乐团并不需要大量资金来周转，尤其是四重奏，“四个人、四把琴、四条弓子、四把椅子、四个谱台就可以干活了，曲目丰富得不得了。”

天津茱莉亚学院对室内乐教学的高度重视，为中国室内乐的爆发，蓄积着力量。

学院研究生部的三个专业——管弦乐表演、室内乐表演、钢琴艺术指导，都强调音乐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合奏，也因此，每个专业的学生都有大量室内乐和乐队的课程，还有不少演出机会，而所有课程和演出机会，都是为了帮助他们成为更全面的合奏演奏家做准备。

这沿袭自纽约茱莉亚学院的教学传统。

“在纽约茱莉亚学院，每个学弦乐的学生，都要上重奏的课，否则你没法毕业。”李宏刚说，美国学校都很重视重奏的训练，大家凑到一起拉都蛮像样，萨瓦拉斯加入上海四重奏前，也没有拉过职业四重奏，但他从12岁就开始学，有丰富的经验。

“再有名的独奏家都会拉室内乐，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也很擅长演室内乐，灌过很多唱片。”李宏刚强调，绝大多数学弦乐的人，最后都是进乐队，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独奏家。

“学校小嘛，谁都认识谁，老师和老师、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很亲密，比一般的学校要密切得多。”在天津茱莉亚学院，李宏刚感受最深的是“亲密”。

室内乐表演专业的学生，三三两两，已经组了好几个重奏组。李宏刚对MILA四重奏——天津茱莉亚学院首支全额奖学金弦乐四重奏，印象深刻。四位学生每天排练至少7个小时，有时甚至会排练到晚上11点，“态度好极了，非常认真！我们年轻时也这样，因为学新曲子，要一个音一个音地抠。”

MILA四重奏才刚起步，但已经有知名经纪公司表示出兴趣，有签约意向。“在国外，年轻的四重奏有个经纪人太不容易了。”李宏刚回想起当年，在纽约首演以后，马上就有两个经纪人对他们感兴趣，事业很快起步了，很幸运。

李伟纲认为，天津茱莉亚学院对中国室内乐未来的发展，或将起到引领作用。

学院去年9月迎来首批预科学生，今年9月迎来首届研究生，学校簇新，但李伟纲很看好茱莉亚这块招牌：比如，从海内外优选的教师团队，不光能教，还能拉、能吹、能弹，首先是一流的演奏家，并对教学充满热情，有奉献精神，还有开拓精神。

“这里每个礼拜都会发生一些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都是第一次，他们也是试试看，一起往前摸索，能不能成功，在我的心中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