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打秋风的亲戚朋友，晚清高官直呼“可笑可气”

京城居，大不易。在人们印象中，京城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似乎米珠薪桂，想要体面地生活确属不易。但是，即使在亲友众多，风土人情较为熟悉的家乡，想要体面地生活，难道就是容易的事吗？我们不妨以晚清军机大臣何汝霖的日记为例，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何汝霖（1781—1853），字雨人，江宁（南京）上元人。嘉庆十八年，三十三岁时始得拔贡；道光五年，四十五岁时始中举人；充军机章京，累迁都水司郎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道光二十年，六十岁时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宗人府丞、副都御史；道光二十五年擢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丁母忧，回乡守制；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服阕，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寻署户部尚书，仍直军机处，授礼部尚书。以病卒。

何汝霖所遗两册日记手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时间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其回籍守制时期，内容皆居乡时的一己见闻与感受，本色自然，极具性情，真实展现出一位达官显贵的乡居生活，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作者个性直率，臧否人物毫不掩饰留情，兼之他有将家信内容摘录于日记中的习惯，故所记远较一般日记细微详实、形象生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部比小说都精彩的日记。

《何汝霖日记》

明人陆嘘云《世事通考》谓“因人丰富而抽索之”为“打抽丰”，又名“打秋风”“打秋丰”，这种利用各种关系或名义向人索取财物或赠予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人情社会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何汝霖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好不容易逮到他一个不得不回家乡的机会，沾亲带故者无不磨刀霍霍，期以有济。以至于何汝霖甫回乡，竟不敢去九儿巷哭奠刚刚去世的大嫂，因为那里有等候多日准备向他哭穷的诸多女眷：

本欲至九儿巷哭嫂一番，为众女客所阻，不便前往，防烦琐也。可恶可恶。据渭渔云，皆已住月馀，专候哭诉家务也。（二十七年十月廿一日）

过了两个多月，何汝霖愈觉难以应付：“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约二百馀，而来者仍众，奈何奈何。又知朱、况二生窘而未启齿，赠以十五金。”（二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求助者坌集，与索逋等，可笑可气。”（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求助者反而像是索债者，这确实是一幅奇特的画面。亲友故旧中，除了有像朱、况二生稍有自尊，羞于启齿而得到何汝霖的主动资助者外，其馀多是千方百计来打秋丰的人。

有的是仗着五服以内的亲戚关系，理直气壮地来索要钱财。如他的侄女婿王某，其母年过八十，他却视同路人，将“先人所存银钱花尽，老母之衣物并寿木卖去”，何汝霖不得不“每月给钱一千”（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以维持其母生活，可王某仍贪得无厌，以书来告帮，被何汝霖形容为“行同猫狗，忝然不耻，真非人类”：

王侄婿书来，无情无理，刺刺不休，令人生气。其老母幼子，皆为之筹及衣食，而所为仍出人情以外，行同猫狗，忝然不耻，真非人类矣。（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

行同猫狗，忝然不耻（《何汝霖日记》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

而定保的表兄郑满子（何汝霖原配郑氏的兄弟所生之子），则直接打上门来，稍不如意，即大吵大闹：

郑满子坐守不去，嗣直入上屋，所求殊不近情，宛却之，负气而去，并不作辞，听之可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郑满子又来，求多助，未免不谅。（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昨送郑大嫂八元，系母子三人分用，满子忽来，忿忿坐听事索见，三弟出晤，乃云非数十金不可。宛词谢之，直云不料如此刻薄，怒不可解。莲翁斥其冒失，则高声发话，恍如索逋，许久始去。因此若再厚赠，恐效尤者众，乃以四元送其母，云系定保所送舅母者，此子如此，尚值与校耶。（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有的则是仗着乡里乡亲的关系或过去的友谊，厚颜哀求，欲壑难填。李子渔就是这样的一位：

子渔已得清江小馆，又欲借明年卅金度岁，可谓无厌之求。（二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李子渔到寓，追至庙中，刺刺不休。可谓不近人情已极。渠有馆六十金而仍嫌不足，且所需甚多，何无厌如是。一笑却之，不值与较也。（二十八年三月廿四日）

何无厌如是（《何汝霖日记》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廿四日）

李子渔清江之馆又歇，来絮聒不休，此公专以吾家为可扰，殊觉不解。（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李子渔来，所求无厌，毫无情理，可怪可叹，总以馆谷不足为词，大可笑也。（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子渔又来苦磨，赠以八元。（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李子渔到家，又托友云来，云现在甚窘，不无所望，可厌已极。六月甫给八元，说明再不求帮，未及四月，旋作故态，真不可解。而友翁专为说项，尤觉可笑。（二十八年九月廿三日）

李子渔又来絮聒，其欲无厌。正言之，宛喻之，皆不悟，真所谓穷磨也。（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子渔书来，语多狼籍，直以数十次所帮，为交情不及万一，正未知所望若何。此公真不解情理二字矣。可笑可气。惟以妄人目之而已。（二十九年二月十八日）

另一位朋友孙友云（友云、友翁）则爱做为人说项的掮客，慨他人之慷，亦让何汝霖觉得可笑可气：

友云来，刺刺不休。为彼之各处相好者妄有所求，大约有二三十处矣。力对以今年无可对挪，只好一毛不拔。此公专爱慨他人之慷，真觉可鄙。大怒而去。（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只好一毛不拔（《何汝霖日记》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日来告帮之札纷纷前来，舌敝唇焦，仍不见谅。最难受者，友云叠开单来索取，竟不准却，真可笑也。余昨告人云，凡自孙处求字而来者，应给亦断不给，而友翁仍刺刺不休。（二十八年十二月廿日）

更有甚者，有些并无瓜葛和素无交情之人也来信告帮，令何汝霖疲于应付，哭笑不得：“内有不知其人而亦有书者……可笑可笑。”（二十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告帮札雪片而来，真有梦想不到者，奇极诧极”（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又接告助之字数处，看来蜂涌而至，竟不论交情之厚薄矣。”（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求助之书又来数封，皆毫无瓜葛。”（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有的还直接上门索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日之中告帮之书十数封，皆非有系葛者。尤怪者黄右军之孙老童某，辞以出门不信，高坐厅事，声言必久待之，断无永不回来之事，且口出不逊，与门者大闹，右臣、佩轩劝散，云明日必来，不见不依。此等气象，较索逋更甚，奈何奈何。”（二十八年十二月廿六日）

不过，最让何汝霖烦恼的还是其侄何渭渔（名兆熊）一家。

渭渔是何汝霖长兄何守仁的长子，生于嘉庆七年（1802），次年三月，守仁病卒，渭渔尚不满一岁，何汝霖也刚二十三岁。从有限的资料看，渭渔基本上奉母王氏在家乡江宁生活，也一直得到在京供职的何汝霖的接济。渭渔后来育有两子，承祜、承祺，道光二十六年（1846），承诂生子庆良，四十五岁的渭渔成了爷爷。作为何氏的长房长孙，渭渔的宗族地位很重要，而且除了直系亲属，其血缘关系与何汝霖也最接近。

但在何汝霖笔下，渭渔简直就是贪财、轻信、愚昧、仗势生非者的代称和化身。先看其贪，渭渔平素在地方爱占小便宜，竟得了个“何小钱”的绰号：

下昼与涌兴谈渭渔事，备言爱小便宜各事，群呼“何小钱”，云惯搀用小钱故也。（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这种爱占便宜的手段，在叔父那里也无所不用其极。

夜不成寐，心复跳难忍。遂起坐，而一切心事杂起。因思渭渔之贪而谬，谎多，无时无之，取索无厌，竟无药可救。（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渭渔来，为置田地巧计百出，可气可笑。（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渭渔时来磨钱，多欲无厌，却满面怒色，殊不可耐。（二十九年七月廿七日）

再看其轻信、愚昧。渭渔之母王氏卒后，何汝霖为之代谋葬地，本已有成，但渭渔却极不配合，平添出不少风波：

王恭人所定之地甫由畸人看定，尚可用得。渭渔本日又带一无名地师不识字者，独往再看，大以为不可，大约又须另觅。伊总因我两人所订，大不放心，故特翻前议也。真可气闷。（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

顷知渭渔所约张姓乃丁玉华家机匠，目不识丁，随口乱冲，而渭渔信之如神。（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

王恭人之地，与渭渔剀切言之，仍未首肯。（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宝光寺看定之地，渭渔又起异议，殊出情理之外，令人闷欲死。自正月至今成而又反覆者数次，现尚难定，渭渔之意殊不可测。奈何奈何。（二十八年四月廿二日）

延至十二月下旬，好不容易将王氏暂时安厝于打鱼赵村。而除夕给何氏祖先及王恭人上供时，又发现渭渔答应承办之供品异常简陋，何汝霖不得不赶紧重办：

三弟赴庙上供，未初始回，云先太夫人前渭渔昨两次面订赴庙供年饭，乃今只供三碟瓜子、糖片、年糕。至饭菜及酒俱无，殊不可解。既阻我等不必预备，而竟置之不办，何居心之忍如此，几令人气煞。乃赶办五簋，申初二送庙，会佩轩前往上供。此公真出意料之外，且家中既将伊父之影挂起，而案上并无香炉烛台，其供品如茶杯年饭一无所有，不知是何意见，其妇与媳亦全不管。人之有子孙家眷者，乃竟如是，尚有人理耶。书此可以知其心术行为矣。惟仰天长叹，垂泪而已。（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王恭人所葬坟地，系何家购自打鱼赵村赵永仁，而坟邻谢姓，忽于王恭人葬后起讼，讼告赵永仁将原属谢家神路的茔地盗卖给了何家，要求赵永仁赔偿，其真实意图在于给何家制造麻烦以便勒索钱财：“王恭人之坟邻谢某以呈词来投，告称占渠家神路，控赵永仁，意在诈赃。人事之坏如此。”（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赵永仁来云谢姓罚伊作坟栽树，并要伊具一承管，写明盗卖谢地，诡诈可恶，此系讼师所使，先作实赵之盗卖，然后与吾家为难，看来非结讼不可。甚矣，讼师之可恼也。”（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但让何汝霖生气的是，渭渔“尚常与谢姓在茶馆晤谈，其愚何如，一切底里俱随口被他骗去”（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更令人瞠目的是，经进一步了解，谢姓的主意竟是渭渔帮忙出的：

庆臣来，云晤谢某，知先逼赵具盗卖字据，罚令修坟，然后两家立合同，彼此关照，系渭老主意，与彼商办，闻之殊闷闷。其意在敷衍了局，不知赵认盗卖则何即误买矣。既指用赵卖价修工，则赵契应改谢契，方保无事，况既不在谢十丈以内，如何得断以盗卖乎。真觉可笑。（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

三弟往陈、甘处商办谢姓事。旋赴静人园中，晤谢某。与庆臣等公议打鱼赵各家八家公立一碑，载明丈量丈尺，均无侵占，以后公防赵某盗卖侵扰云云，现不准谢某勒赵修坟等事，以绝其望。谢云伊本只望通知渭渔帮防赵某，乃渭渔极力怂令控赵，即罚令修坟，亦系渭老主意。闻之骇然，细思只求后患可免，即勉强允其所请亦好。渭本无才，好作主意，真令人气闷欲绝。（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就是这位帮着外人谋划何氏利益、愚昧可笑、“令人气闷欲绝”的渭渔，仗着何汝霖的权势，在外面还做有不少包揽词讼、干预地方的勾当：

渭渔来寓，问以近有札致江邑为人说事否，渠无可辞，不过饰词遮掩。力斥之，而意颇不动，可怕之至。近复走入此路，何晦事耳。防之，真出意外，令我眠不贴席矣。（二十八年九月初八日）

约张沛兄来寓细询，渭渔在县为人说事已不止一次，好在方令并未照办，亦并不认识，其谬何如。拟一二日亲赴两县，告以再有书信来，即将递书人扣下，连原札送交公馆查办。如再隐忍，必告之藩司提去讯问。书至此，几将我闷死。此子近来一坏若此，正不敢深求，不敢远望矣。（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日）

渭渔来，与言干预公事，渠不讳，而总无改过一语，真可闷也。晚，喉间顿作胀满之状，因此事起也。早，紫垣并告以伊家余大兄曾送县一田户，伊特往说情，可见近则惯作此等事矣。（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方、屠两明府来谈，须嘱此后如有渭渔手札及名片来说公事，即将送信之人并信片扣住，送交公馆自办，倘径收留，必深怪云云。（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备尝艰苦位始腾达者，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成就，其中头脑冷静者，无不注意告诫子弟不得在地方包揽词讼、干预公事，以预防祸出意外，累及自身前途和家族命运。因此，渭渔的这些“劣绅”勾当，令何汝霖感到严重不安、气愤和惊怕。但秉性难移，渭渔恐怕不会有太多改观，只是因为并无过分的劣迹，再加上何汝霖的着意提防和限制，才没有闹出什么大的祸事来。

渭渔不能正己，亦不能齐家，其妇及其子承祜、承祺的表现也都很令何汝霖失望：

我数月来，时尝过九儿巷拜灵，并代办一切。乃渭渔之妇信口顶撞，不留地步，且不自悔冒失，深信不错，我只得一笑容忍而已。……原来此妇悍泼无礼，一至于此，可称无知已极。可叹可恨。我自信为他家大小个个用尽心思，不但不知感，反出怨言，当面无礼，岂人情乎。（二十八年三月廿九日）

反出怨言（《何汝霖日记》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廿九日）

承祜两次家信总云到工时全无进项，甫学当差就想有得，见识之卑陋可知，将来作官已可想见。鄙哉！可深斥其非，俾不迷于所向。此子与乃翁可称是父是子。（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定保因开水荡手，甚痛而哭，回，赶用大黄面调麻油敷之。承祺坐在一处目睹而不言，与乃兄皆自了汉也。即平日所问，从无一字实话，人本极笨，而用心太深，滑而险，绝不沾泥，可谓难兄难弟。一言蔽之曰，全无人味。（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特别是承祜（字受卿），作为渭渔长子，负家族之重望，何汝霖也不惜耗费物资人情，为之捐得了一官半职。但承祜志向既卑，学问又差，连家信都写不通顺，字迹之丑更令人不忍目睹：

承祜事过班外，大可加至遇缺尽先，勿惜小费。其致承祺书，字迹荒谬已极。不像读书人手笔，令见者连声叫苦。可嘱此后即写账，俱须作楷，草书不准有一笔。即此观之，其不爱好可知。何以荒唐至此，气煞气煞。兼别字尤多，更奇。如“赶紧”作“敢紧”。又数句必有一“矣”字，可笑。此等乱涂，公文中直是笑话，上司见之，万难姑容。（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承祜一函字已草率，其代右臣所作家信，则牛鬼蛇神，千古以来从未见如此怪诞者，岂前已谆戒之，竟罔闻知耶。此子脾气太坏，倔强如父。你们不可以老实目之。我之极力位置，真盲于目，不能知人矣。悔之恨之。此数语即令承祜细看。（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刘文、薛玉、张福为抄《明史》军事完，以面劳之，其字皆清妥，较承祜高出数倍矣。（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

刘文、薛玉、张福不过是几个识字的仆人，承祜书法居然不能与之相比，又焉能承担光宗耀祖之重任？咸丰二年何汝霖去世后，失去了这株大树的荫庇，渭渔一支很快衰落下去。咸丰四年，渭渔携家投奔在固安永定河任职的长子承祜 。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十一日《何兆瀛日记》载云：“七弟言河上大兄处家事，甚为可虑，一切乱杂无章，举旧日祖宗遗范扫地，令人笑之于邑，渭老不能无过也。”这一切，距离何汝霖辞世才过去十几年。

值得一提的是，何汝霖居乡两年多的日记里，“可笑”一词出现了65次，“可气”一词出现了16次，其中的大部分，是送给这些亲戚朋友的。

◎本文转载自“中华书局1912”，文章摘自《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