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新展“鉴古”：呈现乾隆朝最具规模的传世铜器图鉴

清代乾隆在位期间收藏了许多古代的铜器，并召集群臣，为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持续整理和编辑，完成了三套宫廷收藏铜器的图录，合称为“西清四鉴”或称“乾隆四鉴”。“西清四鉴”总计收录4105件器物，为清宫里的大量铜器留下形影纪录，是官方最具规模的传世铜器图鉴。

澎湃新闻获悉，12月1日，“鉴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去展出。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分别“鉴古远思”、“精绘形模”与“学古有获”。

清梁诗正等奉敕编《西清古鉴》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拥有许多古代的铜器，和其他珍贵收藏一样，这些铜器布置于各个宫殿，是清宫日常生活中的景致。特别的是，乾隆皇帝曾经召集群臣，为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他在位的六十年间，持续整理和编辑，完成了三套宫廷收藏铜器的图录。在尚未有照相技术和数位资料库的时代，这项耗费人力的编书工程，为清宫里的大量铜器留下形影纪录，并成为最具规模的官方图鉴。

现在，打开乾隆朝的铜器图录，看见的是当时探寻古史的一种方法。由于对夏、商、周三代的未知和想像，有着神秘纹饰和古文字的铜器，成为古人追求理解和鉴赏的对象。乾隆朝精选的铜器和分类绘制的图录，不仅展现对于历史文物的思考，并反映了鉴赏过程中的知识转变。今日，出土材料纷呈，科技检测加入，对铜器的名称、年代、区域风格有新的理解。透过古器进入古代文明，有了更多路径。

澎湃新闻获悉，12月1日，“鉴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去展出。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鉴古远思”由乾隆皇帝为铜器写诗、编书的角度，展现收藏的趣味和鉴别的知识性。第二单元“精绘形模”按器形群聚展示，说明编纂图录对器物名称和形制产生定义作用。同时成为其他材质模仿的古器样式。第三单元“学古有获”从礼仪用器的理解，重新再现不同器类构成的组合，反映铜器认识史的演变。最后，结合本院科技检测，以影片呈现一件清宫旧藏铜器的样貌解谜过程。

鉴古远思

坐拥清宫里收藏的古铜器，乾隆皇帝曾经为个别铜器写下诗文作品，文中可见历史情怀以及儒学智识。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在位时，曾召集群臣，参考宋徽宗敕编的《宣和博古图》（1123），以手绘和摹写的方式，将大量的铜器实体，转化编成一册又一册的图录。由书中所载器物，可见当时铜器藏品的丰富类型，器物年代由商、周迄及汉、唐，除了中原样式，也包括来自异域的铜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回部平定，江西出土古钟十一件，视为瑞兆。进呈入宫后，乾隆皇帝详考古钟音律，以思三代之风。十一件古钟现存世四件，展览所见为其二。此二件甬钟形制、纹饰皆同，大小相次。器主为春秋吴王之子“者减”。作钟祈福于皇祖，希望乐声悠扬，子孙永保。

春秋晚期者减钟

《西清续鉴甲编》〈附录〉收有铜器三十八件，皆来自清帝国西部和西南方，类型含括容器、兵器、乐器、印章、钱币。有别于传统青铜器的汉字文化及纹饰艺术，呈现异域的风格特色。这些异域铜器被纳入庞大的宫廷收藏之中，进行编目及考究，成为乾隆皇帝对其帝国武功的文化展示。

十三世纪伊斯兰回文豆著录于《西清续鉴甲编》附录1〈唐时回铜器〉

明清时期的方志可见不少华南地区铜鼓出土的记载。乾隆皇帝亦曾作《铜鼓歌》一阕，记述雍正八年（1730）广西出土的《诸葛鼓》。《西清古鉴》〈汉铜鼓一〉图说，考铜鼓多出于百粤、两川等地，分别为汉代马援、诸葛亮南征遗制。可见清宫连结出土地域和史事传说，理解铜鼓与南方地区的民俗器用文化。

东汉末至六朝立蛙纹鼓著录于《西清续鉴乙编》卷18页1《汉铜鼓一》

乾隆时期编纂的第一部铜器图录为《西清古鉴》（1755），总计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第二部为《宁寿鉴古》十六卷（约1781），收录新增入藏品，并陈设于改建之后的宁寿宫。第三部《西清续鉴》（1793）分为两部，《甲编》二十卷，收录紫禁城的藏器；《乙编》二十卷，收录盛京奉天行宫的藏器。以上图录合称为“西清四鉴”或“乾隆四鉴”总计收录4105件器物，是官方最具规模的传世铜器图鉴。

精绘形模

铜器的制作与使用，盛行于商朝和周朝。铜器的收集、编书与研究，始于宋代。记录铜器的方式包括丈量尺寸、摹写或传拓铭文、描绘图像。认识铜器的第一步，在于器物专有名称和形体样貌的连结，宋代的编书方式，即是按器形的分类作为卷次安排，以达到图鉴的效果。到了乾隆皇帝的《西清古鉴》（1755）时，由名称来看，书中的铜器已达七十个类别，同时成为其他材质模仿的古器象征。“精绘形模”单元以累积至今日的认识成果，重新将乾隆时期的宫廷铜器收藏，依相同形制排列，可见个别器物随着时代、区域有着风格演变。

每一类铜器皆有其专属名称，随着对于器类认识的改变，名字也会变动。以铜簋为例，从宋代到清乾隆时期，被命名为“敦”或“彝”。

西周晚期师寏父簋著录于《西清续鉴乙编》卷12页29〈周师寏敦〉

在功能与形制方面，匜取代盉作为注水器，和盛水器盘搭配使用，约出现于西周晚期。〈凫叔匜〉以兽身作盖的形式，可能源自于觥形器。两类器的形制相承转化，也说明宋至清的铜器图录中，觥、匜不分的情形其来有自。

商代晚期宁戈父丁盉著录于《宁寿鉴古》卷12页41〈周父丁盉〉

西周晚期凫叔匜著录于《西清续鉴乙编》卷14页41〈周唯叔匜〉

西周晚期的凫叔匜，器身嵌以红铜装饰，自口沿至腹底计有七层图案，分别以对顶三角纹为界，布列成格状。纹饰由上至下为凤鸟纹两层、独角神兽纹四层，最下层为写实鹿纹。

战国嵌红铜鸟兽纹壶著录于《西清古鉴》卷21页13〈汉螭鹿壶二〉

《西清古鉴》卷21页13〈汉螭鹿壶二〉线绘图

将铜器作为模仿的对象，是乾隆皇帝提倡，避免流于俗套的因应之道。仿制的铜器类型，以鼎、尊、壶为主；媒材包括玉器、竹雕器、掐丝珐琅器等。

商代晚期兽面纹贯耳壶著录于《西清续鉴乙编》卷5页34〈周饕餮尊四〉

清竹雕兽面纹贯耳壶

学古有获

从礼器应用的角度，乾隆皇帝曾将古铜器重新选配成组，作为国子监的孔庙祭器。随著文物知识进展，铜器的理解有着巨大转变。相较单件的铜器，不同器类的组合关系，更能探讨作器者的身分和时空背景。透过铜器上的铭文，可以在乾隆时期的宫廷收藏中，找到来自相同族氏，甚至是同一位作器者的铜器组合，并能与出土材料互相联系。经过时间推移，铜器从历史现场、宫廷收藏，进入到博物馆，一次又一次的注解，记录着古物，也记录了时代。

国子监为古代教育管理机构及最高学府。乾隆皇帝重视其礼仪定制，于十四年（1749）更换木、瓷祭器，以铜器厘正。三十三年（1768），命大学士傅恒修葺国子监文庙。隔年落成，为尊孔子从周之志，择内府藏周代铜器十件，颁置于文庙大成殿，作礼器用备，统称“周笵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