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儿童文学叙事的边界
作者：刘颋（文学评论家、《文艺报》副总编）
水仙阿嬷独自抚养无父无母的兜兜仔火龙考上大学，是一则非常温暖的社会新闻。兜兜仔火龙作为下帅乡壮族村寨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他的成长故事格外励志。选择这样一则新闻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主题，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件迎难而上费心费力的事情。都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开始的地方。如何开始？如何赋予这个社会新闻以小说的张力和文学的品质？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作家胡永红那部让我惊艳的《我的影子在奔跑》。在那次写作实践中，胡永红打破了时间、空间和心灵之间的壁垒，刻写出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心理空间和精神世界，描绘出一个自闭症孩子成长的精神成图。在这部《上学谣》里，我又看到了勇于打破边界的胡永红，她再次挑战写作难度，由果溯因，丰满了兜兜仔茁壮成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以管窥豹，以兜兜仔这个独特个体的成长揭示儿童健康成长的必然之路。这种写作实践，再一次拓展了儿童文学的叙事边界。
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胡永红是颇费了些心思的。当她第四次到下帅乡采访后，“面对这么多的素材，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的确，距离胡永红动笔写作，水仙阿嬷哺育孙子火龙上大学的事迹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那么多细碎的过往，在时空的乱流里起伏，如何捕捉有形无形的点滴，让它们以文学的方式排列成文，考验着作家的文学叙事能力。
于是，胡永红选择了以退为进，还生活予生活，让故事成为讲述者。翻开目录，《我是故事》《我是黑狗》《我是雷公》……一直到最后《我是嘹歌》《我是壮锦》，里面有着元小说的影子，但又不是元小说；有着万物有灵的童话思维，但又不是童话。将叙述的主动权交给了兜兜仔生活里遇到的所有人、事、物，这种讲述不同于作者或者人物的讲述，也不是简单的拟人化叙述，而是让每一种“素材”都带上了自身的物性特点。
比如《我是斗笠》里，斗笠讲述了兜兜仔想要和别的孩子一样拥有一把雨伞，而不是壮乡人祖祖辈辈用的竹篾编成的、刷着桐油的斗笠，为了不戴斗笠，兜兜仔试图用铁锏扎破斗笠。在阿嬷受伤、自己闯祸之后，终于接受了斗笠。在讲述这段故事时，关于斗笠的编织、斗笠与壮乡人生活的密切关系也得以一一呈现。斗笠里既有世代流传下来的壮乡传统和情感，也暗含了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小小碰撞。当然，从兜兜仔对一把雨伞的渴望，也能看出水仙阿嬷生活的窘迫和拮据。而水仙阿嬷修复斗笠、爱惜斗笠却也想办法给兜兜仔买雨伞，一则见出水仙阿嬷对兜兜仔的疼爱，二则表达了水仙阿嬷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和珍惜。这种复杂情感在斗笠稚拙的讲述中呈现出来，就有了文学表意的张力。
再比如《我是童谣》《我是铜鼓》《我是葫芦》《我是南竹》，讲述的是兜兜仔为了改善家里的伙食，和几个小伙伴相约晚上去抓黄鳝的故事。孩子们居然用传统仪式上才用的铜鼓吓黄鳝，而且用到了在壮乡童谣和诗剧里传唱的壮族造物主布洛陀（盘古）——葫芦，以及和葫芦相关、记载了壮乡的英雄传说的南竹。于是，一个小伙伴们捉黄鳝帮助兜兜仔和水仙阿嬷改善生活的小故事，在铜鼓、葫芦、南竹的讲述中，充盈着壮乡人朴素的精神操守和道德伦理，也给兜兜仔的生命成长打上了独属于壮乡的气质烙印。
长篇小说是空间和时间的艺术，还是结构的艺术。胡永红在这部作品里，让文本叙事的意蕴达到了最大化的效果，呈现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兜兜仔健朗成长、成为下帅乡第一个大学生的必然性。
先看作品对环境和氛围的把握。自然环境的描绘通过每一章叙述主体的自我画像非常细致地呈现了出来。无论是荷花、响石、小溪、火草、香禾，还是铜鼓、标话、嘹歌、壮锦，由于拥有了“讲述”能力，对自己的特性尤其是意喻美好的特征都能竭尽所能的表达。在呈现特性的同时，还让读者感受到一些可爱和俏皮，仿佛好不容易拿到话筒的孩子在尽情展示自我。
再看对人心人情的表达。兜兜仔出生后母亲跟人走了，刚上小学父亲又死于矿难，兜兜仔和水仙阿嬷的日子无疑雪上加霜。然而水仙阿嬷始终不愿领抚恤金，她坚持只要不领抚恤金，兜兜仔的爸爸就没有死，就只是失踪，就还有希望。水仙阿嬷以一种大家都无法理解的偏执，一次次要求乡镇领导帮她找人。到后来，乡镇一级组织只能谎称抚恤金是兜兜仔爸爸寄来的，每月定期交给水仙阿嬷补贴家用。当抚恤金支付完后，族里自发筹集资金继续定期交给水仙阿嬷，而水仙阿嬷之所以坚持兜兜仔父亲还在世，也是为了给兜兜仔一个成长的信心和希望。水仙阿嬷以及所有下帅乡的乡邻族亲们，以最朴素的善意，给失去父母的兜兜仔搭建起了一个温暖而美好的天地，让他得以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健康快乐地成长。水仙阿嬷这个人物，以她的偏执，她的坚忍，她的要强，她的善良，她的博大，她最朴素的伦理观念，她来自生活的诚实和智慧，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兜兜仔，塑造了兜兜仔最倔强的坚持，最朴素的美好，最淳朴的善恶是非观。
除了主要人物之外，下帅乡在苦难中闪烁着光芒的日子，通过黑狗、雷公、水牛、斗笠等等逐一展现，让非人的自然讲述人的活动、人的所思所想，呈现人的痛苦、挣扎、奋斗，一方面使得所有讲述的内容更自然可信，另一方面也营造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氛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支撑，使这部作品的写作意图在善与美的和谐氛围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这样，也就能理解，上高中后的兜兜仔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把标话、嘹歌和壮锦带到更多人的面前——因为他在那样一片善良美好的土地上成长，他深爱自己家乡，他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家乡的美好，这也是支撑着兜兜仔走出壮乡，成为下帅乡壮族村寨第一个大学生的深层动因。
可以说，正是下帅乡的草木山水和无数个平常日子，正是来自族亲的爱和温暖缝合了兜兜仔生活的裂隙，使得兜兜仔的人生可以如璞玉般明亮、润泽、完整。再加上作者胡永红对生活细节和情感细腻而准确的捕捉和表现，使得这种温润美好弥漫在整部作品中，如此，苦也就不再是苦，而是甜的前奏，这是《上学谣》这部作品最为感动人的地方。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即儿童文学如何面对苦难、如何书写苦难。
兜兜仔苦不苦？以世俗标准而言，他的确是个苦命的不幸孩子；水仙阿嬷也是个不幸的妈妈。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无论怎么看，都是困苦不幸的。水仙阿嬷不接受儿子死于矿难的现实，坚持掏出五块钱给死于矿难的乡邻凑份子；兜兜仔想给阿嬷买件新壮裳，只能逃课捉虾换钱……小说中有太多这样的让人落泪的细节。作品没有回避他们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在巨大的不幸砸下来时的直接反应，但作品的价值不只在于真实地写出了他们遭遇的苦难，更在于写出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直面命运的坎坷，在几乎无路的混沌里抗争出一条向光的未来之路，是《上学谣》最具有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的书写。
胡永红的每一次写作，无论在主题拓展，意义开掘，还是叙事结构上的探索，一直是让人眼睛一亮的那一个。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2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