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群：关于启功先生的此书，却弄出一个众人瞩目的大课题

我拜读了《启功教我学书法》一书，感慨良多。在我看来，这本著作虽是一本小书，却弄出了一个众人瞩目的大课题，解开了启功先生生前和身后留下的一些“谜团”。

谜团之一：启功先生为何独膺如此多的荣誉和光环

启功先生生前曾是全国书协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还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如此高位的头衔集于一身，在当代中国文坛中十分罕见。

对此，总有人说：单纯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启功先生应该比不上“南沈北吴”，“南沈”即上海的沈尹默，“北吴”即天津的吴玉如；在绘画和鉴赏方面，和他比肩而立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启功先生同时独膺如此多的荣誉和光环？对于这个“谜团”，本书作者陈启智在书中完满解答了。

在上世纪初那个学人辈出、大师比肩的年代，就做学问而言，仅是清华、燕京就有一批年轻的教授，启功先生当时仅是助教；就作画来说，且不说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即使和金城湖社画会那些画家相比，启功先生也只是北平其中一画家而已，并没有名列前茅；在书法界也是如此。

到了新世纪前后，启功先生才受到了大家的“追捧”。这本书里提到，改选全国书协主席时，启功先生在上海，没在场，但大家一致举手选他；选西泠印社的社长也是如此，他不要，大家硬是把这个帽子戴给他；文史馆的馆长肯定也不是他争来的。

我有幸在上世纪80年代和启功先生接触过一两次。他的作品在《今晚报》刊登后我们想给他邮寄稿费，问他家地址是几排几号。

他说：“孩子，你千万别给我寄稿费。我没儿没女，我不要钱，要钱没有用。而且，你给我寄了稿费倒给我找麻烦了，我还得到邮局去取。你不给我寄稿费，我谢谢你。”

启功先生为人真诚，本色示人，令人难忘。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读出一个做人的大道理：你舍的多，你不得都不行；你搂啊捞啊得的太多，人家也就不给你了。

《启功教我学书法》，陈启智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启功先生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是靠他的人格魅力。在任何地方、任何领域，他都是向后退一步——他永远不在强光之下、不在焦距之内。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任何名利都是无所谓的。白居易有诗道：“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启功先生真正做到了不要名利，所以他靠人格魅力，超越了同时代的学人，到现在还光芒四射。

谜团之二：启功先生为什么把荣誉给了陈垣先生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启功先生的正能量，恰恰可以比照我们的灵魂、内心和我们的言行举止。1983年，启功先生在日本办过一次书展，他本人并没有任何的张扬。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在香港办了一次展览，卖了一百多幅书法，得了一百几十万元。但他并不是为了卖钱，他是想用这笔钱做基金。当时，大家都以为基金会以启功的名字命名，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而把名誉给了老师陈垣。陈垣的书屋叫励耘书屋，基金最后就叫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启功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本书解开了这个“谜团”：启功根本不是为了自己去卖字，他是为了老师去卖字，是一种对老师恩情的回报。

因为最苦难的时候，是陈垣给了他最大帮助，使他能够养家糊口、安身立命，使他能够在文化界和学术界立足。

启功终生不忘老师恩德，总在替老师做事，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谜团之三：“启体”行书《千字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怎么在逆境中做人、做学问、做书画的问题。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下功夫做书画、读书做学问，往往不是增加人生砝码，而可能是人生负面，是罪状，甚至会被打成“反革命”。本书作者陈启智找启功先生学字都是偷偷的。

所以，怎么在逆境中做人、做学问、做书画，这本书做了最好的解答。

譬如，书中写到的启功先生书写《千字文》的事情。这本行书《千字文》写于1972年，相信当年红卫兵小将、打砸抢的那批人，肯定不知道什么《千字文》。

但陈启智就提出来，让启功老师给他写一本，“既然您不让我撕您抄写的大字报，您就写个《千字文》吧。”启功先生写了。世间的许多东西不是金钱能衡量的，这本《千字文》是启功先生留下的书法瑰宝。如果当年，陈先生不是诚心拜师痴心以求，启功先生是不会写的。1972年，在那种形势下写这本《千字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受学生之托，启功先生一诺千金冒危而写，却给我们留下世上唯一一本“启体”行书《千字文》。

启功先生的学问就像一座冰山，我们今天发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水下多深我们都不知道。像他的《诗文声律论稿》是写诗必读的。相信，这个论稿是启功先生诗词学问浓缩成的，就像几缸水浓缩成砚墨一样。

谜团之四：启功先生的人生记录为何有一段“空白”

关于启功先生的书很多，都在讲他皇族的血统、没落的家世，或是“文革”以前和改革开放时期。从“文革”初期到改革开放，是启功先生人生记录的空白，没有人去写他的这个阶段。

陈启智先生在书中指出：那个时代的确没有人和启功先生接触。而恰恰在那个时期，陈启智在北师大六千多名学生中是极其幸运的一位——在下乡劳动期间通过“换铺”与启功先生相识。当时，学书法都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学的，是一种地下活动，但由于自身爱好和内心热爱，陈启智一直追随启功先生。

应该说，这本书填补空白的贡献应该是第一位的。其内容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根据其他的材料整理而来，而是陈启智的亲历亲闻，完全第一手资料。这也是这本书的珍贵所在。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