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我怎样自学诗词

问：您是怎样自学的？研究与创作又是怎么结合的？

答：我没有很高的学历。十九岁温州师范毕业就工作了。教过小学、中学，后来教大学，专治词学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事了。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多少有点成绩的话，功夫就在一个“笨”字上。“笨”字从本，是我读书治学的本钱。记得温师的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其实为文、治学，面面都可作如是观。在温师就读的时候，我已经学作诗词，特别喜欢读前人的诗词。自己买不起书就向朋友借。当时比较难得的书如元遗山诗、黄仲则诗以及白香词谱等，我都亲笔抄录，供背诵之用。年轻时养成这种认真攻读的习惯，使我终生得益不浅。我体会到，如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心得，更谈不上治学和创作了。后来我在严州九中任教，四五年间，教课之暇，天天钻藏书楼，文史藏书差不多读遍了。有关唐宋词人行状的笔记小说以及方志资料，我都一一札入笔记本中，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研究资料的来源。广泛而有目的地阅读，是丰富学养的基本手段。除了阅读领悟之外，还要动手作札记。陶宗仪的《辍耕录》、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都是这方面的巨著。作读书札记可以积累学问，加深理解。我从十五岁开始写日记、作札记，一直坚持，深受其益。如何作札记？我概括成“小、少、了”三字诀。本子不必大，便于携带；字数不在多，要言简意赅，理解要透彻。这样的知识才是扎了根的、会发酵的，能够产生质的飞跃。

求贤访友，转益多师，对于学问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温师毕业以后，听说南京高师办暑假学校，我就负笈千里，聆听了许多新学巨子的讲学，大开了眼界。词坛老宿如朱疆村先生以及吴梅、夏敬观诸翁，我一一登门拜访；同辈学人如龙榆生、唐圭璋、任中敏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密切联系。师友切磋，能启迪思路，鼓舞信心，对研究工作帮助极大。

诗词是一种文艺创作。我们攻治词学就是以它为评论和研究的对象。如果对其创作规律、艺术手法缺乏了解，便如隔靴搔痒，不易说到好处。比如苏东坡《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词歇拍云：“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况蕙风评云：“上三句未为甚艳。‘曾湿西湖雨’是清语，非艳语。与上三句相连属，遂成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蕙风词话》卷二）蕙风此数语，指出了坡翁此词艺术手法方面的独擅之处，可谓具眼。非深知个中甘苦者，不易到此。所以历来的词评家，没有不是兼工创作的。以学人的识断来拓展词境，以词人的文心来丰富研究，二者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本是可以相得益彰，共促成功的。因此我在攻治词学时，并不废弃创作。１９２９年当我初识疆村翁时，曾以“青兕词坛一老兵，偶能侧媚亦移情。好风只在朱阑角，自有千门万户声”（论稼轩词）一诗持前请益，老人不以为谬，问：“何不多为之？”私衷深受鼓舞。迩来五十余年，每有所感，辄付吟笺。年来出版的拙著《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数种，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小结。虽不能佳，却也约略可以窥出自己攻治词学的一些经历和心得。知人论世，不知尚有一得之愚，可供采掇否？

来源：人民日报1982-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