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来人才辈出、名师云集，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北大中文系的历史可追溯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学门”，迄今整110年。在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之际，我们刊发6位北大中文学人的口述文章，听他们回顾其与北大、与北大中文系的结缘经过，讲述人生与治学中的点滴感悟，阐释对如何继承与发展北大中文传统、如何繁荣国家语言文学专业的独到见解。

陆俭明：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陆俭明，1935年生，曾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1949年小学毕业，原本父亲已经给我联系好到苏州一个杂货铺去当学徒，好在我们家乡4月就解放了。我7月小学毕业后就随母亲从吴县东山到崇明我父亲那里，并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学。

我原来是想考清华大学电机系，但到报名的时候，校长和班主任来找我：“陆俭明，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你报文科吧。”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对语文感兴趣，就决定考中文系。我问班主任，中文系考哪个学校好？他说当然最好是北京大学。我就说：“行，那就考北京大学。”老师说：“北京大学可不是容易考的，我们毕竟是个农村学校，能不能考上，可不能给你打保票。”我说：“考得上就上，考不上也无所谓。”就这样考上了。

我能上中学、进大学，都是因为来了共产党，所以我对党有一种报恩思想。我入学后学习很努力，一直追求进步，1956年就入了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谢冕。中文系新生入学不分专业，全年级103人一起上大课，直到二年级结束才分文学、汉语专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报语言专业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对语言专业不很了解，而且一般考北大中文系都是想搞文学的。当时系总支一位总支委员就来动员我，说：“陆俭明你是预备党员，你就得带个头，报语言专业吧。”我说：“好，那就报语言。”就这样，我踏入了语言学这个领域。

20世纪60年代，陆俭明（左二）与马真（右一）、王理嘉（左一）向林焘请教问题

当时的课都各有特色。王力先生的特点是讲课清楚，但是没有抑扬顿挫。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从《论语》开始，每次讲一个字，譬如“子曰：学而时习之”，“曰”是什么意思？再讲和“曰”相关的“言”“语”的区别，之后又谈到别的上面去了，结果一学期下来连《论语》都没讲完，但我们很有收获。周祖谟先生讲课清清楚楚，而且发音非常好。“语言学概论”是高名凯先生上的，他上课的时候眼睛不看学生，一直盯着天花板，但讲的是真好。文学课游国恩先生讲《楚辞》真是有声有色。林庚先生作为一个诗人讲授唐代的诗歌，那是有滋有味。还有王瑶先生，一开始听不懂他的一口山西话，有时候他说了两句就自己先笑起来了，慢慢地听懂了，就越听越有意思。朱德熙先生的课讲得特别好，还没有分专业的时候，我们103个同学中大部分都是想要选文学的，但没有人逃朱先生的课，也没有打瞌睡的，大家甚至觉得听朱先生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1960年本科毕业就要上讲台讲课。第一年教研室分配我上外系的“汉语语法修辞”和“写作”课，第二年就让我回本系给汉语专业上“现代汉语”课。当时我感到很有压力，比较紧张，就去问朱先生有什么诀窍没有？朱先生呵呵一笑说：“哪有什么诀窍。”他停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话：“不过要多从学生的角度考虑。”这句简单的话对我来说真的是印象深刻。后来我和夫人马真一起回忆朱先生的讲课：怎么跟前一节衔接，怎么切入，怎么展开，举什么样的例子，甚至包括板书怎么安排，都很讲究，始终在考虑怎么让学生喜欢听，跟着自己的思路走。朱先生精心备课，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这反映了他高度的教育责任感。

北大有一个好的传统，它的学风一直保持至今。就中文系来讲，也有变化。譬如在专业的设置上，我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就新闻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专业；1958年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变成汉语和文学两个专业；后来又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21世纪我们又设了计算语言学专业，而且是从理科招生。还有一个针对外国人的语文专业，跟留学生教育学院不一样。可以看到，中文系的专业设置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断调整的。

袁行霈：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

袁行霈，1936年生，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我入校时正值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清华、燕大两校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了。老师们有从国统区来的，有从解放区来的，有穿长袍的，有西装革履的。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有从普通高中上来的，也有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在这种多元的环境里学习，很有好处。

课程方面，一年级上过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还有游国恩和浦江清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游先生讲文学史，浦先生讲作品选，都非常好。游先生讲屈原，涉及“离骚”两个字的讲法，他介绍了普通的说法后，会讲他自己的见解。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也很有特点，他会唱昆曲，讲到元明戏曲时，我们有时候在课上起哄：“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给大家唱一段。

1985年春节，陈平原（左）与袁行霈（中）在吴组缃（右）家

古代文学是北大中文系最有传统的专业方向，即便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算起，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学者，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陈贻焮先生、褚斌杰先生、周先慎先生、费振刚先生和我属于第二代学者，我们在“文革”前读书、留校，并在“文革”后成长为本学科的中坚力量。葛晓音、程郁缀、夏晓虹、张鸣、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职任教的多位老师则在“文革”后进入北大学习、工作，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而他们培养的“70后”和“80后”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

第一代学者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林庚先生，就是“帅”。不仅外表气质很帅，他的著作，从《中国文学简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一直到《西游记漫话》，都透着一股清澈的味儿。“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来的概念，话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总能让人信服。吴组缃先生讲课也很精彩，他的讲稿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吴先生讲《红楼梦》，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进行分析，深受欢迎。吴先生心地很敞亮，人生经验很丰富，常把他的人生经验穿插到课堂上。王瑶先生颇有名士派头，常常叼着烟斗。我没上过他的课，但跟他一起到江西参加过陶渊明的研讨会，还一起到安徽参加过李白的研讨会，而且总是住同一间客房。晚上躺在床上海聊，所谓“对床夜话”，有时聊到东方既白，话题总离不开学问，受益匪浅。

第二代学者，陈贻焮先生是我的师兄，“大师兄”的称呼是我叫起来的。他写的关于李商隐的论文中，许多观点我都有幸先听他讲过。禇斌杰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评传》。他性格很开朗，笑声是爆发式的，后来的学术成果也是爆发式的，背后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艰辛。

第三代学者，因为“文革”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想拼命把时间追回来。比如葛晓音没念完大学就分到农场劳动了，幸亏陈贻焮先生把她带出来。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砥砺前行的一代”。

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再加上“胸襟”和“气象”。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达到这一境地。除此之外，还应该做一个厚道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老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北大给了我很多知识、很多学习的榜样，也给了我很多发展的机会，比如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明史》，创办国学研究院和汉学家研修基地等。我常提醒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谦素之意”。

陈平原：建立学术自信是我们该有的精神气度

陈平原，1954年生，2008年—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北大的博士课程刚刚建立，第一届只有我和温儒敏两个博士。所以王瑶先生没正式开课，除了外语和政治课，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里去聊天，谈学问也谈人生，从下午一直聊到傍晚。王先生还告诉我，应该去系里几个老先生那里走走，请教问题。我见得比较多的是吴组缃、林庚、季镇淮，还有朱德熙。每个老师的性格不一样，像吴组缃先生特别喜欢说话，能讲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季镇淮先生比较木讷，不爱讲话，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若大家都没有话，就在那里坐着对看。季先生是夏晓虹的导师，我们比较熟悉，经常去。可以用“从游”这个词来形容我求学时的情形。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也就是这样，大鱼游，小鱼也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学生们跟老师朝夕相处，一起读书、生活，观察老师如何做学问，也看老师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己体贴、模仿。说得出来的，是有形的经验；而精微之处，很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的。传授独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这在“从游”过程中比较容易体会到。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风气很活跃，学生们有各自的主张，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追求。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以后，北大研究生部举办了一个研究生座谈会，中文的、历史的、数学的、物理的学生都来，那样跨院系、跨学科的对话很精彩。

在当今中国大学努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北大中文系因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而显得比较特别。以前我们的老先生会很自信，北大中文系就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现在有的人越来越崇拜海外汉学，容易“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我们不能跟哈佛、耶鲁比中文研究，北大中文系教师过百，哈佛、耶鲁一个东亚系才几个教授。如果一定要比，就应该跟本国语言文学系比，要跟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巴黎索邦大学的法国语言文学研究、东京大学的日本语言文学研究、耶鲁大学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比，这才能够看得出我们的差异。可这样比的话，又碰到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语言。而且还有“溢出效应”——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承担了语言文学教育之外的、对于这个国家精神文明建构的责任，无法量化。比如说北大中文系当年的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业绩，这怎么计算？谈院系水平，不能只是衡量专业成绩，如出版专著或取得专利。所以我说，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没办法量化，也不应该量化。如果一定要把北大中文系改造成哈佛东亚系，那是失败的，对不起国家的信任与民众的期待。当然，具体到专业领域，我们努力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向他们学习，包括把学生送到哈佛等名校去听课，为学生们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出交流机会，这些都需要。但有个前提，即建立学术自信，这是北大中文系应该有的精神气度。

乐黛云：总是要创新，要走新路

乐黛云，1931年生，1985年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有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和“李义山诗的妇女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等课程。我最喜欢的课是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选”。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非常入神，忘乎所以，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他讲课很慢。“大一国文”和“大二国文”后来改成了“国文与写作”，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因为一连3年都要练习写作，且每3个礼拜就要交一篇习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亲自写过，自己立意、自己提炼、自己行文，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

1985年与两位日本学者摄于北大未名湖畔。右起：孙玉石、山田敬三、王瑶、伊藤虎丸、乐黛云、严家炎、温儒敏

20世纪70年代，我给留学生讲授了3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头两年以朝鲜留学生为主。那时候我教他们和教中国学生差不多，只是比中国学生的教学内容要浅一点，他们大概能听得懂。最后一年，我教得比较得意的是一个欧洲班，班上的学生来自12个国家，像比利时、丹麦等西欧、北欧国家，也有英国学生，挺齐全的。他们的学风比较自由，有时候也辩论，我说一个想法后他们就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候，他们讲英文我基本上能听懂，也很锻炼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给他们讲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让他们理解，我需要讲一些英国的或者北欧的文学（那时候我对北欧的文学文化很感兴趣），并接触一些他们所在地域的文学。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了。

后来我在北大和中国文化书院向学院内外的求知者授课，介绍中外文化概要和比较文学知识。当时来听课的人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三四十岁的人居多。因为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学校教育，所以他们对各种讲课都非常重视，很愿意听，不过也很挑剔，如果我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他们都会提出来的。之后我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讲弗洛伊德，“中西”“中西对话”等话题自然而然地就在讲课过程中出现了。从那时我就开始进行中西比较和对话了，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过要建设一个比较文学学科或在中文系创建一个教研室。

1985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建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在这方面我恐怕是一直没有什么自觉意识的，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没有过建所的打算，比较文学当时在系里也没有任何地位。我建所、设计课程和引进人员的想法，是后来慢慢成形的。我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很重要的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是我的格言。我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要教哪几门课，要招什么样的学生——我就是按照我觉得合理的方式去讲，在讲课之后，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北大和我是血脉相连的，不论是其精神命脉，还是过去的那些老师们。我觉得这是一块宝地，中文系将来会越办越好，这一点信念我是有的。而且北大的精神是“创造”，它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是要创新、要走新路的，这也与我自己的精神是一致的：总是要创新，不能老是说人家说过的话、做人家做过的事。现在北大还有很多年轻教师，在创新上做得比我好，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高兴的事。

郭锡良：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

郭锡良，1930年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1954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读语言学研究生。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15个人，分成汉语史5个人，现代汉语5个人，语言理论5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重视，有很多人来听。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1955年—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

郭锡良（右）与导师王力

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国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设计的培养计划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他开设了一门课，叫作“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门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有很大帮助。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

20世纪80到90年代，我曾任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人才培养上，我走的还是王先生的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不仅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我设计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等课程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做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陈晓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陈晓明，1959年生，现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在全国中文学科中，北大中文系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它是开风气、“常为新”的，很多学科的开创都是在北大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之后，北大中文系形成了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学科建设是最为完备的。同时，北大始终在学科上探索前沿，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比如文艺学这个学科，就是毕达可夫在北大开讲之后才有的，而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是乐黛云老师20世纪80年代到国外学习回来后开创的，王瑶先生等前辈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张钟、洪子诚、谢冕、赵祖谟等先生逐步建立起了当代文学学科。所以，北大一直有一种学术风范。北大的“风范”是要有精气神，有底气，能标举旗帜，能立得起来，能当仁不让。

对于社会来说，中文学科是“无用之大用”。古人说“重器无锋”，正是中文系的写照，它是一种柔绵的力量。“不学诗，无以言”，因此，中文恰恰是国之大器。

陈晓明（左）与谢冕

那么北大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中文系当然应该培养引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人，这也是北大的目标。但是在今天，除了要培养学术性的人才之外，我还想强调，中文系应该能够培养会写作的人。虽然当年的系主任杨晦先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就可以到其他大学去教书，直接上讲台，但今天不可能。今天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能不能上讲台都还是个问题。所以，今天的本科教育应该是更加通识的。学生能够读好一篇文章，写好一篇文章，这两个基本功，应该是今天中文系的学生要具备的能力。曹文轩老师说：“写好一篇文章是一个人的美德。”我非常赞赏这句话。写好一篇文章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领，看出你的道德、你的见识、你的思想资源、你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基本功。除了“妙手著文章”之外，也要能够“铁肩担道义”。中国人对道义的理解往往标举得很高，是一种人的品格，一种民族的精神。我觉得蔡元培老校长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是很好的概括。

时代在变化，百余年的北大历经了风霜，但北大始终会有一种精神，一直贯穿下去，一直沉在心底。“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北大始终不变的精神。在北大，大家坚持独立思考，同时允许别人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是北大的包容。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格外有体会。2016年，我通过民主测评当选了中文系主任。我没有北大学缘背景，能够担任这一工作，反映了中文系老师的包容，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非常看重这份信任，觉得肩上的担子很沉，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做事情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兼容并包。在上任选举的陈述中，我就表明了有关学科整合的理想。我希望中文系老师既能够保持个人的独立风格，又能够交叉融合，互相沟通。1995年到1998年，我曾在欧洲的大学访学，深感国外大学人文学科之间沟通兼顾与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性。我想打破我们国内的学科壁垒，因此做了三个平台：中国古典学平台、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研究平台、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郝平校长、王博副校长对此也都特别支持。去年4月的平台成立大会上，我们邀请了全国几十个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到场，大家都很震动，都认为这是中文，或者说新文科今后发展的一种可学习、可借鉴的经验。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0日 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