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摄
中新网北京10月26日电 (记者 高凯)“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同时是社会的命题。” “文学或许可以打破阶级的、思维的固化，因为它有一种光。”著名学者戴锦华日前与同为女性学者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针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展开对谈。
“成为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新书发布会”日前在SKPRENDEZ-VOUS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文化中心主任、著名学者戴锦华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的作者张莉，围绕现代女性写作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姐妹镜像》《持微火者》《众声独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及随笔集《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
戴锦华 高凯 摄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的研究论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是本书关注的对象。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等背景，本书重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深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影响，张莉坦言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非常震惊，同时很好奇，这些作家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后来慢慢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于是我产生新的疑问，这些女孩们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她们在成为女作家的路上遇到了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张莉决定从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考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从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中寻求答案。为此，她花了很多“笨功夫”去查大量的史料。通过史料，她触及到了一页页鲜活的中国现代妇女的生成史。
“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但是五四以后，尤其1911年以后，会告诉你要做一个女国民，你不属于家庭，你是女国民，你身上肩负重任。女学校里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后来没有了，增加了物理、化学。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社会对学校、对一个女性的期待在慢慢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张莉说。
“你在慢慢进入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时候，会发现那些艰难和不易，那些独属于中国女性生命的轨迹，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那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它。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开始从她们的生命经验中获取我作为女性经验的力量。”
戴锦华坦言阅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读到了一种对话的力度，同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奇特的角度，“这个角度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论的，更多去深入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写作的动力、写作的由来、她的素材、她的情感。但是它又绝不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作品论，她有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现在的理解，就是现代女性的发生。其实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件五四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我们同时又非常清楚，五四一代的女作家，她们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她们是全新的发生。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是我在阅读时觉得兴趣盎然的地方。”
“在五四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发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那些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新青年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所以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同时是社会的命题。基于我自己这样一个讨论面向，我再一次想到张莉的研究，想到她这本书中细致入微的讨论，所以我自己也重新从她的书当中获得，当我再次阅读时，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戴锦华如此说。
论及当下文学现场，张莉说，“我做新女性写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今天的女性写作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对新的女性形象、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脱节。我特别希望有那种真正能够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的作品出来。”
戴锦华表示，“我们会在文学作品中遭遇到一种文学的现实，但是我们很难在里面找到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命，找到那样一个共振和切肤之痛的世界。今天的作家对于边缘人、对于弃民，他们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但是我仍然抱有一种希望，就是说文学，乃至人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起到一点不一样的作用。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梦想作家和社会中的多数不一样，他们能把自己的感情投注给那些占不到份额的弱势人群，去和他们共情，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张莉坦言，虽然在做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一种虚无、无助的感觉，但“我同时对女性文学研究有一些期待和期许，我认为文学或许可以打破阶级的、思维的固化，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光，对我个人来讲，它其实是我手持的微火。”(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