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表现文化古都醇厚的人情味，老北京的洋车来自哪儿？

以老北京为背景的电视剧《新世界》热播之后，一些观众对剧情的冗长和不合逻辑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剧中出现的一些老北京景物以及老北京人的生活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剧中主角之一的徐天，他家的徐记车行就使不少老人回想起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洋车、洋车夫和洋车行。

洋车作为老北京的一个符号，存世很久，正如台湾作家小民在《故都乡情》中称，“谈故都风物，少不了要提到北平的洋车”，因为“洋车和拉洋车的车夫，最能表现文化古都醇厚的人情味”。

1917至1919年，北京街头趴活的人力车。(美)西德尼·甘博

上世纪二十年代，两个洋车夫。(美)西德尼·甘博

洋车来自日本

洋车，又有胶皮、黄包车等俗称，来自于日本。日本在近代被国人视为东洋，故而又称东洋车。至于洋车是谁发明的，则众说纷纭了，有人认为是驻日本的美国或英国牧师发明的。牧师是传教的，不是改善交通工具的，关于牧师发明了洋车一说有可疑之处。日本人则普遍认为是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铃木德次郎发明的，但这一说法也缺少文字证据。洋车在日本一度很盛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播映并引起轰动效果的电视剧《姿三四郎》（导演为黑泽明）就是很好的佐证。而今在日本的一些大城市，洋车成为了观光工具，拉洋车的车夫有许多还是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并成为当地一景。既吸引各国游客，又反衬出洋车是日本的“国粹”。

洋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按《老北京的出行》一书记载，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由日本商人进献给慈禧皇太后。慈禧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因循守旧的人物，殊不知她本人还是很追求时髦的，她对于国外传来的东西并无反感，如化妆品、香水、香烟等均欣然接受，外国人赠的汽车她有好几辆，她甚至下令修了“紫光阁铁路”，专门供她从中海瀛秀园坐小火车到北海的静心斋游玩。至于洋车，她肯定也会笑纳的，毕竟那时洋车算是新鲜事物。

慈禧乘坐洋车只是轶闻。据传说，她不喜欢拉车的太监或奴才在她前面，因为坐在车上看他们的后背和屁股，对慈禧来说是大不敬的事，所以她没有坐过几次，洋车只是她的玩具而已。而那辆日本人进献的洋车，至今还陈列在颐和园内。

洋车在我国盛行是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洋车出现的时间要比上海、天津略晚一些。北京当时少有近代意义的柏油、水泥马路，只有“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土路和石板路。最初的洋车轮子并没有充气轮胎，只是铁轮子上贴一层硬胶皮，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和石板路上是很艰难的，坐在车上的乘客因颠簸也不舒服。所以在清末民初洋车才盛行。而上海、天津等商埠新修的马路路况比北京好，洋车盛行的时间要早些。北京的达官贵人多，什么“六部九卿”“王爷贝勒”出门或上朝要有仪仗，旗锣伞扇，前呼后拥，只能坐轿子。而武官外出和上朝只能骑马，不许坐轿，在有皇上的年头，文武百官是不敢坐洋车上朝的。凡此种种，使洋车在北京盛行的时间要晚些。

在日本人编的《清末北京志资料》中，对洋车也有所叙说，称“人力车通称东洋车”，“庚子事件前数月，市内逐渐出现人力车”，而且发展很快，“今日市内无处不见迎送客之人力车”。但“车之结构均比日本车粗糙，比日本国内乡村之车还差”。称坐洋车者“多为下等人或学生，官员即便是小官亦不肯乘坐”。不过到了民国，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坐洋车的有达官贵人、富豪和阔太太、娇小姐，所谓“下等人或学生”则不多了。

至于传说清末在颐和园和紫禁城来往的太监喜欢坐洋车，恐怕也是一种想像。太监在清代是不允许随便出行的，他们外出办事也少有独来独往的，洋车他们只能看看而已。大清垮台后，大批太监被驱逐，他们更不会坐洋车大摇大摆地出宫了。

车夫曾有二十余万

《拉洋车》何大齐作品

老北京拉洋车的车夫不少，因为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仅腿脚利索一项，能跑起来就行，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五六十岁不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概1955年前后，笔者见过一个“最后的洋车夫”，说他是“最后”，因为北京四九城已无洋车可寻了，洋车夫早改行蹬三轮了。那时他拉着又脏又破又没牌照的车。车上已无座，车的踏板上放着一块破城砖来“压仓”，拉车者已70多岁，他衣衫褴褛，拉着车在东四附近转悠，看样子不是为了揽客挣钱，而是为了回忆往日的沧桑岁月。

老北京有多少洋车夫，素来没有完整、全面的统计，1921年美国人西德尼·甘博在其出版的《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曾有些记录，这是1920年前后的数字。他估计城里有两万五到三万人左右。实际上更多些，有人估计当时北平至少有5万车夫。据《老北京的出行》说：“根据1934年市政当局的统计，当时全市共有人力车（洋车）54397辆。”如果一辆车一个车夫，在1934年时已超过5万，况且有的车一天有两个车夫租用（类似于出租车的“双班”），这样拉洋车的人更多了。《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则记载：“北京之有人力车，自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前始，近十年来逐渐增多，迄今已二十余万。”足见本地洋车夫之多。

北平的洋车夫以本地人为主，因为这个行业相对自由，想干想歇自己做主，本地人熟悉地理又知道一些真真假假的历史典故，可以向坐车的外地人炫耀。所以拉洋车是一些没有本钱又不想卖大力气的北平人首选。

对北平洋车夫最了解的莫过于老舍先生。他所塑造的祥子，成为北平洋车夫的代表符号。在小说《骆驼祥子》中，将洋车行业及洋车夫做了透彻的分析和展露。他说：“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活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劲的，或因家庭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还有一些年岁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地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北平的洋车业主要是第三类人多。

关于洋车与洋车夫，移居台湾的老北京人陈鸿年在其回忆录《北平风物》中也有所记述。他对洋车和洋车夫的回忆充满了对北平的眷恋。他说：“记得盛行洋车的时候，造得相当讲究，这个车身子，不是黑油漆的，便是黄油漆的，黑的黑亮，黄的澄黄。两个轮子的钢条、瓦圈，光亮照眼，迎着阳光，闪闪目之为眩。车身后面的推手、车棚的底端、车身四周、车把前面、车簸箕等各处，都是到处放光。”在赞美了洋车之后，他也提到了车夫，“拉洋车的，自是寒苦人居多，以一身的力气，换每天的两个饱。”拉新点的洋车的“他们讲究年轻、干净，帅！夏天是灰布大襟褂，白布扎腿的裤，白袜子黑圆口鞋，洗得一尘不染。冬天是黑布小棉袄棉裤，棉袍披在身上”。当年车夫们的标配是一件号坎，上面印着车行名称和车夫号码。

洋车和铛铛车轨道。

洋车也有“份儿钱”

陈鸿年说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北平城里的车夫，郊区的则另当别论了，郊区的车夫“一律粗布裤褂，大毛布底，绳纳帮儿的鞋，浑身上下，净是黄土泥。白车帷子、白布垫子，都罩上一层黄土，比城里的拉车的，比城里的车可差远了！”陈鸿年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正如学者赵珩说，陈鸿年写作的“最大特色当属其文字的生动，对事物、人情的描述可称入木三分，如历其境”。陈鸿年的描写如此，而老舍先生更是深刻、准确，他认为洋车夫有不少人的命运、遭遇与祥子一样悲惨，是“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死亡之路。”这些车夫“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血汗滴在马路上。”

洋车夫是良莠不齐的一个群体，他们之中有些人一辈子目不识丁，但其中也有弃职的中小学的老师，有时会买张晚报看。在洋车最盛行的年代，因坐吃山空而破产的前清王爷也有去拉洋车的。克勤郡王曾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一辈一辈都是世袭罔替的郡王，但到了十七代克勤郡王晏森时，铁杆庄稼没了，俸米没了，内务府也不发银子了。他们一家只能变卖家产、王府乃至祖坟混日子。连粥都喝不饱后，晏森只好赁辆洋车拉。不过他因为特殊身份，而那时节坐王爷拉的车又是件趣事，他的生意是不错的。但他没有因拉车而“东山再起”，终究还是贫困交加而死。因为晏森拉洋车，他家克勤郡王封号被戏称为“车王”了。

悲惨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人性，有些车夫仍然保持着善良的本质，鲁迅在《一件小事》中就讴歌了车夫的良善，乃至令他感动万分。在一件小事上让他“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车夫的车除少数是自备的，大多是从车厂子按日赁的，每天交一定的“车份儿”。开车行的人凭借手中几辆车，以租赁收取“车份儿”为生，个个吃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就像《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一样。据《老北京的出行》介绍，北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有大的车厂子近千家，其中最大的车厂子是朝阳门内南小街的宝兴车厂，拥有人力车400多辆。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文门外上头条的五福堂车厂等也都拥有一二百辆车”。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列举了43家洋车厂，并标有地址、电话等。其中有车厂子的名字很有趣，如东四牌楼南大街的一家车厂子叫“爱群合”；朝阳门大街的一家叫“远轮行”。阜成门大街的“吉田行”，可能是日本人或与日本有关的人开的。

洋车在中国盛行不过三十余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洋车换成了三轮车，拉洋车的都去蹬三轮了，洋车厂只能改换门庭，经营三轮车或汽车租赁业务，洋车厂子基本上无迹可寻了。

洋车改良后的人力三轮车。（德）莫里循

洋车夫，有自媒体声称此人就是克勤郡王晏森，真假不知。[美国记者Dmitri Kessel]

车棚屋专供车夫休息

洋车夫是凭力气吃饭，因拉洋车致富的人几乎是零，他们的日子极为困苦，在当年往往是慈善人士或慈善单位救助的对象，他们自己也参加什么“窝头会”、“带子会”来自助。在舒乙的《宗月大师》中，就记述了把老舍先生从苦海中救出来读书上学的宗月法师的事迹。宗月是和尚又是宗教领袖，俗名“刘善人”，给他“拉包月”的车夫就被他多次救助。在滴水成冰的北平冬日中，他脱下自己的棉裤给车夫，情愿自己受冻。事不大，但十分感人。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有人出面来帮助洋车夫，让他们不至于在冬天“倒卧”冻死在街上，于是“人力车夫休息所”应运而生。

“人力车夫休息所”又称车棚屋，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有详细的记载。称北平的洋车夫很多，“一般贫苦人民，无老无幼，皆争趋之，俨然一种行业”，车夫们“夏时奔走于炎天烈日之下，冬时往来于风寒冰雪之中，疾风骤雨，尤所难堪”。“孰有为之策划，谋一休息之所，以稍减其苦楚者”。为此在民国八年（1919年）“于无可如何之中，就通衢大路，创建人力车夫休息所，以为休憩饮水之用，于是此等贫苦、老苦之人，始获喘息之地”。

当时，北平城内共有18处“人力车夫休息所”，大多设在繁华闹市洋车夫候座的“车口”附近。18处休息所有9处为在京的中西慈善家所建，另外9处则是“京师警察厅”办的。

《北京的社会调查》对“人力车夫休息所”的记述更为详尽。《调查》还提到建休息所的缘由：“一个冬天的傍晚，一名外国人要进剧院看戏，告诉车夫在门口等他。几小时后外国人出来了，发现车夫很守信地等在那里，但已经被冻死了。”“受这一事件的刺激，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织了一个救助协会”，募集了一笔款项，建造了一些棚屋，车夫们“可以在这些棚屋里取暖，可以喝点热水，可以将自己那浸满汗水的衣服晾干”。

棚屋十分简陋，只有一层水泥地面，石灰抹顶。“屋内四周墙边都有凳子，同时四面墙上都开有窗户，以便于车夫们在这里取暖时可以照看自己的车子”。棚屋由一些拉不动车的老车夫照应，他们冬天负责生火和烧开水，其开支由造屋者承担。在三轮车替代洋车之后，这些“棚屋”也随之消失。

无论是“人力车夫休息所”或“棚屋”，与昔日的“粥厂”、“暖所”一样，虽为救济贫人之所设，但毕竟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穷人的困苦。

电车冲击洋车生意

北平的洋车夫某种意义上是“京味文化”的代表，时而受到外国人的称赞，虽然他们不像被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的轿夫微笑时脸上“有哲学家气质”，但确实有些值得赞美的地方。

西德尼·甘博在北京做社会调查时，就注意到了洋车夫，他说：“尽管生存艰难，北京的苦力车夫还是以微笑面对生活著称。在生意的竞争中，他们有着善良的天性，而且总能从周围的人和事中找到一些欢乐和笑声。虽然年龄大的人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而且最终会由于跑得太慢被淘汰，但他会一笑了之，虽然那笑可能是苦涩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洋车已经被淘汰，洋车夫这个行业已随之消失了。

洋车夫与三轮车夫一样，也是鱼龙混杂的群体，他们自然而然沾染了旧社会一些不良的习气。1924年12月18日，北京出现了俗称“铛铛车”的有轨电车，当时只有一条路线，是从前门到西直门，当时只有十辆车左右，但大大改变了京城的交通形态，使老北京人知道了电车速度快、价格低、便捷的好处。到了1929年，电车路线发展到了6条，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电车的出现确实影响了洋车的买卖，一些车夫把电车视为砸自己饭碗的眼中钉。最初他们只是小打小闹，故意将车坏在电车轨道上，或者与电车“碰瓷”，千方百计不让电车正常运行。

1929年10月22日，洋车夫在洋车工会组织下发起大示威。洋车夫的游行抗议活动与学生不一样，他们不贴标语、不喊口号、不撒传单，而是用上了武力。大示威以捣毁电车拆毁轨道为宗旨，示威搞得轰轰烈烈，以打砸拆为主要手段，引起北平市民的围观和不满。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次事件“共砸毁电机车43辆，拖车20辆，电车站阁子5座，轨道岔子10余处，各种物件300多件，遗失票款、车票130起，司机、售票人员重伤14人，轻伤10人”。当时正值北洋政府当政之际，“事件发生以后，军警武装进行了镇压，抓捕人力车夫1200人”，因舆论压力，“关押数日后，大部分被释放”，但组织策划的四个工会领导人在天桥被枪决，人力车工会也被解散，一些车夫四散而逃，失去了生活来源。

洋车夫的示威事件引起全国的关注，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发表《告全国工人书》，并在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出《援助人力车夫通电》。由于通讯不畅等原因，“工人书”和“通电”，洋车夫知道的不多，而且北平又在白色恐怖之中，洋车夫只能偃旗息鼓，把仇恨记在心里，笑容挂在脸上，又去拉车了。因电车的大量出现，他们的日子更苦了。砸毁电车、拆毁轨道所带来的短暂痛快之后，洋车夫只能把苦果咽下去。

洋车及洋车夫的历史只是昙花一现，如果不是有《骆驼祥子》这样的文艺作品出现，或许大家都会忘却了。今天，那些车夫的后代们沐浴在幸福阳光下时，回味一下洋车和洋车夫也是一种忆苦思甜。《新世界》中有许多情节与洋车、洋车夫、洋车厂有关，洋车亦是剧中的重要道具。但是，故事的背景时间是1948年末至1949年初，而那时洋车在北京已不流行，人们出行坐三轮车至少有十年以上历史了。如果编导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就可以将洋车改为三轮，徐记车厂改为三轮车的车厂。此外，在北京洋车大多为单座，双座的不多，像《新世界》中两个大老爷们或一男一女合乘一车是不会发生的。此外，洋车可以穿小胡同，但跑得再快也追不上汽车，剧中洋车夫阻拦沈世昌的汽车，就不合乎逻辑。

洋车、洋车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会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编导们应该将洋车、洋车夫的历史真实再现，就像拉洋车的祥子一样，使其作为一种可信的形象永远存留下来。

（原标题：旧京记忆中的“洋车”）

来源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