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标题上这几个词语都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热门话题，涉及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以及对早期中国或“最早中国”的认识。本文在此谈点浅见，近似随笔，不做专论。

一、关于文明起源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文明起源问题快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热点课题，30余年下来，持久不衰。以后回顾起来，这一定会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

西方虽然也有过对文明起源的热烈探索，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这里开始逐渐升温时，他们那里反而开始慢慢冷却，较多的是对某某文明总结式的研究或综述，对文明起源问题的专门探讨已经不多了。究其缘由，大概是人们发现“文明”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关于什么是文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公众还是学者之间在理解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人们还发现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古希腊等早期文明提炼出的标准不一定适合于衡量其他地区的古文明；此外更重要的是，大约自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新进化论对考古学影响的日益深入，西方考古学家更多转向对社会复杂化，对酋邦、国家等具体社会形态起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或许人们觉得这一研究路径更有学理意义。

在中国，1980年代中期随着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出版，文明起源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随后在80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等一些著名学者开始较多地涉及这个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有关文明起源的文章大量问世，很快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文明起源探索在中国大热并能持久不衰，有以下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考古学学术积累和学科发展的结果。人类的早期文明一直是考古学关注的重点，文明起源的探索也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东、西方考古学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只是各自侧重点有所差异。西方学者探索的多是已消失或中断的异域文明，随着学科的发展他们更加关注不同社会演进的阶段性变化；而中国学者追溯的则是自身文明的源头，因此会怀着更多的感情、更大的兴趣和愿望去探索起源问题。从1980年代以前侧重文化史重建的基础性研究，到1990年代以后着重对古代特别是史前社会多方面的研究，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重心的转移，文明起源探索无形中还担当起了学科发展、转向和提升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文明起源探索离不开像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各分支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文明起源探索实际上起到了对各门类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然后再进行理论构建的作用。这从本世纪连续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的设置就能得到清晰的反映。所以我觉得“探源工程”的最大价值，并不是真的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工程”就能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而是借此可以推进考古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此外，1980年代以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殿堂般的大房子、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塚”红山文化遗址群、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一些贵族大墓、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良渚文化高级贵族墓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权贵墓葬，以及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全国多地大量史前城址的相继问世，客观上也为文明起源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物证，激发了学者的热情和想象力，促进了这一课题的开展；到本世纪像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和大房子、陶寺城址和龙山期大墓、石峁古城、良渚古城等众多惊世的重要考古发现，对文明起源探索又起到了进一步强力助推的作用。

二是文明起源的探索生逢其时，该课题的兴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需要。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上升；同时面对西方资本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强力冲击，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官方都始终存在保护、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和推动力量，近年又被提升到增强民族自信的高度，因此整个社会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可以说，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有着超出一般学术意义的更深层的需要。正因如此，在几乎是同一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本世纪初又开始了国家立项支持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此可以看到学术从来不会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尽管学者个人可以也应该秉持独立精神、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种集体性的研究取向，却往往脱离不掉社会现实的影响，中外皆然（以色列史学家赫拉利在其《人类简史》一书中对此有深刻的阐述）。由此也可解释，在对“文明”的理解歧义纷呈、标准难以统一的情况下，为什么文明起源的研究在中国还会长盛不衰，而学术价值同样重大、概念更清晰明确的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却反而显得有些不温不火，更像是文明起源研究潮流中的副产品。

谈到这里，顺便再谈一下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198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父系社会、母系社会等西方人类学的概念，至今仍作为标准术语而广泛使用着。因为这些概念是在西方学术引进到中国的初期就随之而来的，尤其还出现在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人质疑这些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很多考古学者都是从教科书或课堂上就学到并开始使用这些概念的，因此似乎也从未有人将其视为不可接受的舶来品。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游群”、“酋邦”这样外来的概念却受到了一定的冷落甚至排斥。尽管这些概念的诞生时间也不晚（不晚于1960年代），但却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介绍到国内的，由于当时缺乏有关这些社会研究的考古和人类学著述的同步译介，很多人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理解像酋邦这样概念的具体含义及其演变过程（有人就将其理解为与“部落联盟”相类同）。另外，出于某些很复杂的原因，1980年代以后在开放的环境里西方思潮和各种学术思想大量涌入的时候，中国学者对外来事物采取的态度是不尽一致的。比如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围绕“新考古学”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尽管其后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潮流与新考古学非但没有水火不容，反而有许多相合之处，例如对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的重视与发展，对社会演变过程的复原及其动因的解释，等等（同时申明我并不认为中国考古学近几十年只是简单重复了英美新考古学的旧路）。不管怎样，“酋邦”作为介于简单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在西方新进化论人类学和考古学中都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奇怪的是，在中国日益开放、与西方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学界对酋邦、对西方新进化论提出的社会发展模式，似乎表现出比较淡漠的态度（需说明的是，多年来“社会进化论”或“文化进化论”在西方也饱受争议，一方面缘于其类型化的阶段性进化模式不能覆盖形态多样的复杂的人类社会，一方面被指有种族主义的政治不正确之嫌。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模式迄今仍是考察人类社会群体演变的最有效途径或最重要的参照系，有利于人类学、考古学上的比较研究）。无论诸如“酋邦”这样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前中国是否存在这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学界都缺少深入的辨析和讨论；现实的局面是要么少数使用者自说自话，要么是简单地弃之不用或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很有趣、也是很有意味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群体的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强心理，即主观上就不愿意接受西方学者提出的现成的理论模式、不愿意拿来简单地套用？可这又如何解释学界对像摩尔根、柴尔德这样学者的热情拥抱？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期待我国学者能真正创建出自己的独特学术体系与理论模式，并最终引领世界学术的发展。这方面我国已有少数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例如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的“三部曲”与“三模式”的理论探索就堪称典范。

多年来文明起源探索最重要的收获，除了切实地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推进到了五千年前，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大大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强化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研究水平。文明起源问题的研讨，助推了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史前和先秦时期社会的全方位研究，包括对不同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推动了科技考古、聚落考古、环境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学科的发展及整合研究。这些方面的努力使得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全面“接轨”，某些领域已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肩或接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夏鼐先生首先提出文明应具有“城市、文字和青铜冶铸技术”三个要素，同时指出最根本的还是政治组织上已进入国家社会；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主要是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提出这几点的，但实际上他关于文明起源的论述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他不但认为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至少其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而且指出“文明是由 ‘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在随后开展的文明起源大讨论中，“三要素”说的普遍适用性受到广泛质疑，很多人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尚未发现文字和大规模金属冶铸的史前晚期，于是一些人提出了各种其他标志，比如高端玉器的广泛使用、礼制的形成，等等。还有学者主张不能机械地理解和套用某些标准，应该从中国的考古材料出发，将文明起源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着重从“文明化”的角度探讨文明起源，其中严文明先生在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的论文中有非常清晰的阐述。

在时间点上，最初许多学者坚持只有二里头遗址代表的夏王朝才算得上中国文明的开端（少数人特别是国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商）；后来有很多人认为史前末期的龙山时代已迈进万邦林立或古国时代的文明门槛；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后，那时的仰韶晚期到庙底沟二期、红山晚期、大汶口中晚期、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已经是文明初现，甚至已经进入普遍文明化的时代了。随着时间推移，重要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和讨论的逐渐深入，近年来很多学者已公认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社会已经是早期国家文明了，从而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但问题是，上述与良渚文化大体同时的其他区域文化是否也算得上是文明了呢？文明起源是否还可再往前追溯到社会分化初期的前国家社会，即仰韶中期、大汶口早期、崧泽文化和大溪-油子岭文化时期？中外学者中都不乏这样的认识，即文明主要指的是文化成就，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晶，而国家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两者不必相等同，因而是有可能存在前国家文明社会的。总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目前还有很大的分歧，都是今后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二、关于国家起源

随着文明起源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出来，因为两者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许多人看来甚至就是一回事。不过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对该问题的专门探讨仍然有限，相比而言史学界关注更多一些。

首先，什么是国家呢？实际上有关国家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都有各自角度不同的定义，但同时学界对国家本质特征的理解又有很大的共同性，可以概括如下：

社会分为不同阶层（阶级），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和赋税制度，有专门化的、分工分层的管理机构或官僚体系，有维护秩序与安全的常备武装力量和司法系统，有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精神信仰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呈现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另外国家还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地缘政体，等等。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中，在资料不太充分的时候，常会遇到早期国家与复杂酋邦难以分辨、或对一个复杂的区域政体是国家还是酋邦难以定性的情况，因为复杂酋邦与早期国家存在许多共性，比如社会分层、集中的公权力，强制性的赋税和劳役，统一的神灵崇拜，酋邦间因经常为争夺土地、财富而发生战争，故此也可能会有较常备的武力。两者间最直观、最根本的差别也许在于各自的社会管理体系、政治组织结构不同。酋邦主要依靠基于血缘关系的权贵集团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分级管理，社会地位和等级的高低一般与酋长关系的亲疏远近直接相关，因此一个酋邦所能控制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不会很大；国家则是由超越血缘关系的专业化的官僚集团或分等级的官僚系统进行治理，往往因分工和分级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复杂的官僚机构或“政府”，其统辖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理论上讲可以无限大。实际上，早期国家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概括地说，既有多层级管理的广土众民的广域国家（或称地域国家、广幅国家），也有小型的、层级较简单的城邦国家。

那么具体到考古上，从物质遗存方面又该如何区分早期国家呢？这方面有过一些讨论，总括起来可以提炼出如下一些特征：国家应有大型都邑或城市，多层级聚落结构、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公共建筑或设施，不同等级的权贵墓葬，体现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大型公共工程，集中管控并服务于权贵的高端手工业，尤其是应有体现王权或最高权力特征的宫殿、王墓、神庙，等等。

但在实际的考古发现中，早期国家其实很难具备上述各种特征，而常常只是其中某项或几项比较突出。例如两河流域苏美尔早期城邦国家，中心城邑里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往往是神庙，神庙不仅是祭祀崇拜中心，而且还常常是政治和经济中心，最高祭司也同时是城邦首领，拥有大量土地并掌管着世俗事务；与之相反，希腊早期爱琴文明时代，城市里最突出的建筑是王宫，王宫是这种城市国家里最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时还是宗教中心；而在古埃及前王朝末期所形成的早期小型国家里，宫殿、神庙似都已出现。

从世界几大文明发祥地看，早期国家最初大多是小型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有些地区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持续时间很长，如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的墨西哥盆地与玛雅低地、西非的约鲁巴地区，还有古希腊等；有些地区则在经过短暂的城邦或小型国家阶段之后，很快通过兼并发展成范围很大的广域国家，如古埃及、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以及古罗马等。

那么中国的早期国家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中国的国家起源又可以追溯到何时呢？

根据考古发现和出土文字资料，早年在谈到中国国家起源时，西方学者只承认到商，甚至是只有殷墟代表的晚商才称得上是国家文明；后来随着二里头遗址宫殿和宫城、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等重要发现的相继问世，国内学者大多赞同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同。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伴随着文明起源探索的热潮，一些学者开始把新石器时代晚期视为国家起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大约在距今5000到4000年前后之间。

1990年代前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与发展三部曲，后来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都将这一理论模式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的表述。大家基本公认，“王国”（苏先生的“方国”）指的是夏、商、周这样的王朝国家，“帝国”指的是秦汉及以后的统一国家，但对“古国”却存在不同的理解。很多人认为“古国”即指古文献中“万国林立”、“协和万邦”中的“国”或“邦”，但“国”与“邦”的含义和性质究竟为何，各家说法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古国就是早期国家或原始国家，有人另以“邦国”或“城邦国家”称谓之，且论证有众多城址发现的龙山时代可以称为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也有人认为“古国”并非国家，而是等同于“酋邦”；在“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只有个别“大邦”发展成了早期国家（李民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并有过专门讨论。

那么在史前晚期出现的“大邦”当中，有哪些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社会组织了呢？其中最早被确认的应该是良渚。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将良渚文化定性为“方国”，这也是他的理论体系中所确定的早于夏商周王朝的史前“方国”的唯一实例，可以说在很多人还认为良渚属于古国或酋邦的时候，苏先生就已经认定良渚是高于“古国”的早期国家了。同在1990年代后期就指出良渚社会为国家的还有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良渚古城及水坝系统、莫角山宫殿基址、玉器手工业作坊等一系列重要发现相继问世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良渚已经属于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了。与良渚同时和早于良渚的其他区域政体或社会集团，迄今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论证为国家的，因此可以说良渚是目前中国境内所能识别出的年代最早的国家组织。2019年伴随着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似乎也得到了“国际认可”。

除了良渚以外，学界对史前晚期其他区域的社会形态也有所探讨。按笔者的认识，根据现在所知的材料，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真正有可能已经形成早期国家的，只有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它们存在的时间主要在距今4300-3800年之间。此外在史前晚期出现的“超级聚落”还有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上游的宝墩和三星堆、黄河下游的尧王城等，但这些规模庞大的超级聚落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是否也发展成为早期国家了，至今还缺乏充足的证据可以论证。正如有学者指出，即便是最复杂的酋邦社会也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崩溃或停滞不前，并非所有地区的社会进化都会直线上升并前进到早期国家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良渚、陶寺和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笔者称之为“雏形国家”），究竟是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为小型的城邦国家，还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广域国家？对考古学来说，要确定早期国家的疆域范围和组织结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知道良渚古城所在的遗址群是良渚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群，其他良渚聚落群一般只有一到数处高等级贵族坟山，尚没发现像良渚核心区那样的城址、大型宫殿建筑、大型水坝，即便是贵族墓葬也没有达到像瑶山、反山那样高的规格，而在良渚文化区内又存在高级玉器分配网络和高度一致的“神人兽面纹”所象征的统一信仰系统，因此许多学者都判断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很可能形成了一个以良渚为都城的统一的“广域国家”。即便保守一点，将良渚国家限定在良渚核心区及其附近的几个聚落群、或者还包括太湖以南的各聚落群，也会形成一个有不同层级的“广域国家”。另外，考虑到良渚作为一个“雏形国家”出现的年代如此之早，良渚文化覆盖的地域范围又很大，一些聚落群之间有较大的、明显的地理间隔，位于太湖东、北面的各聚落群似乎显示出一定独立的态势，也许还不能排除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所形成的，是一个各群（或其中的某些群）相对独立自治、同时又以良渚核心区为宗主的“邦国联盟”的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即便良渚是这样一个“邦国联盟”，但其结构上是主、次分明的，是“大邦”与附属“小邦”的关系，而不太可能是各邦并立、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城邦或城市国家相同的那种小型国家。也许，我们可以称良渚这样的国家为“主从式的邦国联盟”。

晚于良渚，出现在黄河中游的两个“雏形国家”，即陶寺和石峁，也有可能是广域国家。陶寺统辖的范围应不小于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区的临汾盆地，这里可以划分出四层聚落等级，陶寺为最高中心，其下至少还有两处次级中心，然后是三、四级聚落，整个区域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看起来浑然一体，很可能在整个临汾盆地内形成了统一的国家组织；至于近年我们发掘的运城盆地北部特大型聚落周家庄，与陶寺是并峙还是从属关系，需要进一步探究，但这不影响我们对陶寺政体本身的判断。石峁也与其相似，石峁古城为最高中心，据调查其周围也有几处次级大型聚落和众多小型聚落，同样显示出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石峁国家所能直接统辖的应该是陕北高原上相当广大的一个范围，不过具体边界目前尚难确定；此外，黄河对岸与其隔河相望的山西兴县碧村、白崖沟，以及更远处的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等多处大型石城，它们所代表的区域集团与石峁国家究竟是并峙还是附属的关系，现在也还难以遽下判断。至于陶寺和石峁国家是否也会与它们周边的一些“小邦”形成“主从式邦国联盟”，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资论证。

总之，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这些早期雏形国家，不管是“主从式的邦国联盟”还是“广域国家”，都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那些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镇的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丰富了世界早期国家的形态和类型。

三、关于早期中国

与早期国家起源题目下的研究相比，近些年有关“最早中国”或“早期中国”的讨论更加热烈一些。早期中国的含义比较宽泛，但近年考古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早期中国的形成问题上；最早的中国则是特指“中国”的起源，此问题包含在前者之中。这方面的讨论争辩在学界和公众当中都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

首先还是要对“中国”这个概念有个基本界定。定义当代中国当然很容易，要定义历史上的中国还真有点复杂，因为从疆域范围看中国是不断变化的。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前提，也是预设一个立场，即只有以汉民族、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或政权才能代表中国。有了这个前提和立场，我们就能梳理出“中国”发展演变的脉络。自秦汉帝国统一，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族群构成、主体疆域等方面奠定了中国的基础，以后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和主要内容；即便有些短期的分裂和沦陷，但中国文明的内核一直得以延续，承载中国文化的“天下”从未失落，因此世人才公认中华文明是未曾中断过的文明。

从秦汉往上追溯是夏商周三代王朝。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此点还有些争议），作为三代之首尽管被许多史学家视为可实证历史的开篇，但由于还没有当时文字的自证，后世文献的记载也非常简略，实际上也可划入“史前时代”。再往前是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神人杂糅、扑朔迷离、真真假假，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或其中的尧舜时期大体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对应。从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恰是探讨中原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国家起源的关键阶段。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千古一系”、“中原中心论”、“黄河为中国文明摇篮”的传统观念。因为三代以降的各王朝，周秦汉唐直到北宋，各主要时段特别是统一王朝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徘徊在从关中平原到环嵩山周围的“大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也主要活动于这个地区（包括晋南），或至少是黄河流域。经过学界多年探索，包括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古代中国，尤其在文化和族群构成方面，实际上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原中心论”又有新的理解，这种说法在特定时段仍有其合理性。基于上面所说的那些史实以及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到从龙山时期往后（距今4300年以后）直到北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总的看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从龙山时期经夏商周三代到秦汉帝国，最终完成对早期中国的整合和统一的还是中原王朝及其构建的文化与族群共同体。然而在此前和此后，却不能说中原就是中国的中心或最发达的区域。从考古学上看，仰韶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或称中原龙山早期），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可能都比中原发达；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更是一枝独秀，作为我们已经论证过的中国最早的国家，无论是其社会组织还是文化成就，都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包括中原。

目前有关“最早中国”的讨论，不论是以陶寺为代表，还是以二里头为代表，抑或以西周为代表，还是其他一些说法，就像有人指出的，都要坚守两个核心概念，一曰“中”即中原，一曰“国”即国家，就是以中原为中心形成的最早国家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才是“最早中国”。这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一种立场或一种视角，其背后其实是“中原中心论”。但前文指出，中原中心论的合理性只存在一定历史时段范畴内；而且如果以帝国统一时期的中国疆域为出发点来追寻何为早期中国或“最早中国”，前边各种说法就会遇到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追问，在中原早期王朝或王国之外出现的那些早期国家，是否属于早期中国、甚至最早中国呢？比如石峁，比如年代比他们都早很多的良渚？

良渚作为目前所知中国境内最早形成的国家，之所以不被很多人认同为早期中国的代表或“最早中国”，除了它远在中原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良渚文明不但没有自身文字流传后世，它也没能进入汉语言所记载的古代典籍，没有能够进入以中原为中心的正统王朝系统。由现在所知的汉字鼻祖甲骨文往前追溯，汉语文字肯定起源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假如在甲骨文之前还有更原始的汉字的话），从已知线索看，最早也不会超过陶寺所属的龙山时代。而良渚文明出现年代过早，比陶寺早了一千年，比甲骨文早了二千年，当汉语言文字系统出现、发展成熟并能够记录历史的时候，良渚早已衰落了（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像其他一些史前区域文明一样，良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失落的文明，完全消失在中国人文初始所记忆的视野之外。因此，当如今良渚作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国家文明被揭示、识别出来，突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惊奇而又陌生，超出了以往的历史想象；虽然不难认可它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但一时还难以将其同“最早中国”联系起来。当然，如果我们将“最早中国”就限定为狭义的中原王朝，良渚也确实不属于这个范畴。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良渚是国家，那么最有可能是拥有王权的国家；如果这种王权是世袭传递的，那么良渚不是王朝国家又是什么国家呢？同理，对于陶寺、石峁等代表的早期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些缺乏文献记载的早期国家的性质、它们的权力结构和传递方式，都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综上，关于早期中国的认识，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最早中国”这个在学理上很难界定的概念，而是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观察。这方面恐怕还是首先要回归到苏秉琦老先生，他给出了迄今看来仍然是最有启示性的解说：

“‘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