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吴晗、范文澜、雅斯贝尔斯……如何挑选公版书著作版本？

因不需要购买版权，支付作者稿费等，公版书一直是很多出版社着重发力的领域。然而，当著作进入公版，难免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为此，我们选取了四位受人关注的公版书作者的不同著作版本进行盘点，希冀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

撰文丨宋晨希

根据1986年9月9日制定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在作者去世50年后，作者作品的著作权将不再受到保护，变成公版书。1990年，我国颁布了《著作权法》，遵循了《伯尔尼公约》的原则，规定著作权保护期限是作者终生加死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因不需要购买版权、支付作者稿费等，公版书一直是很多出版社着重发力的领域。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学、哲学名家的经典作者，也走入了公版领域。学术书的出版往往门槛较高，编辑也需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然而，当著作进入公版，难免会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

尤其是有些作者生前对出版物的样式、体例等做了要求，在成为公版书之后，是否还需要遵守，更是成为了一个伦理问题。

为此，我们选取了四位进入公版领域、最受人关注的作者陈寅恪、吴晗、范文澜和雅斯贝尔斯，盘点他们著作的不同版本，希冀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

陈寅恪

陈寅恪，摄于1957年。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文化方面，中国人逐渐从80年代的“否定传统”转向了“肯定传统”。季羡林等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观点的出现，让第一次“国学热“开始在大陆悄然兴起。

陈寅恪、钱锺书、王国维、钱穆、熊十力、牟宗三等人成为了其中典型的代表。在这其中，陈寅恪的影响力最大，几乎到了全民皆知的地步。不过，颇有些吊诡的是，人们并不关心陈寅恪对唐初“关陇集团”的研究，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完他借明末歌妓柳如是来抒发自我感受的《柳如是别传》。人们更愿意讨论的是他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敬佩他一直以“文化托命之人”自诩以及他晚年的铮铮傲骨。

1995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6年初版，2013年修订再版）出版将“陈寅恪热”推向了高潮（当时共再版6次，印数多达八九万册）。6年后，经历8年编辑的十三卷本《陈寅恪集》正式由三联书店出版，算是为“陈寅恪热”再添了一把柴火。此时，距离首次出版《陈寅恪集》已经过了21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文集》，作者: 陈寅恪，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

在陈寅恪生前，他的著作主要出版过三本，分别为：《唐代政治史论述稿》（1943年，商务印书馆；1956，三联书店）、《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刊本；1955年，文学古籍版；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铅印本）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稿》（1944年，商务印书馆；1954年、1964年中华书局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总公司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都曾积极联系陈寅恪本人，打算出版《金明馆丛稿》、《论》和《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即后来的《柳如是别传》），然因种种原因并未出版，遂使陈寅恪留下“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感叹。

70年代末，随着社会秩序重回正轨，成立不久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决定出版《陈寅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邀请陈寅恪的弟子，曾多次建议出版陈寅恪著作的蒋天枢负责整理、校勘。1982年2月，《陈寅恪文集》全套7种9册并附录1册（《陈寅恪编年事辑》）正式推出。

这套书应该是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陈寅恪文字。不过，这套书里某些地方，也曾引起了争议，比如收录于《金明馆丛稿初编》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开头，曾有一段陈寅恪记录与周一良探讨学问的回忆，肯定了周一良对南朝政府对待不同人政策的研究。

到了“上古”版本中，或许因为蒋天枢认为周一良“曲学阿世”，这一段被全部删去。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将周一良悉数改为“周某某”（只有一处未改）。

总之，“上古”的这套《陈寅恪集》不论是排版，还是编校质量的程度都非常之高，蒋天枢为此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将自己的晚年悉数贡献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好几种封面文字都是由陈寅恪夫人唐筼题写，《寒柳堂集》封面文字则由钱锺书提写。

后来，“上古“又于接连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手稿本，1988年），《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1989年）和《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1992年）。

三联书店《陈寅恪集》

《陈寅恪集》，作者: 陈寅恪，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

2001年，编校了近十年的新版《陈寅恪集》于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根据该书“陈寅恪集后记”所说，这套书“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刊印之陈寅恪文集基础上进行的，增加了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二集、三集，并讲义及杂稿“等。

责任编辑之一孙晓林说，这套书吸收了“近二十年间海内外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如“辑佚”、订误”、“增补”和“附图”。仅《柳如是别传》就订正了一百多处错误，附图方面页选配了一百四十余幅图片，搜集了陈寅恪从青年时代到晚年生活照片，以及“文稿、尺牍手迹、诗作、眉批”等等。

可以说，三联版与上古版比较，不论是图书装帧、封面设计、印刷还是编校质量，都要比上古版更进一步，同时也将上古版隐去的周一良姓名等地方做了还原。

但这一套文集中的一些问题，仍旧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如陈福康曾发表《谈新版的校订质量》一文，举出“错字”“漏字或误写”“格式、体例错误”“标点”等错误几十处。后来，孙晓林也做了回应，并附上了订正情况。

正如刘后滨、张耐冬在《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中认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实在是难免一点都不出错”。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没必要锱铢必较于过多的细枝末节，以此否定编者的功劳。

我认为，反倒是三联书店如果能在改集书后附录校勘记，提出校改内容以及理由后，似乎就可以让每个读者去评判校改处是否有问题。

不管怎么说，三联版《陈寅恪集》仍旧是最为重要的，不论对陈寅恪研究还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单行本及其新版本问题

除了文集之外，陈寅恪的著作也曾出过几个新的单行本。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唐振常导读），《隋唐制度渊源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4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中西书局2014年，蔡鸿生、荣新江、孟宪实读解），《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陶渊明批评》（陈寅恪、萧望卿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此版根据民国版进行影印）等。这些单行本因定价相对便宜，对那些非专业读者，以及学生阅读陈寅恪代表作，起到了普及作用。

从2019年年底开始，随着陈寅恪著作进入公版，“上古”又再版了《陈寅恪文集》（纪念版），并做了适当的修订和增补。此外，今年年初，译林出版社首次出版简体字《陈寅恪合集》，此事引起了一番讨论。根据陈寅恪生前的遗言，他曾要求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这次简体字版争论的背后，其实牵涉的是职业伦理问题，究竟应不应该尊重作者的遗言。时代在发展，现如今能读繁体字者日渐减少，作者已仙逝，我们既不能贸然肯定作者如果活在今朝，会有想法的改变，也无法不遵遗言擅自做主（可想而知，未来钱穆的《国史大纲》、钱锺书的《管锥编》、《谈艺录》若过了版权期，也将迎来同样问题）。

但我觉得，出版简体字并非坏事。在商业社会中，文化普及程度有时并不因书籍质量是否高超来判定，而是更借重于宣传手段，读者接受程度（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已有出版社改写为白话文，赢得了诸多读者）。

我觉得是否出简体版，一方面是否应考虑获得作者后人的首肯；另一方面，繁体改简体，编辑的水平是否过关（毕竟繁体字和简体字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如“着”和“著”、“沈”和“沉”在繁体中均为一字，且还混杂异体字），否则简体字版若错误连篇，那是会误导更多的人。（说明：因“上古”新版和译林版笔者并未看到，因此在这里不做妄评。）

吴晗

吴晗的个人经历，与陈寅恪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晗不论是学术还是政治事业上，都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期的吴晗，起初的研究范围并不在明史而是汉代研究。而后，由于吴晗获得胡适的器重，经胡适建议，吴晗才将经历放到明史研究中。

抗战期间，已留校任教的吴晗随清华大学远迁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由于生活拮据，同时也为了影射蒋介石，吴晗写作了《由僧钵到皇权》。抗战结束后，吴晗因激烈批评国民党统治，被迫投奔解放区。在石家庄，毛泽东阅读了该书（此时已改为《朱元璋传》），并提出修改意见。由此，该书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并多次再版。吴晗也从这个时期开始，进入政治领域。解放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等职位。

关于《由僧钵到皇权》和《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作者: 吴晗，版本: 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朱元璋传》应该是吴晗知名度最高的一本著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如今，关于该书的版本已经多达七八十种（因版本过多，无法过多罗列，在行文中，只罗列部分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不过，对于该书的版本，一般读者却并未了然。更有甚者，以为《由僧钵到皇权》和《朱元璋传》其实是同一种书的不同叫法（现在有些出版社为了标新立异，还使用《由僧钵到皇权》作为书名）。

1944年《由僧钵到皇权》首次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随后又由重庆胜利出版社放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中，并改名为《明太祖》。

这一版本，吴晗写得较为仓促，仅用两个月写毕。而且由于在西南联大时，手头没有参考资料，仅凭有限的几部史料和之前的论文进行写作。

正如学者陈梧桐所说，这一版本“由于时间仓促，写得极其粗疏，存在材料不够，不少史实弄错的问题，但它却达到了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的预期目的”。在这个版本中，吴晗专辟一章写朱元璋严刑治国，屠戮有功之臣，而且这本书没有对使用的材料注明出处，用现在的话说，只能算是“通俗史学”著作。

抗战胜利后，吴晗先是回到北京清华继续任教，他利用1947年和1948年暑假，花费一年零一个月时间，对其进行改写，并改称《朱元璋传》。1949年由上海中国书局、三联书店和香港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为第二版（陕西师范大学版、中国三峡版、湖南人民版、万卷出版社、江苏人民版均以此为版本重印）。

这次改写，吴晗将书稿从8万字扩充到了16万字，加入500多条注释，着重扩充了《恐怖统治》一章，并将第一章的标题从《流浪青年》改为《小流氓》。

吴晗送给毛泽东阅读的即为这一版本。在与毛泽东的交谈过程中，毛泽东既提出该书对红巾军起义将领彭莹玉的结局写得不对，同时也认为吴晗没有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毛泽东的影响，吴晗决定重写《朱元璋传》，于1955年完成第三版。这一版纠正了彭莹玉的结局，放弃了把明朝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两个车轮子的错误说法，同时去掉影射的色彩，力图对朱元璋进行客观评价。此外，他还将第一章《小流氓》改为《流浪青年》，特地增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字数也从16万字扩充到17万字。这一版在当时并未正式出版，只油印了一百套给历史学者和毛泽东征求意见。（2004年，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库版选用此版本）

1964年，吴晗在病中对《朱元璋传》进行了第四次改写，这一版本除了扩充《开国皇帝》一章之外，还增加了第五章《政权的支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元末明初的历史，强调阶级关系和矛盾等，此外还增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在全书结尾，对朱元璋的评价也更加客观，既强调他功绩，也认为朱元璋强化皇权将封建制度推向顶峰。该版本被称为定稿本，字数也增加到了21万字。该书1965年2月由三联书店首先出版。（此后，人民出版“帝王传记系列”、三联书店版等绝大多数版本都用这一底本）

笔者认为，读者在选择吴晗《朱元璋》的版本，还是以第三版为宜，既能看到吴晗对史料的运用，又减少了已时过境迁的评价。

吴晗的其他著作

除了《朱元璋传》以外，吴晗的其他书籍再版的次数也非常之多，甚至很多出版社妄自修改书名，有的还将吴晗有关明代锦衣卫的文章零敲碎打，进行拼凑，乱象丛生。

选择吴晗相关图书的版本，个人认为可凭借吴晗生前所编辑的文行为线索，选取发行较多的如《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初版，2006年再版）、《史事与人物》（1948年生活书店初版；2012年岳麓书社版）、《历史的镜子》（1946年三联书店初版，2012年再版；其余版本较多）、《明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2005年再版；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版），《皇权与绅权》（与费孝通等人合著，1948年年上海“观察社”初版，天津人民、三联书店、岳麓书社等都有再版），《中国历史常识》（吴晗主编，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册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家出版社屡有新版）。此外还有《胡惟庸党案考》（商务印书馆2015年，其中收录吴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关元明史的文章）。

这样，既可以防止相关著作中文章多有重复，也可以保证相关文字的质量，对了解吴晗文章写作时间、顺序更加清晰。

最后，再来说一下选集、全集的情况。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4卷，1984年开始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套选集此后并未再版，但是几乎收录了吴晗最重要的作品。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00万字的10卷本《吴晗全集》（常君实编），按照该全集所说：“基本授权了吴晗一生写作的作品”，甚至包括他的诗歌、书信、剧作、工作报告、翻译作品等。

不过，这套全集也有缺失，如未收在特殊年代的批判文章（关于批判性文章以及自我交代材料等，是否应该收入全集，曾有过很多探讨），几篇遗稿并未收入。此外，根据吴晗专家习之的研究，其中存在不少文章发表时间或主编头衔张冠李戴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如果想要系统了解吴晗作品，这套全集应该是最为完备和权威的。

范文澜

范文澜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范文澜幼承家学，熟读四书五经和古文典籍。进入北大国学门以后，师从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小学、经学家，这让他得到了极系统的古典学训练。在随后于南开和北大任教时，他依据上课讲义完成了《文心雕龙讲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诸子文选》等。

在上世纪30年代，范文澜有感于日本人企图占领中国的野心，愤然写作了《大丈夫》一书，以历史人物为题材，鼓舞大众参与到抗战之中。

1940年范文澜来到延安，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开始主编1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以此向干部进行历史教育，同时也希望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重新评价中国历史。此后，范文澜又编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范文澜担任了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又对上述两书进行了修订。尤其是《中国通史简编》，从1951年开始，范文澜持续不断地对其修订，因工作量巨大，再加上越写越具体，字数不断扩充（原定计划每册15万字，但到第二本秦汉南北朝已写出了36万字）。直到1969年逝世，范文澜也仅仅修订至第四册（北宋之前）。此后，范文澜的助手蔡美彪继续范文澜的未竟事业，继续组织人员对这套书的编写。到1995年，改名为《中国通史》的10卷本正式出版，2008年又增加两册，终成全璧。可以说，这套自原始社会到清朝灭亡的500多万字通史，足足编写了半个世纪之久。

单行本著作

或许因范文澜的著作时代色彩明显，他的早期著作很少被重印。

《文心雕龙注》，作者: 刘勰，注者：范文澜，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文心雕龙注》初版于1929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分三册出版。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修订本。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1981年、2006年又分别再版（2006年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虽然现在有关《文心雕龙》的注释和翻译，已经比比皆是，但是范文澜注本仍有它的价值，不但尽可能穷尽前人研究，评价得失（如纠正了纪昀等错误的说法），甚至运用训诂学等方法，纠正刘勰错误的说法（如史书的开端是《春秋》非《尚书》），并揭示了刘勰对后世的影响（如对刘知几的《史通》）。然而略有遗憾的是，此书并非全注，仅仅是选注。

《大丈夫》一书初版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1940年已印行四版。2005年，该书由长安出版社出版，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新版。

除此之外，像《群经概论》、《正史考略》等书迄今未见单行本，这些书考证价值极高，尤其是对“二十四史”中一些记录真伪的考辨，现在不易购得，殊为遗憾。

《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册）

1941年—1943年，《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由延安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再版过多次，范文澜也有一些小修订和调整。1951年，该书又由人民出版社合并为一册出版，此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又分别再版。

虽然后来有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然而由于后者范文澜没有写完，且字数繁多，若想了解范文澜对宋代以后历史的观点，以及想要提纲挈领了解中国历史发展，此书当为首选。

《中国通史家简编》（修订本）曾于1953年、1958年、1965年分别出版前三编。此后，该书内容收入《中国通史》，并由蔡美彪进行了订正错误，以及增加注释和图片等。因此，若想了解该书内容，阅读《中国通史》前四册（第四册为未完稿，由蔡美彪续写了唐代长安部分）即可。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初版于延安，1947年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此后也多次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了较大的修订，如删除可疑的材料，使用最先见的外国人名翻译，将年月日统一改成公历等。1953年版改为《中国近代史》（上册），并进一步修改。此后版本多依据此版。

该书采用阶级斗争的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在今天史料迭出，论述著作众多的情况下，该书价值可以商榷，而且似乎未有再版。

其他单行本著作

196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代佛教》一书。该书缘起于他的助手张遵骝在为他查找唐朝佛教资料时，随手录取了佛教中的重要事件，并制成《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书中范文澜所写部分，除引言外，正文都迻于《中国通史》第四卷，并非单独创作。2008年，该书又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再版。

此外，1950年新华书店还出过单行本《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来都附录于《中国近代史》（上册）中。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选编了有关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持续的原因和近代史研究的相关文章，2001年再版改为《范文澜集》。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范文澜全集》，其中除《中国通史》前四册外，其余文章悉数收录，并统一了标点符号等。

雅斯贝尔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中国的身份有些尴尬。

从民国开始，冯至等人就提到过他的大名，王锦第更是写过研究文章。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著作《智慧之路——哲学导论》和《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就被翻译成中文。然而，由于他的“轴心时代”概念太过出名，研究思想史者几乎都会提及。这导致人们只关注这一概念（大部分人根本没读过《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以讹传讹，从而忽略了雅斯贝尔斯的整个哲学体系。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上承胡塞尔、克尔凯郭尔，下启海德格尔、阿伦特等存在主义者哲学。第一次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提出人不仅仅是由血和肉组成，同时也是“无限性”的主体，人在死亡、痛苦和奋斗等精神的催逼下，不断突破界限，通过经验去感知自身的存在，从而赋予世界以整体的观念精神。正如梯利在《西方哲学史》所说，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的通俗化版本。

1949年雅斯贝尔斯出版《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时正处在二战后。一战以后，在欧洲的历史学界，就出现了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西方的没落》，进步主义观点遭到了巨大的危机。如果人类历史是一条线性的前进之路，欧洲的科技、思想已经如此发达，为何还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二战以后，当欧洲被打得千疮百孔之后，欧洲人的感受更加雪上加霜，丧失了主体性，他们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于是，雅斯贝尔斯就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人类历史的发展，去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提出人类历史发展重要的四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即是“轴心时代”，它代表的是人类的觉醒，确定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伟大思想家代表了世界其实自始至终是一个整体。随后，虽然世界各个文明各自发展，但殊途同归，历史上建立的不同帝国文明，有其巨大的相似性。

到了15世纪科学技术时代，世界被联为一体。虽然现在欧洲遭遇危机，但是通过回望“轴心时代”，理解不同文明，从而可以让人类发挥出巨大的精神潜能。

雅斯贝尔斯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整体，文化、宗教、科技都将会趋于一致，建立普遍的秩序，全球一体化，寻找真正的信仰。以今天的现实回望他的理论，可以说，他的预测还是比较精准的。

其实，除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他的《大哲学家》、《时代的精神状况》等都在阐述这一理念。

陈寅恪、吴晗、范文澜、雅斯贝尔斯……如何挑选公版书著作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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