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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往来成古今——古诗中的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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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恽寿平《瓯香馆写生册·菊花》

重阳节在中国诗歌史上,和一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百分之八十的重阳诗会提到他。写他,流俗;不写他,缺典。这让后来的诗人往往两难。他就是陶渊明。

他《九日闲居》小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中写道:“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菊”和“酒”的关键字,就此确立。虽然九日登高、饮菊花酒以除祸辟邪的风俗久已盛行,但写到诗里,与“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的人生感慨相联系,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他可以算是第一人。这两个关键字,伴随着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千古佳句和人生态度,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比如王维,他的重阳诗,大家熟悉的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但他也写过“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李白《九日登山》写过“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古来登高人,今复几人在”。

杜甫写过“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

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序曰:“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说:“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真是爱屋及乌了。

当然李白在永王军中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曾口出狂言“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但我想那大概只是很短的一个瞬间,特定情形之下。他的常态应该还是《九日登山》中所说的“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这种“不得意”,在他的《秋浦歌》中曾有很多表现。当时的秋浦县令姓崔,李白称“崔秋浦”,说“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崔令学陶令,北窗常昼眠。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即便面誉,也可见出价值取向。

陶潜还有一位铁粉。苏轼贬谪期间,无事可做,黄庭坚称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虽然实际情形是“时宰欲杀之”。再贬海南不久,曾给弟弟子由写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实以渊明为精神导师。

另值一提的是游戏之作《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写馋酒人如漫画。这么一件小事,借“白衣送酒”写来,手舞足蹈、又扫又洗的狂喜,“空烦”“漫绕”的急相,都充满喜剧感。

苏轼也不乏追随者,南宋状元王十朋二十岁在家读书时,写过一首《辛亥九日,侍家君同孙子渊、子昭、子尚登高于家之东山。时菊花未开,坐客皆以为恨。至十月望,独步东篱下,见前日青枝已烂熳矣。东坡云“凉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日乃重阳,不以日月断也”,于是命酒肴,呼邻里,饮于丛畔云》,诗中说:“我思东坡言,邻里乃相唤。斩新作重九,不以日月断。人生贵适意,世俗岂能绊。”唯偶像马首是瞻,连过节的日子都改了。大苏曾有首《赠朱逊之》,小引中对菊花颜色发表意见,“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意思是,菊花以黄色为正宗,其他嫁接培育的新品种,全是“伪”菊。苏轼很赞同这个意见,诗中说“愿君为霜风,一扫紫与赪”,想把那些红红紫紫的新品种全灭掉。幸好菊花不听他的。

也有很多人的重阳诗,用“落帽”典故,比如李白“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杜甫“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但孟嘉也不是外人,他是陶渊明的外祖父。

除了陶潜、菊花、酒,重阳节还有太多元素可圈可点:螃蟹、莼鲈、板栗、茱萸、登高、慨思……孟浩然曾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今天读这些诗就是:前人留胜句,我辈复沉吟。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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