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建筑的“失语”：城市公共艺术如何体现城市的精神内核？

近年来，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被社会各界关注，作为现代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艺术不仅塑造了城市的精神内核，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而当代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重要板块，一直是公共艺术领域建设的主力军。

在此背景之下，10月18日，2020公共艺术与文化城市论坛在上方美术馆举行。作为上方美术馆系列论坛的序幕，本次论坛由时代空间创始人黄良福

（阿福）

和上方美术馆负责人闻正联合策划，旨在通过邀请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策展人和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公共艺术如何推动城市文化生态建设，搭建跨领域交流与合作平台。

整个论坛分为历史谱系、个案研究及圆桌对话三个环节。北京设计学会创始人宋慰祖，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建筑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王明贤，上方美术馆创始人陈各新，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冬奥会公共艺术策划委员会委员乔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博导、著名雕塑家董书兵，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公共艺术工作室主任胡泉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博导周宇舫，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唐尧等专家、学者共同就公共艺术与文化城市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10月18日，2020公共艺术与文化城市论坛在上方美术馆举行。图为论坛现场。

面对建筑“失语”：城市公共艺术如何体现城市特色？

什么是公共艺术？这是王明贤首先回答的问题。公共艺术就是大众的艺术，跟老百姓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王明贤指出，只有建立起艺术家和大众对话的通道，才可能营造生机勃勃的城市景观。在历史谱系环节，王明贤以“建筑与城市文化观察”为题，回顾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四十年历程。

王明贤认为，全球化在中国的最大表征莫过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趋向都市化的城市建筑。遗憾的是，城市形成了大量大杂烩式的城市建筑景观，大量老建筑被拆毁，又新造出一批毫无特点的建筑，大规模高层建筑的集群化更使城市失去记忆，建筑的“失语”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公共艺术如何体现城市特色？在这里，王明贤以连续评选了十届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为例

（自2020年6月8日起，第十一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已启动）

，指出城市公共艺术并非盖一些标志性建筑或雕塑，而是城市的无数个角落，它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10月8日，住建部网站发布消息表示，近期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湖北省荆州市关公雕像项目、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发布通报。此前，这两处建筑曾在网上引发热议。其中，独山县水司楼就曾入选2019年十大丑陋建筑。

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

评选“中国十大丑陋建筑”，当然具有调侃的意味。但王明贤认为，这一评选也因为真实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公共景象，使得建筑话题超越了原本狭隘的专业领域内，成为了潮流建筑的评选，从这个角度来说，丑陋建筑的评选，无意中打开了“建筑新批评”的大门。

中国实验建筑崛起是王明贤接下来谈到的问题，“面对全球化和亚太地区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建筑师试图以作品回应，来看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为未来的城市建筑提供新的思路。”王明贤以张永和、王澍、朱锫、马岩松等所作的建筑设计作品为例，描述了中国实验建筑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中国公共艺术的启发。

王明贤发出呼吁，希望让公共艺术介入城市，让人们和艺术家共同创造有诗意未来的城市。“一个城市的艺术，不应该仅仅是‘象牙之塔’，我们应该站在城市的角度，道路、电线杆都能体现它的公共性，使人们上班的时候在汽车里发现还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们能感受到诗意，使得大众的生活变得富有诗意，这才是公共建筑的成功之处。”

公共艺术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那么，公共艺术应该如何去表现呢？宋慰祖认为，公共艺术应该是写在大地上的艺术。也就是说，张永和、王澍等建筑师所讨论的问题，恰恰是文化艺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城市的建筑、城市的文化，不是简单的工业革命之后的水泥、玻璃、钢铁等，也不应该是只完成功能性的建筑。

宋慰祖，北京设计学会创始人。

宋慰祖表示，今天的我们进入到了创新发展的新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应该是文化引领、科技支撑、需求导向、设计为方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不是放在城市当中的一尊雕塑，而是融入在我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今天城市的地铁站，过街天桥，城市的住宅、建筑和绿地花园，不仅仅要让人们享受功能性的作用，更应该满足人们享受文化艺术的审美需求。”宋慰祖说，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家和设计师走到了一起，共同去完善和完成我们的城市建设。

在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当中，中国自古有很多伟大的成就。“我们今天的北京城，在7.8公里壮美的中轴线上，有银锭桥、钟鼓楼、天坛祈年殿、故宫建筑群和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等雕塑，哪一个不是文化艺术与城市建设的结合呢？”因此，宋慰祖发出和王明贤类似的呼吁，让艺术走出象牙塔，走出博物馆、美术馆，走到华夏大地上，“这才是我们艺术家、设计师的责任。”

公共艺术在区域发展中有何价值？公共艺术与区域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城市形象应该如何塑造，如何面对质疑？乔迁围绕“公共艺术与区域发展”这一话题，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应。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乔迁开始接触公共艺术理论，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困惑，如何把公共艺术讲清楚？为此，乔迁浏览了大量国外的政府网站，阅读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对于公共艺术这一环节的界定和管理模式、成果等，希望找到答案。

西班牙北部沿海小城圣塞巴斯蒂安公共艺术作品《风之梳》。

对于一座城市的区域发展来说，公共艺术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方面，但在很多时候，这两者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乔迁认为，区域发展公共艺术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和展品激发城市的活力。通过公共艺术，让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充满创新精神，也就是说公共艺术着眼于现在，面向未来，“公共艺术发展首先不是为了经济目的，更多的是社会效益，通过社会效益的累积，进而对经济产生直接的触动。”

西班牙北部沿海小城圣塞巴斯蒂安公共艺术作品《曲线》。

公共艺术创作的意义在于特定场域人和空间的回应

在个案研究环节，董书兵围绕“荒野艺术计划”展开探讨，这是他近期开始提出一个艺术创作计划，也是一个有连续性、观念性的创作计划，因为创作基地都选取在戈壁、沙漠、山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得名“荒野艺术计划”。目前这一创作计划下已完成的作品有：《戈壁方舟》《大地之子》《无界》《风语者》《汉武大帝》等。

董书兵“荒野艺术计划”之《大地之子》。

《大地之子》是董书兵自2016年开始的一件作品，雕塑坐落在甘肃的瓜州县，整体形象是酣睡在戈壁大地上的孩子。作品长15米，宽9米，高4.3米，整个作品重达800多吨，全部用计算机雕刻完成。对于董书兵而言，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因为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

对于这件作品，董书兵曾表示：“在面对婴儿形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按照生活的认知，去对待这个婴儿，一直都是俯身去看他。当一个孩子做到四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另外一种感触，这种生命的冲击力，其实已经很强了。”

《无界》和《风语者》，则是董书兵现场展示的另外两件作品。在个案研究环节，董书兵说，《无界》的设计，受到了敦煌壁画的影响，而这个建筑实际上代表了他作为创作者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想象，但这种想象，又是一种臆造的格局，因为中国传统建筑并没有这种规格。

董书兵“荒野艺术计划”之《无界》。延时摄影。

在做《无界》的过程中，激发了《风语者》的诞生。董书兵介绍，《风语者》其实是自己在做《无界》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戈壁滩的风。这些风让《无界》的搭建过程充满了钢管发出碰撞的声音，而《风语者》就是对这些美妙声音的自然演绎。

董书兵“荒野艺术计划”之《风语者》。

“在场——湖南常德沅水右岸棚改区公共艺术创作”是2017年，胡泉纯带领学生一同在湖南常德沅水右岸棚改区创作的作品。长达4公里，进深1公里的棚户区域，在未来几年会被全部抹掉，这在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常见。

湖南常德沅水右岸棚改区现场。

“城市的更新、改造，将原来的老区全部拆除。我们当时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面对一个变化的空间固体，如何进行创作，如何找到创作的切入点？当胡泉纯带领学生到达现场时，这个空间呈现出四种状态，有的待拆迁、有的在拆迁、有的已拆迁、有的在建设中，经常发生的是“今天去看的时候房子还在，第二天早上去就没了”。

“这个区域马上要走到一个终点，未来面临一个起点，我们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展开了创作。”如何让记忆穿越时间、跨越空间？在胡泉纯看来，再简陋的居住点，也是人们赖以栖息的家园，有人的记忆，也有家园的记忆，而记忆需要载体。如果说公共艺术创作的意义在于特定场域人和空间的回应的话，在公共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找到这样的载体？最终，胡泉纯找到了创作的基本方法：物件和事件。事件是参与互动性创作的类型，物件是有材料、空间、体量、符号的属于一个地方特有的物件。

在胡泉纯看来，城市更新是个系统性的课题，公共艺术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究竟看到什么问题？思考到什么问题？给我们创作回应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才是公共艺术与文化城市的意义所在。”

记者 | 何安安

编辑 | 王青

校对 |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