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中世纪”这种说法为何是不对的？

“黑暗的中世纪”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这种说法来自于启蒙哲人的概括。实际上，中世纪真的有那么“黑暗”吗？为何启蒙哲人会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弗里德认为，中世纪远没有启蒙哲人所说的那么愚昧无知。其实，中世纪早已蕴含着现代文明的能量。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中世纪历史与文化》，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原作者 | [德]约翰内斯·弗里德

摘编 | 徐悦东

《中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德] 约翰内斯·弗里德著，李文丹/谢娟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版

为何启蒙哲人会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

中世纪？难道这个时代陷入了自身不成熟的限制？并非如此！“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von Preu en），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 e）的父王，非常重视让王位继承人接受良好的历史教育，但禁止他学习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古代罗马人的历史可能还有借鉴作用，但是中世纪，对于新教徒而言，太过于陈腐、无用且天主教色彩太过于浓重。

其他人如“三大批判”的作者、鲜有社会经验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有着同样的疑虑，他对待中世纪的态度更为严肃，全盘否定。这位柯尼斯堡的哲人，在他生前已经出版八版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1764年）之末尾写道，“关于诗歌、雕塑、建筑、立法甚至道德领域的优美和崇高的真诚之感，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生活的时代已表现出明显的特征”，“罗马皇帝的统治”无疑改变了许多事情，然而最终“剩下的一些好的品位随着帝国的衰落”而消亡。康德在这里只是对同时代思想家的想法做了一个总结而已。

然而，康德的论证几乎每个字都对后世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只是因为这些话出自康德之口。所有关于中世纪的负面成见似乎在这里汇合，并形成一个整体。经过多次再版，康德的观点广泛地传播开来，造成了之后西欧对中世纪千年的歧视与不屑。康德称呼日耳曼人为“蛮族”：“在他们确立了势力范围之后，人们的审美趣味出现堕落，史称“哥特式风格”，最终以狰狞怪相结束。

康德

普鲁士国王的评判、哲学家康德的判定和诗人席勒的诽谤，这三个证据足以表达许多人对中世纪的看法。启蒙时期，人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是倒退、愚昧、断裂、不思进取的时代。地球上没有第二个高等文明像我们欧洲人这样歧视、指责我们自己的过去，甚至想要忽视它，抹除它，这种现象真是独一无二。

“中世纪”是典型的欧洲现象，更确切而言是西方现象。而其他高度发达的文明，无论古印度或远东地区，抑或东正教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的国度，都没有出现过类似对过渡时期的认知，即在渴望寻求自己文化根源的过程中，又要界定、嫌弃、刮除他们的“中间时代”（aetas media）。这一时代并不包含拜占庭文明和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但时人的目光却受二者影响得到极大的拓宽。事实上，正是因为外交方面的接触以及拉丁基督教会所要求的传教使命感，中世纪的欧洲人开始形成全球视野。

当然，德意志人之中还广泛传播着不一样的中世纪印象，其中包含了一种浪漫的、献身于基督信仰的狂热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人仿佛看到一种融洽的共同体，不被苍白的思想所削弱；在向圣墓进发的武装朝圣队伍中，看到一种令人喜悦的对救赎的笃信，伴随着某种乌托邦式的梦幻时光。

然而，这种梦幻图景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极端，也不符合中世纪的真实面目。这种想入非非忽略了规范化的理性在各种文化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取得广泛的胜利的事实，而理性是无所不在的精神思想世俗化进程的酵母；忽视了入世观念日渐受到重视和强调，忽视了几乎所有领域，甚至是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思想风格方面脱离教会与世俗化的大趋势。

十字军东征

“文艺复兴”作家们是最早开始提出“中世纪”概念的人，其中却没有哪一位持有以上观点。这些人渴望变革，不仅在语文学、语言和修辞方面，也在人的形象方面；自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起，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仍参考古罗马建筑大师马尔库斯·维特鲁威的著作，但并不因此而否定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建筑样式。最关键的是，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歧视整个中世纪时期；他们最多是贬低其中的个体发展问题和违背规则之处，反对晚期经院主义时期僵化的大学在学术方面停滞不前，并最终背弃了它。

总之，对答案的强求看似多余。每种文化都渐渐地消亡，即使在衰退的过程当中，它们仍然会吸收与转化文化知识，因此促成知识的革新。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绝非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古罗马同样如此；向古埃及人学习的文明——例如古希腊——没有哪个会继续建造金字塔。世界历史更像是原始森林（Silva），古典和经院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将它作为构建世界的原料，将它比作受保护的葡萄园；在园中，世界花匠严格地剪除并烧掉老旧的藤蔓。即将死去的树木和嫩枝同时出现。为了确定某一段时期的开始和结束，人们可以指向气候恶化，指向欧洲范围的灾难，因为它们带来最深刻的人口变化；如6世纪和14世纪出现的大规模瘟疫，成千上万人的死唤醒了人们对于生的渴望。

与此同时，“中间时代”有明确的思想史基础，无疑根本不符合这种“以自然为条件的”分期方式；随后的文艺复兴关注美、诗人和艺术，算是取代了中世纪时期。这一复兴最多是实现了过去的那个时期数百年的追求，追随基督教父、异教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追求复兴古罗马。这样一种有意识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对复兴的渴望和努力，以及它最早的成果，何以被称为“中世纪”？而其后进一步的后果和时代，又何以被视为近代呢？

我们并不是要批评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而是要批判地对待启蒙时代的代表，这个时代以“启蒙”为名义，不顾本身的原则，刻意宣传错误的判断，号召将“启蒙”观念植入后来千百年的集体文化记忆中。他们由此完成了历时近三百年的诋毁历程。这种诋毁最初以语言和大学机构为出发点，紧接着占领了艺术和建筑领域，最终全面覆盖了漫长时代里的文化整体。即使康德在批判哲学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这位戴着假发的学者，在生活方式、对艺术的理解及历史知识方面还只是个孩童，就像那个时代其他哲学家一样。这些人不仅对中世纪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成见带来昏暗，让人变得盲目。

理性并非因为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到运用，它的“复兴”，即专注于总结抽象的规则，构建逻辑和辩证法的批判性法则，再逐渐形成形式上的逻辑运用。就如同发展心理学所描述的一般，理性复兴早在数百年前就在查理曼宫廷拉开序幕，可以说在康德之前千年就开始了；10世纪时理性得到加强。而在持续的文化反馈下，康德这位柯尼斯堡人得以站在那些他所不知道的巨人的肩膀上，从上往下看，从而得以继续思考。早在“近代”以前，欧洲早已踏上理性的征途，在经验和批判思考的相互影响下探索世界。

中世纪的养分如何塑造出德意志民族主义？

在邻近的地区和遥远的地方，人们的视野或快或慢地得到拓展。就邻近地区而言，中世纪早期，未来的德国地区，不同于当时的西欧，不仅人口稀少，落后不发达，而且境内多是沼泽和茂盛的原始森林。在这一片荒原中，“人类聚集地”宛如一个个小岛，被“未开发地区”包围着。这里的居民的语言，即后来康德使用的语言的早期阶段，还完全不适用于各个学科。

直到后来的数个世纪，也就是中世纪，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在中世纪千年即将过去时，后来的教宗庇护二世（1458—1464年在位）周游这片土地，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地方。中世纪初期的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和清理，沼泽大多干涸，人口开始聚集。

教宗庇护二世

吕贝克、汉堡和马格德堡以及莱比锡成为跨地区的城市辐射中心，更不用说法兰克福、科隆或尼德兰地区的其他更强大的城市如根特、布鲁日等等。而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这个康德生前从未离开过的视野范围，多亏了十字军东征及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对骑士的狂热，才得以开发；而柯尼斯堡著名的儿子却只知道嘲讽这个时期。人口逐渐增长，高效率的商业得到发展，密集的道路网逐渐形成，而越来越勇敢的航海人士开发了更为广泛的贸易关系。国家与人民共同加入了这个时代的创新与动态的力量。最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10 世纪与 12 世纪便在拉丁西方世界再次发现的古典的异教诗人和修辞学家，也被德意志民族所知晓。

得到中世纪养分的德意志人很快就被冲昏了头脑，完全不顾他们基本的基督精神，开始虚构自身。直到15世纪中期，意大利人在黑尔斯费尔德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并将它从“野蛮人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带到意大利。德意志人，尤其是以人文主义者雅各布·汪斐林、贝图斯·雷纳鲁斯（Beatus Rhenanus）、康拉德·策尔蒂斯、阿芬提努斯为首，当他们读到这本书时，发现了本民族的日耳曼精神。

他们认为他们是古老的民族，有些人开始自夸，他们德意志人比高傲的法国人、意大利人、罗马人和希腊人更古老；他们甚至自认为比《圣经》中的民族更悠久，那是一段从诺亚“之子”图伊森（Tuyscon）开始的宏伟的早期历史。图伊森传授给日耳曼民族以文字、诗歌与法律。他们还宣称，所有文化都从日耳曼民族那里发源。他们扼腕叹息，历史变迁，时间流转，早期的光芒被遮掩，最原初的“真实”没落，至今可见。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从那时开始萌生，直到20世纪还在兴风作浪。这段历史纯然虚构，又有什么关系；他们自导自演的自我美化还没有遭到揭穿，直到未来有那么一天，他们的阴暗面完全显现出来。启蒙未能阻止这种灾难性的日耳曼狂热的产生，更别谈根除这种妄想了。它正是从这里，从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发端。在很多时候，美丽和丑陋本是同根所生。

世界各地的交流如何刺激中世纪的好奇心？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地理和文化上的变化拓宽了欧洲人的眼界，他们活动的范围也扩大到整个欧洲。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的皇帝加冕，涉及拜占庭帝国；主要由法国人发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则开往小亚细亚和东方；而伴随着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欧洲接触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科学；欧洲各大教育中心面对犹太科学和犹太学者的研究经验时，这个被否定的和被迫害的文化挑起了欧洲的好奇心，呼唤欧洲人来追根究底，即使当时反对科学的教父们禁止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而恰好是犹太人的知识、犹太人对神的崇拜以及他们对《圣经》的理解，还有长久的跨文化知识交流的实践，被证明是一根刺，刺进禁止知识和疑问的教会之身体。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刺激，西方的知识文化无法以未来的方式繁荣发展。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13世纪蒙古西征将“拉丁”欧洲人的目光引向了远东地区，引到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引到了元大都“汗八里”；欧洲人的目光甚至延伸到了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延伸到了印度尼西亚。而就目前所知，古罗马人虽然听闻过位于远东的中国，但他们的足迹不过到达了印度东南部。马背上的蒙古人的西进无疑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是全球化的关键环节，因为正是蒙古人的侦察攻击威胁激发了欧洲的反应。为了应对危险，欧洲人开始派遣一支又一支探险队到远东，其中有国王的使者，或教宗的代表、商人、传教士、探险者。而探险人员的报告纷至沓来。欧洲人学习探索地球，知道得越多，便要求了解更多，获得更准确的知识。欧洲人首次产生由经验总结出来的世界知识，第一次知道了地球的实际大小，了解了生活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欧洲人有了运用这些知识的冲动。

阻隔欧洲与知识世界的云层在一一散去，欧洲人获得的新的经验打开了未知世界的大门，各种问题出现，需要做出新的解答。从此，传教士、海上贸易的商人、被侵扰的西方世界的探索者整装待发，开启探索世界之旅；商队踏上了丝绸之路，直达中亚和东亚地区，绕过好望角，踏上占领整个地球的精神与物质的旅程。

这一行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获得丝绸，或传教、获利和灵魂的救赎。他们带着不可抑制的知识诉求出发前行。小兄弟会的马黎诺拉的乔万尼用十五年的时间穿越远东地区后，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坦白道：“我对印度所有地区有着极强的好奇心，与其说我的灵魂高贵，毋宁说充斥着好奇；如果可以，我想要知道一切知识，比我所读到或知道的任何人都要更加努力，去探索感知世界的神奇。”

中国人惊叹于欧洲人的这种好奇心。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前往中国，在那里看到猴群表演，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因此当他回到故乡时，他报告他发现了新事物（quid novum）”。东方人意识到，西方人有着谜一般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从此东西方知识交流拉开了序幕，交流成果无法估量。

在元大都出生的畏兀儿人拉班·扫马（Rabban Sauma）信奉景教（聂斯脱里派），1287 年作为当时驻扎在巴格达的伊尔汗阿鲁浑（Ilkhan Argun）的使者出使西方，并探访多个王室驻城。扫马记载道，他在那不勒斯吃惊地发现，受多方节制的战争并未伤及平民百姓。而在巴黎让他瞠目结舌的并非是王家圣礼拜堂，而是巴黎大学各专业“勤奋练习写作的”“三万多名大学生”，而“他们每个人都从国王那里获得日常生活费”。实际上，自12、13世纪以来，大学和公共或城市的学校对西方教育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位来自远东的观察者，惊叹于这种求知欲，他比沉迷于其中的欧洲人看得更清楚。

拉班·扫马

自从“蛮族”入侵地中海地区的发达文明以来，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和阿陶尔夫之后，欧洲出现了锲而不舍不断学习的精神，对知识的渴求，最终通过革新的愿望表现出来。中世纪时期，在不同的领域相继出现革新与进步，而这些对传统的知识和价值观造成新的震撼。其结果是思想和信仰变得更加活跃，人们越来越勇于尝试。那种“低劣的感受”创造了全新的逻辑思维，而缺少手抄本阅读知识的逻辑学家康德永远无法在桌旁阅读中了解这种新的思维，他当然对此一无所知。教宗约翰二十二世借用圣保罗的话（《罗马书》12：3）来指责埃克哈特大师：他想知道的比所允许的更多。中世纪学习、研究、观察、反思和试验的浪潮影响深远，直到今天。科学的指导原则、西方的理性文化、启蒙和全球化效应首先要归功于它们。

总之，教士群体代表了大多数社会知识精英，其中产生了不少革新者和革命者。而组织方面、制度方面以及技术方面的大量革新在那时都变成现实，从而获得了经济、政治意义或普遍的文化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世纪早期为了规范时间秩序所做出的努力。查理曼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即以耶稣基督出生年份为元年开始计算历法。不过有传言说公元纪年的首创者是凯撒勒雅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他有异端倾向，属于阿里乌派，同时是编年史学家、君士坦丁大帝的传记作者。公元纪年最初仅适用于西方拉丁世界，而到今天，公元纪年已经遍及全球，无论那里信奉哪种宗教，以何种文化为主。

中世纪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文艺复兴做出了铺垫

那个时代的人懂得巧妙运用凸轮轴和齿轮，用新方式转化水能，开发种种技术，除了研磨谷物，还有漂洗缩绒（Walkmühle）、捶打粉碎、抽水以及地下开矿技术，从而防止比如冰天雪地里的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受饥饿或寒冷的折磨，这样的时代具有多么不一般的实际意义！采矿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矿石熔炼法取得进展，可以改善浇铸质量，减轻冶炼工作负担。古希腊罗马人在制作纪念碑般的青铜雕塑时，没有使用大件熔铸法，而是使用焊接的方法，将部件焊成整体。

在中世纪早期或盛期，查理曼的铁门、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的伯恩瓦德铜门（Bernwardstür）、格涅兹诺大教堂大门（Gnesener Domtür）、不伦瑞克的雄狮（der Braunschweiger L we）、罗马母狼乳婴雕塑（die kapitolinische W lfin）都是整体浇铸而成的。尽管今天我们再也无从得知完成这些作品的工匠、工程师或发明家的名字，但他们的才能通过他们的作品一直保存到了今天。不同于中国很早就发明了黑火药，14世纪以降，欧洲人才将黑火药与金属加工中发达的熔铸技术结合起来，革命性地运用到军事领域，改变了欧洲历史。从此以后，枪和大炮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及国家实力的强弱。从此种意义上讲，中世纪的战争也是知识与理性的产物。

罗马母狼乳婴雕塑

中世纪建筑师具备多么高超的技艺，建成了骄傲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经梦想建成却不得的圆形穹顶！中世纪的造型艺术家需要多么仔细地观察和推断，才能发现其他发达的文明包括古希腊罗马文明都未曾发现的焦点透视法！

在这个被误解的时代，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理性货币经济。这个时代，银行业得到发展，“资本”这一概念出现，无现金转账产生，高利贷带来的问题似乎得到体面的解决，银行业被社会信赖。货币经济在宫廷中出现。这一切体现在早期欧洲巨额复杂融资上，由此富人阶层能够参与政治权力，企业精神、金钱和资本高奏凯歌。康德所属的大学教育系统也离不开这些金钱的支持，而货币经济一直持续到全球化的今天。

在航海业发达的中世纪，分散风险的需求促生了海损保险业。这个时期出版业欣欣向荣，令经济得到自古典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张发展。贸易技术不断完善。新兴的商会组织成立，例如拉文斯堡大商会。这个时期的商业发展还得益于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善。水运和陆运运输行业更有效率。造船业空前繁荣，商船如汉萨克格船（Hansekogge）和卡拉维尔帆船（Karavelle）得到改进，而且战舰变得更大，线条更为平滑，速度更快，也更具杀伤力。加洛林时代出现的马轭更好地运用了马匹的运输能力，从而使马能够拉动较重的马车。与古罗马时期主要为了行军而修筑道路不同，中世纪为了贸易交通而修建了合适的道路，保证了密集的基础设施条件。

中世纪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然的探索，以特别的方式受到影响。地球是球体的观点很早便已出现，不像有些古典时期的写作者那样，认为地球是圆盘。托勒密认为地球静止居于宇宙的中心，这种观点得到教父们认可，在欧洲中世纪持续了数百年。大阿尔伯特或者库萨的尼古拉能够将球状的地球从它的中心位置上解放出来，甚至宣称地球处于运动的状态。马丁·贝海姆的地球仪上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欧洲、亚洲、非洲等大陆（除了还没被发现的美洲），可以看到亚速尔群岛、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几大洋；他的地球仪上还标明了商贸路线，不得不说，这个仪器体现了知识、抽象与工艺的奇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数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Toscanelli）开始计算欧洲到中国和印度的距离。雷格蒙塔努斯的老师和朋友天文学家格奥尔格·冯·波伊巴赫（卒于1461年）大胆尝试测量1456年出现的哈雷彗星的距离，并有计划测量宇宙。无论如何，他编写的星历表（ephemeris）被达伽马和哥伦布用于探索新世界的航海活动。

中世纪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的基础

中世纪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的基础，“创造”出城镇社区的市民群体，他们拥有集体特权且受自主法律保护，正在准备推倒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以来的贵族社会和农业社会；而到 18、19世纪，市民的后代将成为欧洲政治、文化的主力军。最后，自由，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自由，也是为我们所唾弃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中世纪几百年借助“自由意志”理念，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启蒙学者所做的也不过如此。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的自由却是在教宗和皇权、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城市领主和市民阶级、领地贵族和乡村共同体的角力中形成的。

另外，获得了金钱和政治权力的城市居民从当务之急和日常需求角度出发，宣扬这些自由权利，而几百年后，这些权利成为受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这种自由的意志给信仰和教会带来了压力，体现在11世纪以降迫害异端运动重新抬头，同时宗教裁判所再次活跃。康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一叶障目，只看到米开朗琪罗和弥尔顿之前的几百年，生活方式、科学、艺术和风俗方面怪象万千。而他的论断却受到重视，影响深远。

不仅中世纪信仰、教会或异端经历着变化，王国、诸侯领地和行会更是如此。实际上它们既可以算作中世纪知识文化及其所引发的世俗化进程的第一批“牺牲者”，也可称为第一批获益者。世纪以来，加洛林王族便相互猜忌，世纪以来欧洲君主及后来的民族国家都互不信任。从而产生了无休止的政治、经济、知识、宗教以及信仰方面的冲突。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平衡欧洲大国的政治体系，联合相对立的世俗和教会的力量，以促进政治自由和外交的发展，那个时代的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不停地向前推动公共统治权力的抽象化进程，并将这些公权力“国家化”（Verstaatung）。

最终，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 1529）在他的《君主论》中极具才能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对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基雅维利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官，并作为该国的使者与国王、皇帝和教宗打交道，亲身经历过领主的暴力统治，从而懂得应该向后世传达这些经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六章中写道：“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民族”完全没有听从这位佛罗伦萨人的洞见。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许多见解，包括对人的悲观的看法以及具有教育意义的《论李维》（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都建立在古代事例的基础之上。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之作成为马基雅维利的圣经，“通过阅读罗马史，人们会明白，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论李维》）。而在他的《君主论》中可以找到怎样进行成功的统治的建议。马基雅维利将这部作品献给教宗利奥十世的侄子，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在献辞中他直接声明此作源自“不断研读古代历史（大事）”（continua lezione delle (cose) antique），同时并不回避晚近的事例，如中世纪国家的事件。这本书总结了中世纪末期的政治经验，同时又背离这个时期，一心专注于对古罗马的过往做出现世的独特阐释。一般来说，人都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虚假，伪善，怯懦而贪婪”。

因此，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只能相信自己，由此提出了那个声名狼藉的观点：君主有必要结合人和野兽的特质（a uno principe è necessario sapere bene usare la bestia e l’uomo，c.）。君主或国王要超越仅仅作为人道的部分。君主的地位，即“君主的身份”，确实成了现代早期“国家”思想的出发点。这些“国家”并非合作体，也不是联盟，更多的是君主。君主成为虚构的人格，脱离了无数利益驱动的个体，使得共同行动成为可能，能够分配好与恶；对于臣民，既能进行镇压，又能施以援手，既具有吸引力，又具有震慑力。总之，这个正在成形的国家只有一张面孔，它既可以是人的，也可以是野兽的。

后来的启蒙人士，康德和他同时代的人，实际上继承了他们所歧视的这些知识遗产，而并没有克服。他们站在陌生巨人的肩膀上而不自知，瞧不起孕育这些知识的中世纪。诚然，在发现历史主义（Historismus）之前，在关于现实的经验、认知和感受现实的经验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相对主义出现之前，甚至在了解文化演进现象之前，启蒙人士就对中世纪做出了评判。因为年轻时期受到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理想化的古希腊罗马图景；但这古典图景却没有经过批判的历史学问的验证，它其实是由中世纪晚期发现并创造的关于古典的想象。在他们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前，在启蒙学者培养出一种知觉，能够科学而有条理地辨别出年代误植（Anachronismus）的误导和毁灭性缺陷，并将这种知觉运用于历史研究之前，启蒙学者便开始思考与创作，难免会得出武断的结论。何况，时过境迁，这些启蒙学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中世纪人与天主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其中不少人却已经怀疑天主是否存在。

不管怎样，他们的判决，他们对中世纪的误判，最终都成为欧洲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而且将一直发挥影响。但是被压制的真相最终还是会留下痕迹。不久之前，当德国足球精英们因为丑陋的喜悦表达方式而备受指责时，还出现过这样的口号：“到处都是中世纪晚期。”一切卑鄙的、令人反感的、野蛮的事物，连同折磨、信仰狂热、宗教激进主义或粗野无礼都被称作“倒退回中世纪”，甚至“黑暗的中世纪”，而鲜有人将这些看作现代社会的不成熟和失败的发作。

因而我们自己构建了一个虚构的、陌生的、总归不受待见的时代，在那里似乎我们所有的错误都能被推脱掉，或一笔勾销，或暗暗被原谅：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就像“士兵国王”将中世纪史从历史科目中驱逐出去一样，这种压制排挤再次上演，至少在德意志是如此。这就是当前的“怪相”，18世纪的愚蠢所为，就如今天一样。与启蒙时代学者以及21世纪初的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同，中世纪其实更加成熟，更聪慧，更具好奇心，更具创造力，更具艺术感，在理性和思想方面更具革命性；而同时，中世纪在自我评价方面更谦卑、更适度。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家都明白，他们是侏儒，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站在过往时代经验的总和的肩膀之上，才得以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他们能够指出通向重视理性的未来的发展之路。

早在中世纪时期，欧洲思想和文化的统一、诸王国和民族的统一就有了一定的基础。18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不停追寻、迫切向前、努力扩张的时期，也是最不安分的、革新的历史时期。它拯救了大部分古典知识。如果没有9、10世纪的修道院，没有11、12、13世纪的学者，古典时期将只会存留于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手抄本中，只存在于废墟和埋葬在地下的宝藏之中。然而，13世纪以来，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继阿拉伯学术受宗教条件限制走向僵化，又是谁有兴趣关注古典文化财富？

多亏了拉丁中世纪，这时期的统治者如查理曼热衷于了解和传习古希腊罗马文化，这时期的文化精英接受古典文化的语言、艺术和思维方式的训练，由此他们的审视世界的目光更具洞察力，他们的技艺更加完善；他们获得机会与文化遗产打交道，开始接触陌生的事物；甚至与敌对力量抗争，即使面对魔鬼同样面不改色，面对外来宗教也不害怕。中世纪的人们一次次尝试理解和掌握前人留下来的知识，并精益求精，发现和创造新事物，革新科学和对世界的认识。这样的中世纪极具创造性，它发现并踏上了通往世界之路；它已觉醒，向着现代迈出前进的步伐。

原作者 | [德]约翰内斯·弗里德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李永博

校对｜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