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了趟包头人6000多年前的“别墅区”，那里还有很多国宝级的文物
学者罗新曾在《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说：“自以为读过史书，就真正了解历史吗？”
峻岭古刹、石窟古碑、残基古瓦……跨过滔滔黄河，走过茫茫草原，可以发现包头的人文景观相当丰富，这些文物遗迹承载的价值与意义非同寻常，而这种价值与意义，更多的时候是刻板的、单一的，甚至是被曲解的。作为包头人，这种文化的“断裂感”，叫人难以安坐。
“读书与旅行，皆不可辜负”。两者都是在寻找一种“现场感”。那种穿越时空的动感，感觉比在书房看史书、在博物馆看文物更为真实亲切。在行走中发现历史的真相，也是一种做学问和体悟人生的方式。今起，本报推出“问彼鹿城——塞上访古行”全媒体报道，用感性的笔触、唯美的镜头，让包头的文物、古迹开口说话，叙述其前世今生的故事。
站在东河区大桥以东约10公里处的大青山南麓台地上，极目远眺，视野开阔，山下有散落的村庄，黄河在城南蜿蜒东流而去，如果不是竖立在台地上的写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的石碑，谁也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远古遗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善遗址
2006年5月25日，阿善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它改写了包头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之一。
一件文物改写包头历史
在包头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厅内，第一个展品为口径33厘米、高18.3厘米的圜底钵，这件展品看上去毫不起眼，关于它的资料也不是很多，但就是这样一件展品，却是包头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文物，也正是这件文物，改写了包头历史，将包头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左右。
▲圜底钵
1981年6月下旬，内蒙古社科院蒙古史研究所与包头文物管理所（现包头市文物研究院）的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阿善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当时天气还不是特别热，当我们发掘到第十号探方的时候，看到了这件陶器，当时并不是完整的，有些碎片散落在周边，我们将它进行复原，中间部分用白石灰填充，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包头博物馆原馆长刘幻真回忆，当时圜底钵出土的时候胎体是橘红色，直口，圜底，器形下半部分有席纹（也称绳纹）。
“出土以后我们就曾讨论过，这个器物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怎么认识这件器物，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器物与阿善一期发现的器物有明显不同，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它的年代更早，所以最后将其纳入到阿善一期。”刘幻真介绍，圜底钵出土后，一直在包头市文物管理所的库房里存放，供考古研究，包头博物馆成立后，正式作为展品陈列在博物馆内。
▲阿善遗址全景
1986年左右，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报告发表，一件出土陶钵引起了刘幻真的注意。“当时大地湾遗址发掘出的这件陶钵与我们阿善遗址发掘出的陶钵有些相似，根据发掘报告中的表述，这两个陶钵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器物，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钵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7350（±115年）年左右，那我们这件陶钵保守估计应该是7000年前的器物。”刘幻真介绍，在此之前，阿善文化被确定的年代为6000年前，那么对这件圜底钵的重新研究和认定，就意味着改写包头历史，将包头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年。
一位农民点亮文明曙光
1979年6月的一天，一位农民拿着一块在大青山上捡到的石器，走进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当时还只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刘幻真看到后眼前一亮，这位农民拿来的是有着明显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器——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就这样，阿善遗址在6000年之后重见天日。
▲直口折腹钵
阿善遗址所在台地基本保持原始自然状态，共有四期文化叠压关系，其中第四期文化属青铜时代文化，一、二、三期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三期文化在居住区周围还发现有石筑围墙基址。阿善二、三期文化的特征，既不同于仰韶文化，也有别于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性文化。
▲陶器
1980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与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共同组成发掘组对遗址进行试掘，1981年6月至9月又进行了正式发掘。这两次发掘在107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房址24座、窖穴240个，出土了各类文化遗物1600余件。1983年，刘幻真又在周边遗址中寻找到大型祭坛一处。
1984年第2期《考古》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的文章，引起国内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称这处遗址为“包头源”。
▲石纺轮
紧随其后，刘幻真在阿善新石器文化遗址东侧5公里的大青山台地上考古调查时，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因其位于东河区沙尔沁镇西园村被命名为西园遗址。1985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对遗址进行首次发掘。1986年第6期《考古》杂志刊发了刘幻真的调查报告，再次引起学界、考古界震动。当年8月，苏秉琦教授专程来到包头实地考察阿善遗址和西园遗址。
西园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阿善遗址和西园遗址的发现，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及我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苏秉琦称之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之一”。
▲阿善遗址现场
一处遗址还原先民生活
阿善遗址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不同类型的房舍。比如在一期文化期间（公元前4000年左右），先民们就建了半地穴式、浅地穴式的住所。在三期文化期间（公元前2870年左右），先民们不但建了大量储粮、储水窖穴，还筑起了石头围墙，以抵御野兽侵扰、防止部落冲突等，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防卫工程。
▲骨针及骨针筒
阿善一期文化时期，原始先民的住址选择的都是山前开阔台地，背风朝阳，靠近水源。房子都是半地穴式的方形间，面积一般在10到20平方米。使用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的石器，也有用陶片改制的和骨制的工具。主要的工具有石斧、石刀、陶刀、盘状器等。
▲带刃石刀
阿善二期遗存表明，这一时期的先民是在一期文化原址上生息繁衍起来的，房子数量明显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不少。他们住的房子多为方形或者长方形半地穴式，屋内设有两个灶，房子的周围挖有储存食物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可放粮食达千斤以上。
▲ 石磨盘、石磨棒
在二期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和许多细石器工艺的狩猎工具。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器物还绘有彩绘图案。从发现的许多野生动物和家畜遗骸来看，当时的先民除了从事原始农业外，还从事狩猎和家畜饲养。
阿善遗址中的第三期文化遗存，其遗迹非常密集，遍及整个遗址和临近的山前台地。第三期文化遗存晚期的房子已经发展为在地面直接起筑，墙基均为石块砌筑。这一时期的房子建筑布局井然有序，有些房子一侧还附筑一间3平方米左右的耳房，应该是储存杂物的库房。这一时期发现的窖穴与前两期比较有所不同，窖穴容积明显缩减，但是数量却成倍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窖穴中除一部分是用来储存粮食外，还发现了一些窖穴是用来储水的水窖。其形状为口小底大，至今西北干旱地区仍有沿用这一方法储水的习俗。
策划：尤允庆
（记者：李亚强，李强，孔韦唯；编辑：贺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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