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江南，为何是苏州

《姑苏繁华图》（局部）

作为“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中“江苏地方文化史”首批出版成果之一，《江苏地方文化史·苏州卷》日前在苏州首发，“苏州最江南”学术论坛也同步举办。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文史领域学术名家，围绕论坛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梳理苏州悠久文脉，阐释他们心目中的厚重江南。

“人人都说江南好”，江南是诗人笔下最美的意象，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符号。锦绣江南，苏州尤最。苏州地处江南核心区域，从一万多年前三山文化起源，苏州文化绵延不绝、博大精深，创造出江南风光、园林盛景，孕育出以昆曲、苏绣、苏作为代表的苏式生活方式，滋养出历代贤人和名城风骨。论坛上，从经济、文学、艺术、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学者们分享他们关于苏州文化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致认为，苏州承载着人们对江南的最美好记忆与想象，苏州是“最江南”的文化名城。

运用大量史料，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导范金民论述了明清两代的经济中心就在苏州。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顾鼎臣（昆山人）曾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钱粮渊薮，供需甲于天下。”有明一代，江南的苏州、应天、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和杭州八府，是全国税粮最重之地，曾高达685万余石，占全国总额的23.28%。而在江南八府中，苏州交纳税粮最多。洪武年间，全国纳税土地8.5亿亩，税粮2944万余石。苏州一府田地有985万亩，实征税粮为281万余石，可见，苏州以占全国1%稍多一点的土地，提供了将近10%的税粮。全国每亩纳税0.035石，苏州则高达0.285石，“苏州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说苏州赋税甲天下，毫不为过”。

范金民认为，在上海兴起为全国最大都会之前，苏州是整个江南乃至全国最繁华的经济中心。“虽然人们经常将‘苏杭’并列，但在我看来，苏州作为江南经济都市的地位要超过杭州。”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清嘉庆二年，朝鲜使者李德懋与苏州秀才笔谈，询问苏杭优劣，对方答曰：“江山胜概，杭胜于苏，闾阎繁华，苏胜于杭。”范金民分析道，苏州极其重要的赋税财政地位，奠立在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之上，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大规模商品流通输送，以及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体系。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教授则聚焦了清代遍布苏州大街小巷的会馆，“苏州地处江南腹心，有运河贯穿其间的地理优势，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人、官绅和文人，成为跨地域人群聚集的重点地区。”这些异乡来客纷纷在苏州建立会馆，作为同乡联谊、互帮互助的场所，既凝聚乡情，实现自我管理，分享商机，甚至还参与苏州地方公益事业。史料记载，苏州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万历年间。清代时，苏州城区连同所属县市镇的各地会馆竟多达64所，不仅在江南城市中最多，在全国同类地方城市中也首屈一指。

清乾隆年间的名臣纳兰常安就曾说：苏州阊门外，“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居民稠密，街弄逼隘，客货一到，行人几不能掉臂，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仅广东商人在苏州就建有七所会馆，东莞商人将莞香贩运到苏州销售，莞香又叫女儿香，是女孩子们争购的化妆品；潮州商人则以潮州糖作为进军苏州的资本；新会商人以贩运葵扇而闻名，以至于他们的冈州会馆（新会的古名）被苏州人俗称为“扇子会馆”；著名的晋商所建立的“全晋会馆”是苏州所有会馆中最为气派精美和富丽堂皇的一座会馆，如今保存完好，已“变身”为中国昆曲博物馆。

在王日根看来，密布的会馆集中展示了各地文化和风土人情，使苏州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中心。苏州的繁盛也通过这些寓居者传播到全国各地，苏式社会风尚和江南风情成为各地效仿对象。比如，清代著名学者屈大均游历了陕西泾阳、三原，曾感慨地说：“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深入分析了明清江南的社会风貌及其核心意义。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形成了一个以艺文、图书、兴学、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也显示出明清江南士人的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

冯贤亮认为，毫无疑问，江南社会风尚正是以苏州为代表，在全国具有引领意义，广为时人所仿效。明代学者王士性就说，苏州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从这个角度看，明清时期江南的文化中心也是在苏州。苏式生活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对江南文化的构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