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授苦读20多年经典，发现伏尔泰等人的思想源自孔子儒家哲学

18世纪，欧洲正在进行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史称启蒙运动。

运动矛头直指天主教会，当时的欧洲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但是教会势力依然很大，他们和专制王权相勾结，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残害信仰不同的人。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持续了近百年，覆盖了几乎所有知识领域，诞生了伏尔泰、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

这场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为西方社会后来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推动欧洲国家走上了现代文明之路，使得欧洲在19世纪成为世界中心，超越了一直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国。

人们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落后时，常常归因于孔子儒家思想。20世纪一大半的时间，中国都在想办法打倒孔家店，全世界都在唯西方思想为尊。

然而韩国东国大学黄台渊教授花了20多年时间，苦读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经典原著后，却发现当时欧洲启蒙主义的本质，就是孔子儒家哲学。

黄台渊教授对东西方哲学都非常精通，《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是他和韩国文化国家研究所所长金钟禄合著的一本书，详细阐述了孔子儒家哲学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

一、孔子儒家哲学是如何传入欧洲的？

17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极大破坏，尤其是主战场德意志，德意志各邦国损失了60%的人口。

战争给欧洲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基督教信仰遭到极大削弱，人们需要新思想来重建精神文化生活。

此时东西方的航路早已经被打开，为了传教，耶稣会派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为了方便传教，传教士们开始学习中文和儒家经典。17世纪晚期，孔子的著作被传教士们翻译并大量在欧洲出版。

1662年，关于孔子的第一本正式著作是殷铎泽神父编纂的《中国智慧》，他把《大学》和《论语》的前五篇翻译成了拉丁文，并附加孔子传记。

1668年，英国人韦布用英文撰写了《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是第一篇关于孔子的研究报告。韦布认为中国的君主政治是“依据正确理性的政治原理形成的，世界上唯一的君主政治”，他向查理二世提出忠告，希望“英国君主模仿中国古代皇帝”（即三皇五帝）。

1675年，纳瓦雷特用西班牙语出版了《对中华帝国的评价》一书。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模仿中国的农本思想，提高农民地位，实行人性化的税收政策。

1687年，柏应理等耶稣会传教士遵从路易十四敕令，出版了译著《中国贤哲孔子》，其实是将四书翻译成了拉丁文。这本书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一年出版，在当时影响巨大。尤其是1688年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并很快被翻译成欧洲其他语言。

18世纪，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人对孔子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出版了绝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书籍。比如卫方济的《中华帝国六经》，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等。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后来成了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必读书目。

欧洲人当时从中国进口精美的瓷器、丝绸时，孔子儒家哲学也跟着新航路来到了欧洲，在当时非常符合欧洲人的需求，迅速被欧洲知识分子吸收。

二、孔子的哪些思想受到了推崇？

1、仁与宽容

孔子从未教导人们相信任何新宗教，也从未应用过任何宗教式的欺骗，他从未对他侍奉的皇帝阿谀奉承，也没有提到过皇帝......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氏的蒙骗的味道。

上述这段话出自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伏尔泰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始祖，被后人尊崇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他非常明确承认了自己从孔子那里汲取了思想精华。

伏尔泰十分崇拜孔子，他认为孔子的仁义思想超越了基督教狭隘的爱。他在《风俗论》里写道：

“他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只是作为贤者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他的道德纯粹、严格，同时合乎人情。”

“世界上曾有过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

基于孔子的仁义哲学，伏尔泰提出了宽容的概念，他呼吁欧洲停止对其他宗派、其他宗教的镇压，即便做不到中国那样的宗教自由，也要给予一定的宽容。而当时欧洲的现状是直到18世纪末，还存在审判女巫运动。

2、民本主义与重农学派

18世纪中叶，魁奈开创重农主义经济学，他的思想来源就是孔孟哲学，魁奈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1767年，魁奈出版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他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之前的著作《经济表》的核心思想源自中国。

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中，他抨击了孟德斯鸠以及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强调法国最适合的就是“开明专制”，对中国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的做法非常推崇。

在结尾时，他强调“中国的政治与道德具有可以成为世界所有国家模范的宝贵价值”。

3、无为而治与看不见的手

孔子的无为而治和道家有本质区别，孔子认为统治者不能过多干预经济，但必须要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稳定经济秩序，同时还要制定社会福利政策，避免两极分化带来的消极后果。

孔子的这一思想一直被儒家传承和延续，在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论述。

在《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一书中，黄台渊教授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思想源头就是孔子儒家哲学，尤其是“看不见的手”。

黄教授指出，至少有三点可以推测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受到孔子的影响。

首先，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列举了不少中国的案例，这是因为他在读书时阅读了大量法国哲学书籍，而当时的法国哲学书籍大多非常推崇孔子。

其次，斯密多次参加休谟的社团活动，而休谟对孔子哲学和中国政治非常推崇。他在《国富论》中引用休谟的商业理论上，增加了司马迁的“素封”农村投资。

再次，斯密与魁奈等人关系密切，他甚至被认为是杜尔哥一篇重农主义作品的英文译者。

三、既然孔子的思想如此先进，那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却落后了？

黄台渊教授在《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中提出，1800年之前，东亚的社会经济一直高于西方。1750年时，东方的国民收入要比西方高220%，即便是1860年时，东方国民收入也比西方高35%，而且这个东方还包含了非洲。

欧洲在1800年之后迅速崛起，并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开始对中国倾销商品，中国迅速没落。

黄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西方采用了帝国主义式的掠夺，导致中国“脱工业化”。而中国由于奉行孔子儒家哲学，主动放弃了帝国主义，选择了亲近自然。

黄教授还提出了“拼缀文明”的理论。拼缀文明是指一个文明体在面对外来文明时，能够将其吸收，最终变成自己文明一部分，就好像将一堆碎布用合适的方式缝合在一起，做成一件完整的衣服。

不同的文明，其拼缀能力也是不同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都具备强拼缀能力，所以在18世纪，基督教文明从孔子儒家哲学中吸取精华，将其变成了自己的部分，演变成了现代西方文明。

而中国从16世纪开始，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拼缀，因此后来被西方超越。但是后来中国采取开放的态度，主动吸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得以重新崛起。

而其他的伊斯兰文明、佛家文明则等级相对较低，拼缀能力较弱。至于其他的美洲文明，则根本不具备拼缀能力，直接消失了。

文明在相对落后时，有内在的驱动力去拼缀更高级的文明，但一旦拼缀完成，就容易陷入自我封闭，又会衰落下去。

因此，保持开放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保持开放，才有机会拼缀文明，吸纳其他文明的优势，这一点对当下的现状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而这才是《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这本书强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