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才子：革命诗人张光厚

“川中诗豪”张光厚

高仁斌|文

张光厚，字天民，号荔丹，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富顺县兴隆场（今自贡市沿滩区）骡子湾，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1904年考中清末最后一批秀才，是南社卓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国学大师钱仲联作《南社吟坛点将录》时，以地猛星神火将军魏定国一员许之，称其为“川中诗豪”。

以诗闻名的张光厚，一生追求革命理想，并创作大量诗歌，去世后曾留下一大箱诗稿，尚未整理，其后人因其曾担任反动政府官吏，在政治运动中心存顾虑，故将其诗稿付诸一炬，以致片纸不存。所幸《南社丛刻》保存下112题353首，其创作题材主要涉及反袁（世凯）、言志、悼亡、民生等方面，为人们了解张光厚以及二次革命前后四川所经历的苦难提供了宝贵史料。

东渡日本

张光厚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境相对优越。在张光厚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包办了婚事，张光厚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离家出走，在省内几经颠簸。直到1905年，与但懋辛（荣县人）等人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在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对于张光厚的这一段经历，史料记载十分简略，但从其同乡好友雷铁崖的史存档案分析可知：张光厚与同乡雷铁崖是同时东渡日本的。其一，1904年下半年，雷铁崖离开家乡远赴日本，仅有好友张光厚（荔丹）在釜溪河畔相送。此时的张光厚正好考中秀才，送别好友的同时，深感自己颠簸流离之苦，于是不免产生同往日本的想法。其二，更重要的是，在雷铁崖史存记载中，与其同行的人员名单里也有但懋辛（荣县人），这足以说明，但懋辛与雷铁崖、张光厚是于1905年1月同时前往日本的。

这是张光厚的第一次日本之行，也是他树立革命理想的转折点。张光厚以自己热爱的诗歌，尽情抒写自己的见闻感受和人生理想，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的诗篇。应该说，他是一位革命的诗人。在东京留学期间，他甚至会在每张照片的背面都写上一首绝句或律诗。

与东渡日本求学比起来，张光厚的第二次前往日本，却充满流亡避难的色彩。

1913年9月，张光厚在杭州凭吊了好友任鸿年（季彭）之后，由杭州转至上海，然后乘船到日本。其《接寂僧书道近况益触吾痛，作此寄之》自注云：“君到沪时，余已刻期东渡，不能同往武林，一哭孤坟。”此次张光厚流亡日本的具体原因，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从其诗歌内容上进行推测。张光厚《铁厓归有书来》中云：“诗人乌台罗党案，人亡东海避缇骑。”乌台诗案是指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自己的诗文中表露出对新政的不满而被下狱。由此可知，张光厚是因为言论触及政府而遭到追缉。

《南社丛刻》从第四集收录了张光厚的诗歌两首之后，此后空缺，一直到第十一集时再次出现，以及随后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集中均收录了他大量诗歌，共计有103首之多，这些诗歌中，有很多都是反映张光厚逃亡过程以及东渡日本期间所创作的诗。而《南社丛刻》第十一集出版时间为1914年8月末。据此，我们或可推论，张光厚的归国时间应在1914年8月之前。

除两次东渡日本之外，张光厚还曾到过南洋，并在新加坡见到好友雷铁崖。《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二十四集未刊稿》中，张光厚有《除夕歌》云：“去年天子本儿戏，倡优乞丐车夫力。疑他流年遇破军，八十二日无消息。”诗中“八十二日”指袁世凯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到被迫取消的八十二天。诗又云：“去年我在七州洋，今年我在春申江。”诗中的七州洋，介于万里石塘与闽粤大陆之间，是通往南洋的道路，春申江指上海的黄浦江。此诗还写道：“有进抚膺作长叹，三十六年空啖饭。”张光厚出生于1881年，1916年正好是36岁。据此，我们基本可以推论，张光厚在南洋的时间为1915年。

南社雅集

“南社”成立于1909年11月3日，领导人主要有柳亚子、陈去病和高旭等。它“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南社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所组成的革命组织。张光厚从日本归国后，即加入了南社，入社号为58号。

张光厚多次参加南社雅集，与柳亚子等人有唱和之作。在南社的交往活动中，张光厚与雷铁崖（四川富顺人）、俞锷（江苏太仓人）、任鸿年（四川垫江人）交往较多。巧合的是，这三个人均担任过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张光厚与任鸿年（字季彭，别字百一）的一段莫逆之交。

1913年正月，张光厚与任鸿年结识于重庆，当时的任鸿年为四川《新中华报》总编辑。随后，任鸿年受邀到《民意报》担任主笔，途经上海时，正好发生宋教仁案，忧愤的任鸿年当即折返杭州山中，继续撰写孙中山嘱托《建国方略》之“最近之四川”部分，张光厚与任鸿年同行。也就是这次杭州之行，任鸿年投井自杀，张光厚既是任鸿年生前唯一的陪伴者，也是任鸿年后事的操办者之一。

1913年7月3日，吴玉章写给任鸿隽（任鸿年之兄，排行在三，任鸿年排行在四）的信札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任鸿年自杀前的经历：“前数日，与荔丹（张光厚，字荔丹）游山，见小湖水，即往濯足，随即欲投入湖中，经荔丹挽之，未果。怒谓荔丹：‘何故阻我？’经荔丹婉劝，心稍转。隔二日，忽跃入烟霞洞池中，又经石工救起。荔丹6月29日夜急电沪，请亚休（即刘亚休）往，挽之来沪。亚休30日即急行赴杭，至杭则季彭（任鸿年，字季彭）不知所在。搜求一日，于7月1日始于翁家山井中发现季彭尸。呜呼，季彭果自杀矣！”

从上述记载可知，任鸿年在停留杭州之时，已经多次产生自杀之念。在此期间，张光厚曾多次力劝任鸿年，同时连夜发电上海，希望友人前来杭州，把任鸿年接往上海，以免出现意外。然而，最终任鸿年仍选择了投井自杀。“谈至夜三时，季彭已沉沉睡去。荔丹已守护两日两夜，亦觉疲惫，即令僧人将各门锁闭，始暂休息。迨五时起视，则不见季彭，门扃如故，惟窗开一扇，知渠从此出。遍寻不得。窗外荆棘丛生，欲出不易，季彭以羸弱之身，悍然冒万难而出，其决死之心，可想见矣！”

任鸿年死后，没有留下遗书，是吴玉章派人根据任鸿年的部分残文，代他撰写了一份《绝命书》，刊在上海《中华民报》上，用以制造反袁舆论，起到警世励俗的作用。在吴玉章的安排下，张光厚、刘亚休等将任鸿年安葬于杭州西湖畔满觉陇的桂花丛中，并嘱雷铁崖题碑“任君鸿年愤世嫉俗之墓”。

诗豪暮年

与南社其他成员的创作相比，张光厚的部分诗歌有意识地继承了古代乐府诗的传统，描写了当时战乱中生活在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生活，这在南社诗歌中显得难能可贵，在整个近代诗歌史上也是值得关注的。比如他的《蜀恨》，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景，甚至可作为四川近代史的补充进行阅读。他在诗中写道：“巴山愁，巴山怒。佳节近重阳，十日九风雨，孤城陷重围，四面皆楚歌。铁骑连营来，浮图不可堵，将军夜半出都门，将士解甲如拉腐。节制之师一旦溃，他人入室肆狼虎。”

《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熊克武遂于九月十一日夜间离渝，十二日晨杨庶堪亦离渝东下出川。黔军旅长黄毓成，川军支队长王陵基于十二日先后进入重庆。”联系这段历史可知，张光厚在诗中写的就是熊克武等葵丑讨袁的失败。诗人真实而详尽的笔端，为我们了解四川近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24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五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张光厚对革命寄予了无限期望，把大儿子张东明送到了黄埔军校学习，他自己则回到四川，与熊克武、但懋辛等共事。

此后，张光厚曾担任过遂宁县县长、崇庆县征收局局长，最后到成都做四川省政府秘书。由于四川战乱频繁，省政府经费紧张，薪资常常不能按时发放。迫于生计的诗人张光厚，得到了同乡宋育仁的大力帮助，每月批改学生作文本二十至四十本，以此获得微薄酬金作为生活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