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唐音，启宋调——从范仲淹的《江上渔者》看北宋初期诗风流变

江上渔者 范仲淹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这首诗不复杂。“君看一叶舟”，你看那水上像一片树叶的小舟啊。

将小舟比作树叶，在风波里飘荡，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小舟的凶险、不能自控的处境。

全诗用词精练，没有华丽词藻，也没有艰字僻典，没有斧刻雕琢，只有平常的语言写平常的人物、事物，却言简意深，留白诗外。

诗歌到了晚唐，格律的规则已经完善，唐之后的诗人没有不会写格律诗的。但是格律诗在科举和高层的普及，并不意味着古体诗的衰落。相反的，出于诗文归正的文风纠偏，古体诗的发展在北宋相当不错，完全能与近体诗抗衡。

初唐的批判齐梁体，讲究的是“汉魏风骨”，而北宋建立之初，为了抵制晚唐体之空洞，西昆体之晦涩，香山体之流俗，大量文人在梅尧臣、王禹偁、欧阳修的带动下，开始了新一轮诗文革新运动。

这一轮运动尊崇的是“诗圣”杜甫，“万代文宗”韩愈，因为散文的地位大大提高，即使是诗文的创作，学习韩愈散文入诗的写法也非常多。同时由于理学逐渐兴起，杜子美，韩退之的儒家身份也抬高他们的文学身份，在宋朝达到顶峰。

因为学韩愈，韩愈号“昌黎”，这个时间的诗人主流是“昌黎派”。

所以范仲淹、包括后来的王安石，在诗的风格上和唐朝非常类似。但是他们在唐诗的语言结构、文理安排上，开始逐渐加入宋人自己的思考，学习韩愈的散文化，开始议论入诗，逐渐摆脱了唐诗寓情于景，景中生情的局限，开始了另一个层面的精神关注。

讲道理、发议论，正是宋诗的最大特色。

我们称之为“宋调”，而范仲淹正是厘清北宋初期诗坛乱象，让诗风归正，进入宋调的节点人物。节点人物，并非关键人物，因为他承上启下，但由于国事繁忙，并没有对文学理论做出总结，于文学创作过多地关注。

他在全国到处兴办教育的结果，是欧阳修一声令下，全体立正。他推行政治改革一年失败的经历，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经验和借鉴。他威震西夏，保边疆太平，带出狄青等一大批名将，为北宋的国泰民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范文正公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在政治上成就之高，掩盖了他在文学上的成绩。这一点王安石也是如此，不过是骂名掩盖。对于这些世道之良臣，社稷之肱骨来说，文学、诗词不过是他们的宣政的工具和消遣的玩意，不值得用过多的心思来对待。

才华只是在无意中显现，你若称他们为诗人、词人，他们必然是不待见的。

因了范仲淹的身份和对文学的态度，他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体诗，不遵从平仄格律。这首《江上渔者》就是押仄声韵的五古。

诗歌走到范仲淹，我们会发现创作的两个回归。

一种是诗歌雅正的回归。

别的例子就不举了，《江上渔者》就可以读出诗人对百姓生活的关切。

前两句写人们热爱鲈鱼美，因此食客往来不绝，后两句立即描写出孤舟江上捕鱼的动态，暗藏凶险，注意到了隐藏在这一特产背后渔民的痛苦和艰险，并且深表同情。

这种对简单日常生活下的深层思考，就是诗歌作为辅政初心的回归。虽然诗歌在这时已经逐渐失去了政权工具的性质，但是这种讽喻、建议的特色因为归正而流传下来，宋诗也得以与词牌、散文分野，成为一种高端的，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

另一种就是对唐诗的回归。

这个也不用举别的例子，《江上渔者》如果放到《唐诗三百首》里，绝对是没人能分辨出来的。这种写作方法，淡修辞模式，意在言外的情感表达都是盛唐最流行的，一点点对背后的思考，也没有超出杜子美的忧愁。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就是一首唐诗，可它是范仲淹写的。

仿唐诗成就最高的是王安石退休以后的“半山体”，虽然他们开始以议论入诗，形成独特的“宋调”，但是成就最高的宋朝诗人，却是仿唐诗写得最好的老年王安石。

这也说明一点，宋调虽然独特，从唐诗下来独树一帜，却因为文字修辞和思想走偏，文学艺术价值比不上唐诗的生动活泼，情景天成。

范仲淹是唐音转宋调中承上启下的人物，虽然被官声和《岳阳楼记》的名声所掩盖，但是我们在研究诗歌流变的时候，他的作品用来填充知识框架，是不可多得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