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汉字和中国文化一见钟情”

不久前，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借助网络平台在云端为书法爱好者们做了一期题为《书法史研究与文史研究：以〈集王圣教序〉为中心》的讲座，反响热烈。自年初从上海返意以来，毕罗已经在意大利南部城市、老家奥斯图尼生活近半年。我见到毕罗时，他正在老家的房子里过着每天写论文、校书样、练习两三个小时书法的惬意日子。

“在中国也有一位达·芬奇”

如果只闻其声，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毕罗是外国人，他的普通话标准流畅，还夹杂着些许儿话音。他的名字“毕罗”则取自《庄子》，《庄子·天下》中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熟悉。

毕罗出生于1977年，爱上中国书法时，他还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我对汉字和中国文化一见钟情，汉语非常有魅力，我至今依然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汉语教材《现代汉语教程》，上面的字体除了黑体、宋体还有楷体，对话的部分是楷体。楷体太漂亮了，我当时就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6年高中毕业后，毕罗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汉语，第一次与汉字亲密接触。

1999年底，正在读大学的毕罗认识了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书法老师。“从那会儿开始，我一边做研究一边坚持练毛笔字。直到现在，那位老师还在指导我研习书法。”随后，毕罗来到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留学，并前往浙江大学进修。2007年，他获得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中文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毕罗曾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担任研究员，执教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为研究中国书法，他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都在中国度过。

毕罗逛遍了北京和杭州的大街小巷，他喜欢和热情淳朴的中国人聊上几句。“汉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入门的过程很长。上世纪90年代末，大家都没有手机，电脑也尚未普及，正因此，我很幸运地和中国百姓有了更多零距离接触，对中国传统和风俗习惯有了更切身的了解和认识。”毕罗说，1998年，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西土城有条小月河，很多人在河边摆摊卖旧书，五花八门，非常便宜，他在那购买了很多字帖。毕罗一边回忆，一边感叹练习书法是一个不断学习、沉淀、提高的过程。

毕罗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他说：“我要把中国书法介绍给全世界的人，王羲之是一个代表，不了解他是万万不行的。王羲之的书法令人叹为观止，值得全世界关注研究。我经常会跟我妈妈说，在中国也有一位达·芬奇，比意大利的达·芬奇还要早一千多年，他叫王羲之。”6月，毕罗首部用中文完成的作品《尊右军以翼圣教》出版，收获不少好评。谈及撰写此书的初衷，毕罗说：“《尊右军以翼圣教》研究的是《集王圣教序》。它源自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侣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不但是现存最早集字而成的书法作品，还是中国和东亚历代集字碑的开端。”眼下，毕罗正专注于将王羲之的《兰亭诗集》翻译成意大利语，“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大家都会喜欢上王羲之”。

每天晚上，毕罗都喜欢打开昏黄的小灯，在安静的屋子里写字。他说自己喜欢写小字，“我喜欢写毛笔字，这是全世界民众都可以修习的艺术”。

“增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我一直关注并从事的工作”

作为研究中国书法的西方人，毕罗对中西文化交流充满期待。“我将中国学者张天弓对书法术语的简释翻译成英文，出版了《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与研究》一书，希望能进一步加强西方与中国书法和文化交流。书法是中国代表性艺术，值得西方了解和品鉴。”毕罗介绍，“我研究汉学，增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我一直关注并从事的工作。”

毕罗说：“从4世纪到7世纪，中国出现了各种有深远影响力的书法作品，不论是普通人的作品还是名家手笔，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这些书法创作是当时文人毕生修养的成果，对生活节奏快、被眼花缭乱的视觉符号包围的现代人来说，值得去反思和学习。”在毕罗眼中，古代中国书法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注意到，人类在工业革命前就已对简练的视觉符号和动感十足的艺术创作造诣颇深，他认为，书法是受西方影响较小、能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文化形态。

在给学生上书法课时，毕罗发现，有些学生对于中国书法的兴趣仅仅停留在汉字的“漂亮”之上。他说：“练习书法不能只凭一时的兴趣，需要一个努力投入、由浅至深的练习过程。书法是汉字艺术，更是悠久文化的产物，它不仅是文字符号，在它背后是一个文化体系。在西方学术界，包括汉学界在内，对书法的了解和研究几乎都停留在较浅的层次。”在毕罗看来，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毕罗非常喜欢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的一句话：“意在笔先”。“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次行动成功与否，都取决于起初的‘意’，而实现这个最初之‘意’，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才行。研习中国书法，传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3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