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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平:中国书法这列“火车”已偏离了行进轨道

2020-08-31

在轰隆隆行驶了数千年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书法这列“火车”似乎慢慢地忘了自己的“初心”,正朝着一个令有识之士忧心的方向驶去。

近日,广州美术学院吴慧平教授出版了专著《笔象·笔意·笔境——书法鉴赏的艺术》。在书中,吴慧平大篇幅聚焦的虽然是书法鉴赏的艺术,但读者在他不露声色的表述中,不难看到他那匡正当今书坛的一番苦心。在书中,他以其独特的文化地理视角,廓清了中国书法这列“火车”特有的文化轨道,正本清源的同时,试图扭转这列“火车”回归正道。

国际化带偏了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这列“火车”发车于何时,目前还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站点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接着,她行经春秋战国大篆、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南北朝楷行草书等站点,既完成了字体的演进历程,也完成了中国书法从自发到自觉的审美历程。此后,她一路向前,进一步历经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人尚态、清人尚质等站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列“火车”一直沿着她特有的文化轨道前行,未有丝毫偏离。

清代晚期,千年未有之巨变遽然袭来。

从晚清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西学东渐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随着国门的打开,学术界、教育界、美术界、音乐界……都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在这股热潮中,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国人争相批判的靶子。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之“根”、中国书法之“魂”的汉字,更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名流如鲁迅有“汉字不死中华必亡”的呐喊,蔡元培有“弃用汉字直接改用拉丁字母”的倡议,瞿秋白有“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之咒骂。与中国书法并向而驶的另一列“火车”——中国画,就遭遇了惊天变动,关于“用西画改造中国画”的争论一直撕裂到如今。然而,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中国书法却始终保持着自有本色,并未受到“西”风的冲击。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兴起,国门洞开,思想解放,西方美学思潮再次蜂拥而至。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呼声甚嚣尘上。

于是,书法界的先进们纷纷作出自己的探索。他们或著书立说,用西方现代抽象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说来解构传统中国书法理论,指导中国书法创作;或身体力行,各出招数,将书法推向世界。西方美学中形式构成理论与现行体制下国人一夜成名的心理一拍即合,书法发展的潘多拉魔盒也由此被打开。做旧、拼接、染色等追求笔墨技巧和视觉冲击忽视文化表达和心灵共鸣的创作手法不断翻新。“现代书法”“书法画”“广西现象”“流行书风”“学院派书风”“展览体”,你方唱罢我登台。

有人由此说,当代书法成就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此,吴慧平却说,由于今人对传统的深入研究还不够,对西方形式美学的借鉴与融合也处于生搬硬套、不够自然的状态,加上书法日渐脱离实用目的,书法成了视觉艺术的一大门类。与商周人尚象、秦汉人尚势、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人尚态、清人尚质相对应的是,今人尚形。但是,今人书法“形已具,神未生”。吴慧平进一步认为,当前的书法热潮也还停留在表面,还远远未达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中国书法或将面临灾难

在当代书法理论界,吴慧平以其独特视角的书法文化地理研究而知名。在他看来,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书法发展有着其特有的文化轨道。而眼下的中国书法这列“火车”,已被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带偏了。

对世界文化史有整体关照的人不难发现,文字的产生大都经过了以象形为基础的造字阶段。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文字——象形文字,分属于三个不同文明系统,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的汉字。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即现在的伊朗和波斯湾地区,其楔形文字与中国的象形文字相比,显得更加纯粹,更加抽象。这种楔形文字在流行2000多年之后,其影响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减弱,然后逐渐消失。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则在流行了3000多年之后,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也消亡了。

同样是象形文字,为什么只有中国汉字存留、发展至今。

中华民族的聚居地,东边是无边无际的海洋,神秘而深不可测;北边是蒙古大草原和难以跨越的戈壁,继续往北则是阴冷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更严密地封锁了北行之路;西北方是一片比蒙古戈壁更为干燥的盆地和戈壁,在大漠南北,又有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西南方耸立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唯一一条通往外域的“河西走廊”,也是“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古。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

经过这样的分析,吴慧平认为,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远古时代技术手段的限制和交通的阻隔,使得文明的传播和扩散仅限于区域内部,文明起源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文化侵袭。文字作为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在创造和定型过程中,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明显影响,从而走向了独自发展、独立完善的道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于当今世界。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汉字,因其象形性、方块性、文化性而衍生出的书法艺术,迥异于各种拼音文字,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之所以最终消亡,正是其地理环境相对通达、其交通相对便利、外来文明不断侵袭消融并最终被交流更加简易的表音文字所取代的结果。

以盗取敦煌石窟文物而著名的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说,西域的沙漠和高山,确乎是大自然“在地球上发生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造了这样一座障壁,隔断了他们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吴慧平由此写道:“如果没有这种区位的特殊性,中国的文字演变到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我们无法预料。”

吴慧平由此认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在借鉴西方美学过程中如果不顾自身特有属性;中国书法这列“火车”,如果不循其特有行进轨道,继续这么肆意“国际化”、任意让“西”风吹拂下去,终将面临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的灾难。

复古以让书法回归正“道”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冥冥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反弹模型”——人类的文明要有向前的发展,必须先“复古”,“复古”越“深”,向前发展的动力越“强”。

引发西方现代文明的,就是一次伟大的复古运动,文艺复兴复的是古希腊的古,哲学、雕塑、绘画都是从古希腊的文化中重新复兴起来的,这次复古运动的能量一直持续至今,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

而一部中国文化史,更堪称一部复古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复兴,就是由孔子引发的复古运动,他重新复兴了周朝的文化,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二千多年的历史。

此后,初唐陈子昂高举复古大旗,尽扫齐梁颓靡诗风,诗坛为之一振,为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唐时期,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文的浮华艳丽,提倡学习先秦两汉语言质朴、内容充实、极富思想性的古文,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北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反对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主张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主张学习《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人诗作,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直接造就了有宋一代文学的辉煌;明清时期更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袖们也是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纷纷从古代经典中寻找新的突破口,终至流派纷呈,各有创获。

中国书法则有元代赵孟頫强调以古人为师,提出“用笔千古不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复古艺术潮流,也造就了“短命”元朝的不朽书法;清代大量向三代吉金、秦汉北魏石刻复古,力倡碑学,一挽明末以来的帖学颓风,直接成就了有清一代的书法中兴。中国篆刻也由赵孟頫、吾丘衍首举复古大旗,力倡“印宗秦汉”,直接促成了文人流派印的滥觞。

在文化复兴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当下,吴慧平对书法复兴开出的药方,显然也是复古。

吴慧平分析称,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是由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哲学思想——崇尚“中庸之道”、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和释家哲学的统一。最纯粹而又最丰富的黑白两色构成的中国书法,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诗的国度,诗的审美又决定书法艺术的审美。因此,书法复古,复的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之“古”,即从书法的文化之“根”上去探讨笔法,从儒家学说、道家学说、释家学说中去探寻笔象、笔意与笔境,并创造中国书法的沉郁、飘逸、空灵之美。

有人说,眼下的书法界,能入古就是创新。吴慧平《笔象·笔意·笔境——书法鉴赏的艺术》一书中,既没提及入古,也没说到创新,但他通过自己视角独特的研究,在论述书法鉴赏艺术的同时,也潜藏着他对当前中国书法发展的隐忧和试图扭转当前中国书法走向的一声呐喊。也许,他的声音和力量还不够强大到足以改变当前中国书法这列“火车”的走向。但是,当中国书法真正复兴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人们不该忘记,吴慧平教授曾经有过这么一声呐喊。

2020年7月23日于冲井居

转自腾讯新闻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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