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年代的创作奇迹
嘉宾丨刘佳林、糜绪洋、魏东
整理丨秦无宪
近些年来，在读书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纪念碑”丛书，自2014年持续推出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广受赞誉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近期，备受瞩目的第四卷《非凡的年代：1865-1871》终于出版了。因为，这一阶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多产的六年时间。
在这短短的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他的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同时写出了他最好的两部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这些杰出的作品都是在恶劣的现实和经济条件下写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欧洲四处漂泊，经常因痴迷于轮盘赌而难以自控。再婚以后他逃离俄国，为的是躲避咄咄逼人的债主和靠他供养的贪婪的亲戚，由于害怕因为欠债而坐牢他不能回国。在异乡辛勤写作时，他与新婚妻子过着默默无闻的贫困生活，写作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一直担心反复发作的癫痫正逐渐损害他的文学创作能力。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刘佳林教授，俄国科学院文学所糜绪洋博士，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文学纪念碑”丛书主编魏东，就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一场深度的讲座。
在讲座中，刘佳林认为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文本非常厚重，在传记文学上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弗兰克在传记写作方面的方法突破，而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生活向艺术转化过程中的神秘突变所做的努力，也刷新了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糜绪洋的导师，便是最新俄语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编辑之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球研究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弗兰克几乎是英美世界陀学研究大厦的建成者，此后的研究都只能在这幢大厦里搞些精装修或加盖楼层，即使是要另起炉灶，弗兰克的五卷本陀传也是绕不开的参照系。魏东则对外宣布，备受瞩目的第五卷《先知的衣钵》，要到2021年才会推出。明年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所以明年第五卷的推出会比较隆重。
魏东、刘佳林、糜绪洋
糜绪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六年”
在写作第四卷《非凡的年代》时，约瑟夫·弗兰克颇有些一反常态。在这部以解说陀氏创作见长的传记中，开头两章详细复盘了那段时期作家经历的几场萍水相逢。这些恋情或求婚，皆以失败告终。透过弗兰克时常带着些微反讽的语调，我们能看到这位大文豪在这方面的急切与笨拙。这些细节或许有些过于琐碎，但在弗兰克传记里，陀氏的生活琐事就像“契诃夫之枪”一样，最终都会在后文论述作家创作时打响。
在1865—187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三部不朽杰作，以及两部在艺术价值上不亚于它们的中篇小说。这也是为什么被弗兰克称作“非凡的年代”。
在第三卷《自由的苏醒》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妻子去世，哥哥猝死，办得正当红火的《时代》杂志突然被当局关停，重办的《时世》杂志难复当年之勇，最后以倒闭收场，给作家留下了异常沉重的债务。但有着“猫一样生命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言败，除了在文学上的不断进取外，早已人到中年的作家还在尽一切可能重新寻找爱情、建立家庭。
在这种境遇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罪与罚》。他在人生中有一位贵人——《俄国导报》的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我们在第三卷《自由的苏醒》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杂志曾与卡特科夫进行过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鉴于卡特科夫臭名昭著的亲政府立场，为他写稿也势必会进一步损害陀氏在左派读者中的声誉。但事到如今，为了生存也别无他法。幸而，作为编辑的卡特科夫是个不计前嫌、慷慨大度的人。这也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样的大文豪都愿意为其供稿。
更关键的是，他不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件，还愿意定期为其预支稿酬，即使是作家连续数月只字未写、未来作品尚八字无一撇之际。“慷慨的卡特科夫又向作家预支了1000卢布”，几乎是整本《非凡的年代》一以贯之的主导动机。如果根据日常生活消耗品购买力折算的话，1000卢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0万元，也可见当时俄国文人的生活还是相当优渥的。如今连诺贝尔奖得主，恐怕也未必能定期获得这个数字的预支稿酬。当然，当时的书价也要高于现在的水平，比如《赌徒》这部中篇小说的定价就是1卢布，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人民币100元。
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中文版已出的四卷书影。曾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奖（传记类），两次（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的）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两次（现代语言协会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重要奖项。
可是，这么大数字的预支稿酬仍无法满足作家的需求，因为除了偿还巨额债务外，他还需要供养一个游手好闲的继子，以及哥哥托付给他的忘恩负义的一家人。为此，他不得不两面开弓，在写作、连载《罪与罚》的同时，再写一部中篇小说《赌徒》。这是作家一生中最勇敢的豪赌——与奸商出版人斯捷洛夫斯基签订中篇小说的出版协议，稿酬3000卢布，但作家如不能在三个月内交稿，那么他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将归斯捷洛夫斯基所有。
为了赢得这场豪赌，他很不情愿地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与小自己25岁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合作。这位坚韧、宽容、温顺的年轻女性，是作家一生中的另一大贵人。在她的帮助下，陀氏高质量地及时完成了《赌徒》，而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还萌生了依恋与感情，最终爱情修成正果，两人结为夫妻。这段爱情佳话已经被许多作家、文人写过，苏联甚至还围绕这段经历拍过一部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二十六天》。
然而，《赌徒》的完成和《罪与罚》的如潮好评，都没能实质性地改善作家的财务状况，他不得不带着新婚妻子前往欧洲进行蜜月躲债之行，结果这一躲就是四年。当然，作家在财务上的绝望处境，并不完全是客观因素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无法抑制的赌瘾，也是《非凡的年代》的主导动机之一。他的每一次赌博，最后几乎都是以散尽家财告终，有时甚至不得不典当安娜的首饰与衣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安娜的宽容和卡特科夫的慷慨（当然还有作家自己的意志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也会像他笔下《赌徒》的主人公一样，在赌场中彻底荒废自己的余生。
女儿的出生，进一步恶化了作家的财务状况；而她的夭折，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打击。《白痴》，就是在这样的绝望境遇下写完的，无怪乎陀氏会一直在书信中眼红那些不必担忧生计、可以耐心打磨作品的贵族作家：“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写作的条件恐怕会被吓死。”为生计写作、为截稿日期写作，塑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风格。弗兰克既分析了这种写作方式为作家创作带来的独特魅力，但也没有回避匆忙赶稿给其作品，尤其是《白痴》的质量带来的不稳定性。
在国外的孤独生活，极大地刺激了作家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与俄国流亡者的接触，更是加速了其世界观的右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相爱相杀”，也是传记作者约瑟夫·弗兰克一直在追踪的线索。《群魔》，就是作家反虚无主义倾向最高潮时的产物。也正是因此，它在苏联一度被视作禁书，中译本出版进程也落后于《罪与罚》和《白痴》，知名度远逊于后两者。但是，通过对创作史的细心梳理，弗兰克揭示了陀氏是如何把一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政论小册子”，构思深化成了一部拥有永恒价值的哲学-悲剧小说。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非凡六年”。
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英文版
刘佳林：
弗兰克版陀传的突破性
约瑟夫·弗兰克为这部传记花费的时间，差不多有五十年。从传记的出版时间看，1976年在英语世界出版了第一卷，2002年出版了第五卷，总共是二十六年。据弗兰克所说，他最早公开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第一卷也提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要追溯到二十年前。这样算的话，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花费的时间，有据可查的，至少是四十六年。一个学者为一个作家花费至少四十六年的时间，成果显然是不可以轻视的。所以，弗兰克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分量可想而知。
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转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语言学的转向，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另一个是文化研究的转向，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二十世纪以来，除了语言学的转向和文化的转向之外，在西方还有空间研究的转向，甚至情感的转向、传记学的转向。在这几个转向当中，弗兰克至少占了两个。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待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有意义。
第一个是空间的转向。弗兰克有一部作品叫《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本书。在谈到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时，总会提到弗兰克的这本书。
第二个是传记学的转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写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认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都越来越多地采取传记学的方法。仅从文学的角度看，就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家。比如美国学者利昂·艾德尔，他是研究亨利·詹姆斯的，也是二十世纪传记理论大家。还有理查德·艾尔曼，他写过叶芝、乔伊斯的传记，还有获得普利策传记奖的《奥斯卡·王尔德传》，这部传记也被魏东收入了“文学纪念碑”丛书。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或浓缩版都在八十年代出版，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传记的转向，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976年开始出版第一卷，到2002年出版最后一卷，无疑也是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且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到第四卷都有前言，弗兰克在前言中不停地说他写的不是常规的传记。那么，什么是常规传记呢？魏东先生把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带过来了，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力。
写这部传记时，弗兰克一直想说的一点是，传统的传记作品，或者是作家传记，往往是从生平写到作品，包括一个作家的生平经历、文学创作的道路，然后是对作品的分析。弗兰克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不愿意从生平到作品，而是反过来，从作品到生平。
刚才糜绪洋博士提到，这一卷开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东西非常琐碎，但所有这些琐碎的东西都奔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弗兰克就是要从作品来观照生平，所以生平必然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思想发展历程、思想转变过程和最后的艺术创作成果当中体现出来，这是弗兰克对于作家传的独特理解。这也提醒我们，在读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不能带着阅读传统传记的习惯去看作家的生平，不能只想着去找一找、看一看作家生平及饮食男女的故事，不能只看有没有能够满足我们窥探私生活的好奇心。弗兰克的传记可能没有多少这些内容。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 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著有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宗教与理性之间：俄国文学与文化随笔》、《回应现代性：文化政治随笔》等。
他对作家传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突破，是突破传统传记对生平内涵的理解。传统的作家传记，往往从生平、性格到作品，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展示作家性格的生活场景，尤其关注各种琐事。在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类似的生平琐事并不多。第四卷《非凡的年代》，如果从生平琐事的角度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第二任妻子安娜的恋爱过程。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说，他梦见自己在整理箱子中的文件时发现了一颗小钻石，虽然很小，但是“非常闪亮和耀眼”。这件小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其他琐事，甚至在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写到的琐事，弗兰克都写得不多，这是弗兰克对作家传记习惯写法的一个突破。
第二个突破，是弗兰克必须直接面对、认真对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作家传记也写生活和创作，虽有大量关于作家生平和社会历史背景的描写，但这只是传主所活动的背景或是身后的布景；作家在这个布景上活动，而布景上的所有元素并不对在布景前活动的人发挥直接的影响。这是我们过去看作家传记经常碰到的情况，传记家写了生平和作品，可是作品和生平之间的有机性联系处理得不够。在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里，能强烈地体验到新式传记的阅读快感，尤其是生活如何转化为艺术这方面的处理。
弗兰克在第二卷《受难的年代》前言提到，他要关注的是从生活向艺术转化的创造过程中那种神秘突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握住了或者始终追求这部传记当中所展示的神秘突变，就能从弗兰克看似漫不经心的生平描述中看到与后面作品发生的有机联系；甚至在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当中，也能看到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生活的回望。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时有没有阅读快感，就要看我们是否关注到、把握了弗兰克所展示的这种生活向艺术转化的神秘突变。这是弗兰克对作家传记的很大突破，也是弗兰克这部传记的精髓。
还有，他对生平节点的理解。生平的节点，就是影响传主命运和思想发展的重要事件。对鲁迅先生来说，去日本留学、弃医从文等是他生平当中的节点。传记关注这些节点，因为它们预示着作家未来的重要变化。从目前已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前四卷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受难。弗兰克用一卷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是对的，因为这是作家生平的一个节点。但从传统生平节点的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卷《自由的苏醒》，就有些困惑了。弗兰克自己也说，人们阅读这一卷时都“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1865年的生活不如他写《罪与罚》《白痴》的那段时期更吸引读者。
但是，第三卷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弗兰克要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生活向艺术的神秘突变，在那之前最具有震撼力的原因就是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这事情本身还不是神秘突变的整个过程，否则在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能立即写出《罪与罚》。很多研究者也认为，流放的生活是《罪与罚》这部小说很重要的源泉，但弗兰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如果没有19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不出《罪与罚》；弗兰克在流放十年到出版《罪与罚》《白痴》《群魔》之间，从看似没有节点的地方找出节点。
弗兰克在第三卷想要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1860-1865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和他编辑《时代》《时事》两本杂志有关，和他参与俄国当时的争论有关：关于俄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关于艺术，关于一些重要的文学及社会事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完成了他的思想根本性的转变，同时这五年也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让他成为《罪与罚》的作者，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伟大作家。弗兰克在我们认为不重要的这一段时间里，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秘的突变的时期。
从对生平内涵的理解、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生平节点这三个方面来说，弗兰克的理解是对传统的、常规传记的突破。
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二卷《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糜绪洋：
弗兰克几乎是英美世界陀学研究大厦的建成者
刚才刘老师特别提到格罗斯曼的陀传，格罗斯曼和弗兰克的两部传记恰好构成了一个有趣的闭环。
格罗斯曼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创者。在格罗斯曼之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们写下的文字或许是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抑或是象征主义诗人以及宗教哲学家的“六经注我”。之前我们能读到的许多翻译成中文的陀氏评论文字都属于后一个类别，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精神领袖》，再比如前不久再版的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宗教哲学家的分析文字鞭辟入里，往往能指出陀氏思想的最要害之处。
然而，缺点在于常脱离具体的文本与创作背景，就仿佛面对一道数学难题直接报出答案，你若问他缘由，他只会告知你“1+1=2”这样的基础公理。而对作家创作的科学研究，并不是否认那个正确答案以及1+1=2的公理，而是一步一步地具体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谜题的解题过程。格罗斯曼就是这一意义上陀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关系非常好，做过非常多的访谈，比如陀氏夫人给他指了许多《罪与罚》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作家的许多手稿起初也在他那里，由他完成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如果说格罗斯曼是苏俄陀学的奠基人，那弗兰克可能就是英美陀学研究大厦的建成者。这并不是说英美的陀学研究已被他终结，但他的五卷陀传就像是一幢大厦，之后的陀氏研究，尤其是基础性研究，都只能在这幢大厦里搞些精装修或者在楼顶加盖楼层，即使是要另起炉灶，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绕不开的参照系。
必须承认的是，弗兰克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的肩膀就是俄苏陀学研究的摩天大楼——苏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编辑的三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在方法上，苏联为经典作家编写全集，继承的是德国在宗教改革时期注《圣经》，以及此后为大哲学家、大作家编“历史考证版”全集的传统。在这三十卷的陀氏全集里，远不仅仅是陀氏已发表的文字，其中可能有超过一半的篇幅都是对作家手稿的整理、对文本历史演变的梳理，以及事无巨细的题解、注释。比如《罪与罚》就被分成了七、八两卷刊印，第七卷是正式文本，第八卷则是手稿和注释。
十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过一套二十二卷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就是以苏科院的三十卷陀氏全集为母本。虽然篇目比起俄版全集仍远不算“全”，题解、注释也只是对原书的节译，其篇幅可能只有俄语版的十分之一，但依然是一代学人十数年的努力成果，是中文世界注释信息最丰富的陀氏文集版本。最近两年，“普希金之家”正在重编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总共三十五卷，目前编到第八卷——相当于把过去的摩天大楼又重新翻修一下，待完成之后，我们汉语世界的陀氏文集想必也应该进行一定的校正。
除了对三十卷陀氏全集中题解与注释的借鉴与引用，弗兰克对《罪与罚》《白痴》《群魔》手稿的分析也非常依赖苏联学者的成就。陀氏手稿的笔记极为潦草，且充斥着涂画与增补，即使在苏联学者整理成可供出版的文字后，许多词句的内容仍然非常费解，弗兰克相当于帮读者代为咀嚼了一遍，并挑选出最能理解作家创作过程的片段予以讲解。用他自己在传记里的话说，这是在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泥土制成一尊雕塑”。
其实，陀学界的许多前沿学术争论，依旧跳不出三十卷全集和弗兰克五卷传记的框架。比如在梳理《白痴》创作过程的时候，弗兰克就提到陀氏由于面对债务和截稿期而思绪繁乱，手稿中有相当多互相平行的构思，因此学界对这些手稿到底能否只算作《白痴》一部作品的雏形多有争论。去年夏天，在波士顿召开的三年一度“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大会”上，一位俄国顶级学者的定调发言就是在讲《白痴》的草稿其实是两部不同长篇小说的草稿，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仍是在延续弗兰克提到的那段争论。
另一个例子是围绕着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到底是否构成《群魔》中部分章节的灵感来源（或是不是唯一灵感来源）展开的论战，今年一场在线学术会议上几位领衔陀学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而对于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弗兰克也在他对《群魔》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还有，比如说对于巴赫金的评价。巴赫金是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绝对绕不开的名字，任何陀学研究如果不提“对话”“狂欢”，恐怕首先就过不了同行评审那一关。但近几年来，无论俄罗斯陀学界，还是英美陀学界，都开始对巴赫金理论框架的普适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如果回看弗兰克的陀传，就会发现他在整个第四卷中只引用了两次巴赫金，这或许也能说明弗兰克在当时就已经对巴赫金热有了一定程度的警觉。
广西师大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中的陀氏相关传记类作品合辑
魏东：
弗兰克的文本解读最见真功夫
靡绪洋博士的导师是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重要编辑之一。
以弗兰克关于《罪与罚》的见解为例，弗兰克很早就对《罪与罚》作了专题研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世界》这篇文章收录在1960年的《文汇》杂志上，主要谈论主人公的杀人动机；另外，讨论《罪与罚》创作背景的文章收在弗兰克1991年的文集《俄罗斯棱镜》里。这两篇文章都是他关于《罪与罚》核心的解读，都被我收在去年推出的由曹国维老师主译的学术评论版《罪与罚》里：曹老师的译本，外加八篇经典解读文章。大家可以参考，也可以阅读第四卷关于《罪与罚》的三个篇章。用两三章的篇幅解读一部作品，这也是第四卷的一个特色。
前面三卷，基本上是为了第四卷做准备，当然还有后面的第五卷。就作品的密集程度来讲，第四卷是最出类拔萃的，因为这一卷里的陀氏代表作品最多。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线索，关于俄罗斯思潮的演变，弗兰克埋了很多伏笔，一路发展下来，到了第三卷时已在汇拢了。
弗兰克是比较文学的教授，不是专门的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他拿出的成果，不管哪个领域都是扛鼎之作。他本身想研究存在主义文学，想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地下室手记》着手进行研究，随后他发现光用存在主义无法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象和他创作的秘密，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他当时的教职不允许他全部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着手准备撰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直到1976年出了第一卷，从正规的生平开始讲起，每一卷都有核心的概念。
第一卷主要是针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起源的论述，驳斥弗洛伊德的假说。后半部分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成名的。他卷入当时的社会思潮，导致他被逮捕，也就是第二卷的开始。第二卷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十年受难。弗兰克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完成了“信仰的重生”，这五个字也是第二卷的核心观念。到了第三卷时，他集中描述《地下室手记》，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在1860-1865年之间发生创作裂变的。之前的小说是传统的叙事，像处女作《穷人》延续感伤小说的传统，到《地下室手记》时焕然一新，变得似乎不可理解。在第三卷中，弗兰克主要处理对《地下室手记》的解读。这是长篇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到第四卷就很常见了。《罪与罚》讲了三章，光第七章的解读具体文本就整整五万字。可想而知，弗兰克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对于《罪与罚》的思想来源和创作动机的追溯，从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到小说文本的演变，再到详实地解读文本。
对于弗兰克来讲最重要的、最见真功夫的，还是文本解读的能力。在第四卷里，这种解读总共出现了三大次、两小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几部代表作。这种解读到了第五卷发挥得更加熟练了，用整整一辑，英文100多页的篇幅逐章讲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佳林：
格罗斯曼的陀传和弗兰克的陀传
魏东揭示了第四卷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弗兰克解读文本的能力。弗兰克说过，吸引我们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喜欢他的作品才去看他的生平。因此，所有关于作家生平的叙事，应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作家的作品。
第四卷的核心，是三部长篇和两部中篇的文本解读。这样的解读当然可以看作从生活向艺术神秘的突变结果，但从传记的角度来看，从弗兰克对于这三部长篇和两部中篇的文本解读中，仍然可以看到弗兰克传记学的视角和眼光。弗兰克有一个主题，他要向我们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1871年之间的三部长篇、两部中篇当中，要着力塑造许多接受了虚无主义思想的主人公，并且要写这些人物把这种思想付诸行动之后带来的灾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揭示这些思想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这一切的悲剧意义。
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认为，这几部小说达到了古希腊悲剧的艺术高度。虚无主义思想，或者说接受了虚无主义思想的主人公，是弗兰克在第四卷中分析文学作品时重点谈到的话题。这些和弗兰克所要揭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
比较格罗斯曼的传记和弗兰克的传记，能看出弗兰克非常规作家传记的特别之处。绪洋博士讲到，弗兰克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同时也经常和巨人对话。格罗斯曼的传记，也是很了不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我把这两部作品作比较，绝对不是比高下，好的文学作品和好的传记作品，很难说谁是第一。
1865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一对姐妹相识，这对姐妹是安娜·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雅和妹妹索菲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对姐妹的交往，格罗斯曼写得很详细。我读格罗斯曼的传记时，感到了阅读传统传记的快感。格罗斯曼对这姐妹俩的生平做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梳理，可以说是“传记中的传记”。
但是，弗兰克在处理这个故事时，并不像格罗斯曼那样。他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交往的时候着重于几个点。第一点，因为安娜生活在外省，她对圣彼得堡的新思想很感兴趣，一个从圣彼得堡回来的大学生对她讲了流行的思想，比如人是从猿猴变来的，既然人是生物性的存在，所以人是没有灵魂的。在弗兰克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弗兰克写安娜在外省经历，是想告诉我们，虚无主义思想在俄国已经渗透到许多角落。
第二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交往时，安娜的谈话所表现出来的很多观念，其实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反对的虚无主义的观念。安娜说，普希金已经过时了，这是最触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因为他非常崇拜普希金。这几个因素导致他们俩没有走到最后。在讲述这段故事时，弗兰克没有像传统传记那样把这对姐妹做详细的交代，他重点围绕“虚无主义”这个关键词来做文章。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虚无主义思想不但在圣彼得堡大行其道，在其他地方也有信仰者。因此，当我们在《罪与罚》中读到作为虚无主义受害者的主人公的种种表现，就会觉得自然。由此可见，弗兰克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叙述当中，都是有伏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