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非遗”产品算是做活了吗？

即使没有疫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也处于危险之中，在生活中很难看到，缺乏交流平台是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瓶颈。

老字号通过特殊的直播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从江湖远远吸引到人们的视野中，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年轻的姿态融入了公众生活。

许多老字号为了拯救自己的品牌，进行数字化转型，他们都踏上了“云自救”之路，这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年轻群体在现场传递，而且以另一种方式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以来，内联升、同仁堂、荣宝斋、瑞蚨祥等经典老字号陆续出现在各直播平台上，通过直播，传承人展示了老字号的历史故事和经典的制作技巧，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受这种传统文化。

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也确实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笔者这几年在乡间走访，调查民间宗教信仰习俗，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议论，现在迷信不叫迷信了，而是改名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话仔细想想似乎并非全无道理。以往中国人生活艰难，讲究实用，“非物质”应该就是些表面花哨，而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多余的。而对多余的东西，这么热心，肯定是脑子有毛病，思想上出了问题，就民间宗教信仰习俗来讲，过去官吏称为“淫祭”，即多余的、不正当的祭祀（淫本意是多余的意思），近代以来就该叫做迷信了。

但是根据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所谓非物质性，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有物质基础的，绝非是完全唯心、凭空想象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需要人们努力地扶植、保护和发掘，才能保证其不断发展延续，而不灭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用价值，主要表现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方面。人类既有物质需求，同时也有精神需求，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４0年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精神需求的满足也日益提到历史日程中来。

德格印经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涵盖5个方面的项目：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

像青海、西藏的唐卡，四川德格的印经技艺，澳门神像雕刻等等，在极左年代的许多“唯物主义者”看来，它们不过是为封建迷信服务的，唐卡、德格印经用于宣传藏传佛教，澳门神像雕刻是为了满足过去渔民出海在船上放置各种神像随船出海，以求化险为夷的“迷信”需要，都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不过，按照《公约》中的定义，这些却都是属于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转变说明人们的认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世界、对人类活动自身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面临的问题，可能也并非是封建迷信（泛滥）的问题，而是商业化的问题。按照《公约》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而当前，许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用价值”的开发，脱离了其活生生的生活基础，而简单化为某些符号化、标准化的工艺产品的贩卖，成为“死”的，而非“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