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其流者怀其源——怀念杨仁恺先生

【编者按】当前全球范围内只要涉及到中国古代书画的展览，往往都会掀起意想不到的观展热潮，古代书画已然不复曾经“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固有印象，而成为“博物馆热”最重要的助推器。我们很难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准确的解释，但展品的选用、展览的组织都离不开对书画本体真伪的基本判断，因此中国古代书画鉴定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只要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绕开老一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家，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为代表的鉴定巨擘们。他们确立了“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概念，并完善了书画鉴定理论，更通过前后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了对中国大陆范围内公私所藏书画的基本审定与整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在本专题筹备过程中，陈佩秋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不仅引发我们对谢稚柳、陈佩秋这对在书画鉴定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艺坛伉俪的缅怀，更引发对他们那一代书画鉴定家们的怀念。谨以此专题追思先生们的一代风骨与人生品格，同时，也将本篇献给所有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研究做出贡献的先生们。

杨仁恺先生——大家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杨老”——是当代著名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定家、艺术史论家和书法家，生前曾任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文史馆名誉馆长等职，2000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鉴赏家”称号。从1950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至2008年去世的近60年时间里，作为辽博的奠基人之一，杨老以超乎常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默默奉献、勤奋钻研，在书画鉴定、征集上做出卓绝贡献。

杨仁恺

在1950年8月30日，杨仁恺受命用九天时间鉴定了120余件东北银行拨交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前身）的书画作品，这些书画是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解放通化后得来的，即著名的“佚目物”。他在鉴定过程中撰写了大量的笔记，并留下了《1950年东北博物馆庋藏溥仪书画鉴定报告书》（见《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一辑）手稿和“鉴定笔记”。在《报告书》中，杨仁恺写道：“这一鉴定报告书的写成，标明书画本身的真赝，并说明其源流，按照时代分类列出，逐项加具注释，藉作这一件工作的总结。”可见他是以文物工作者、美术史专家和书画鉴定家的视角来审视这批书画的，可以说是这批书画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报告书》和“鉴定笔记”中共载有书法33件、绘画80件，这些书画多为流传有绪的煌煌巨制：王羲之写曹娥碑、开皇刻兰亭诗序、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张旭四帖、宋徽宗书千字文、宋高宗书洛神赋、欧阳修书欧氏谱图序七律诗卷、董其昌自书封敕稿、鲜于枢书王安石杂诗卷；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周昉仕女图卷（即簪花仕女图）、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宋徽宗瑞鹤图卷、李伯时白莲社图卷。这些珍贵的书画保存至今可谓历经磨难，幸运的是辽博成了其最终的归宿，在这个过程中，杨仁恺作为第一位鉴定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报告书》的内容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其闪烁的学术光辉从中随处可见，如在论及《曹娥碑墨迹卷》时，先罗列了鉴藏印和收藏源流，又引用了14种文献资料，最后说道：

根据以上各家著录的记载：将《曹娥碑》肯定为王羲之书，最早是梁陶贞伯。宋高宗以及元、明人中，有的以为王著，有的以为晋或六朝人笔。总之，为了郑重起见，书法在《黄庭》《乐毅》《画赞》之间。隋唐诸家不能办此。再绢素缜密而厚，经纬极粗，唐以后无此绢素。宋高宗所题晋贤墨迹，当有慎重之处。吴升评其楷法，全法《曹娥》，自有根据。

杨仁恺鉴定笔记手稿

在论及《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时，杨仁恺总结道：

董源画米元章仅见及真的五本。董其昌去米氏后五百年，倒是看到九本真的，而他一人竟藏七本，真可以雄视当时了。潇湘图、山口待渡图又为董画中的代表作，潇湘图卷头虽与此卷等，画较此卷为短，绢素不如此卷的整洁可爱。董其昌彼时所以推重潇湘图为董画第一，实有阿私的意思。山口待渡图卷，各项条件俱全，实有过潇湘之处。《石渠宝笈》评为次等宙一，其主子与臣工们的庸俗，由此可以概观了。

虽然这时杨仁恺仅有35岁，鉴定过程也才短短的九天，但其扎实的文献基础、独具一格的眼光、严谨的学术精神于字里行间可见，令后人敬仰赞叹。

2006年6月30日，杨仁恺与陈佩秋在上海 董宝厚/摄

当别人问到杨仁恺学历时，他往往笑谈自己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这其实是指解放前经常逛北京琉璃厂的一段经历。这个经历一方面学到了书画的许多知识，为日后成为鉴定大家打下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也扩展了交游，为日后博物馆征集书画开辟了渠道。从杨仁恺到辽博工作开始，征集书画的重担就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杨仁恺在《辽宁省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征集文物纪略》（《沐雨楼文集》）中说道：

原东北博物馆从国民党的国立沈阳博物院接受来的古代书画作品，其数量极为有限，远不能构成一个粗略的体系，且逊于私家收藏的规模。1950年初，由东北人民银行移交伪满溥仪携逃未遂的历代法书名画120余件，这是一批极为重要的珍宝。时代自东晋至清乾隆年间，上下一千四百年。作品以唐宋为骨，元明为肉，对中国绘画史来说，基本上有了一个雏形，它是一个发育极不健全的头大尾小的畸形儿。从此以后，为了医治这个畸形儿，通过各种途径，重点征集明清作品，开始有计划地补救薄弱环节。但文物市场是一项特殊的商业行为，不是按需要生产，只能依靠社会上的自由流通，凭机遇办事。所可告慰的，我们与不少藏家有广泛的交往，同时又与京、津、沪、沈各地文物店建立多渠道的联系。凭着信义和友谊，历年来以捐赠和价购等形式，增添了不少明清藏品。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北京师大古文献专家启功教授和鉴藏家宋振庭、周怀民、俞涵青、夏莲居诸先生，以及荣宝斋、宝古斋等，上海高其渊昆仲、程景溪、徐介三诸先生和朵云轩，长春吉林大学罗继祖教授，沈阳徐志同志和辽宁文物店……都给予无私的援助，情意可感！

1986年9月22日，杨仁恺与谢稚柳于南京燕子矶

从“远不能构成一个粗略体系”到今日辽宁省博物馆成为书画收藏大馆，其漫长的书画征集历程从上文中可见一斑。杨仁恺与文中谈到的书画家和收藏家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周怀民收藏的《明董其昌峰峦浑厚图》，徐介山收藏的《清黄慎捧梅图》，罗继祖收藏的《唐沈弘楷书龙朔二年写经》，宋振庭收藏的《明李应祯行书大石联句诗册》，苏渊雷收藏的《明倪元璐行草书自书诗》等等，也都是杨老经手征集入藏辽博的。

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是一个集体行为，自然不能把上述文物的入藏功绩全部记于杨仁恺名下。但是杨仁恺以初期馆藏书画头重脚轻的客观条件，利用有限的经费谋划了建立系统的书法绘画脉络的征集方向，以多年的名誉和人脉拓展了征集的渠道，以鉴赏家的真知灼见在征集中去伪存真，甚至于将自己节衣缩食买下的一些书画也捐赠给博物馆，可见其在辽宁省博物馆书画藏品征集上的丰功伟绩足资载入史册。

在鉴定、征集和研究书画的同时，杨仁恺先生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辽博，美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等地，都有他为辽博摇旗呐喊的身影，辽博在书画收藏和研究上的声誉，也随之蜚声海内外。今天我们所见琳琅满目的馆藏书画，皆来之不易，这与杨仁恺等老一辈文博工作者披荆斩棘的工作密不可分，我们在策划展览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体味尤深。

而今，许多老一辈书画鉴定家已经相继离世，但他们的业绩永存，他们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和爱岗敬业的楷模形象感染着后继者。“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脚踏前辈足迹，不断追求探索，取得新的成绩，这是对先生们最好的怀念。

（作者系辽宁省博物馆书画部主任）

转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