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北京如何从帝都变为文化城市？

编者按：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京彻底告别了帝京的身份，在观念的层面上，帝京的历史也已成为过去。然而，整个民国时期，帝京遗留下来的大量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人还保留着对帝京的历史记忆。过去的北京有很大的一部分仍存留了下来，民国时期人们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个“过去的北京”，成为学者季剑青在《重写旧京: 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一书中想要讨论的课题。

第14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从该书中摘取一篇，谈北京如何从明清数百年的“帝京”向一座“文化名城”过渡，从宫苑功能属性的变化等具体问题来切入这个庞大的命题。所谓“旧京”，既包括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也包括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如今，随着旧京日渐远去，对旧京的历史记忆渐渐淡化，博物馆化的认知模式和文化实践最终占了上风，“旧京”于是变成了“古都”，以稳定的形象定格在时间之中。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季剑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7月

撰文 | 季剑青（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编 | 徐学勤

作为绵延数个朝代之久的都城，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象征着皇权的宫殿、苑囿和坛庙，它们构成了界定北京“帝京”身份的核心要素。辛亥革命终结了北京作为帝京的历史，但帝京宫苑却相对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它们并没有随着王朝的覆灭立刻成为历史的遗迹。在民国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宫苑作为皇权的象征，仍旧刺激着人们的情感记忆。民国初年的宫苑开放运动，只是使得宫苑的象征意义发生颠倒，使其成为新的共和价值观的见证。对皇权的否定和批判，政治和道德的意味非常浓厚，与传统的帝京想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北洋政府不仅在人事上与前朝纠缠不清，还有意沿袭宫苑的政治功能，这就使得宫苑在时人眼中显得更加暧昧。

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人们才开始在一个与过去断裂的视野中重估帝京遗产的价值。1928年首都南迁后，北京被改为北平。20世纪30年代，丧失了政治地位的北平需要寻求和创造一种新的身份，同时，为了应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将北平建设为一座“文化城”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地方政府与国家政权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方案，着手付诸实施。此时帝京的物质遗存

（建筑和古物）

祛除了先前的政治和道德意味，被看作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构成建构“文化城”的重要资源。它们吸引着本国和外国游客的眼光，成为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物。伴随“文化城”建构而产生的各类旅游指南，也将北平的帝京风景呈现为某种物化的景观。当帝京遗产作为过去之物被重新赋予意义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被客体化了，甚至表现为某种符号式的存在。

除了分散的建筑和古物，北京以宫城和皇城为中心的空间布局，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的目光。在来自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启发下，北京被视为城市规划的杰作，这一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难发现，对帝京遗留下来的空间布局的价值的重新确认，实际上遵循着与“文化城”的建构相类似的逻辑，两者都是通过对历史的客体化，试图把过去之物的意义固定下来。当旧的王朝体制已然解体，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失效，如何重新赋予帝京的物质遗存和空间布局以稳定的、可识别的内涵，对建构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现代身份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帝京历史的客体化和符号化正是以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的现代历史意识为前提的，只有当过去不再是绵延至当下的活的传统的时候，它才可能被塑造成符合需要的对象。

故宫神武门旧照。

宫苑的转变

历代宫苑多属禁地，戒备森严，它的封闭性正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体现。只有长期供职内廷的宦官，或者奉特旨入内的大臣，才有可能游览宫殿苑囿，留下相关的文献记载。就明代宫廷而言，前者如撰写《酌中志》的刘若愚，后者如天顺年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和内阁首相李贤，两人都有《赐游西苑记》行世。清康熙年间，高士奇以侍讲学士入侍内廷，赐居太液池西，公事之余撰写《金鳌退食笔记》，对西苑景物有较为详细的描绘。少量的私人著述之外，清代还有官修的《国朝宫史》与《国朝宫史续编》，分别成书于乾隆与嘉庆年间，其中“宫殿”一门，记载宫殿苑囿之形制、沿革和景物，翔实具体，但这两部书在清代均无刻本，钞本藏内府中，外人无缘得见。乾隆皇帝敕编的《日下旧闻考》也包含有大量的有关宫殿苑囿的内容，不过这部著作同样深藏内廷，流传不广。总而言之，清朝覆亡以前，对一般读书人

（更不必说普通民众）

而言，帝京宫苑仍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民国成立后，紫禁城乾清门以南地区划归民国政府，武英殿、文华殿改为古物陈列所，皇城的长安左右门被打通，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成为贯穿东西的干道。中南海成为民国政府所在地，北海亦交还民国政府管理，并对游人开放。1914年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颐和园虽属清室私产，自1914年起也有限度地对外售票开放。这些举措体现了共和的价值观念，令民国首都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时报纸上有《新北京竹枝词》，其中一首云：“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脚跟。”昔日禁地如今任人游览，宫苑的开放成为共和体制最直观的表现。

大多数人都对宫苑的开放持欢迎态度，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庄俞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于民国初年数次北上，宫苑名胜游历殆遍，并在《小说月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游记，描述自己的见闻。在游览了紫禁城中的太和殿和武英殿之后，他感慨道：“向之王公大臣，入紫禁城必步行，年届耄耋，始赏骑马，今则巍巍殿陛，可以徜徉，是亦共和之一征欤？”后来他又赶上1917年10月国庆节，总统府开游园会，得以畅游中南海，这种难得的经历亦是“拜共和之赐”。通过今昔的对比，庄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共和体制的优越性。庄俞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国文课本的主编之一，投身于塑造新国民的教育事业之中，而他在游记中流露的那种轻松甚至得意的心情，也显示出中华民国国民这一崭新的身份所赋予他的主体姿态。

类似的情绪也可以在南社文人的诗作中找到，胡怀琛《中央公园》一诗云：“金瓦琼楼旧帝乡，当年春梦付残阳。至今能与民同乐，到此方知尘不扬。”与浊尘弥漫的“旧帝乡”相比，体现了共和价值的中央公园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另一位南社诗人周斌兴致勃勃地畅游了南海和颐和园，同样感受到了宫苑开放所带来的自由：“才从南海遨游后，恍入西湖罨画中。攀折花枝休见笑，此园今日与民同。”

被焚毁前的清漪园文昌阁，比阿托摄于1860年10月。

并不是所有共和体制的支持者都抱着如此愉快和乐观的心态。在发表于《民权素》第五集上的《颐和园游记》一文中，作者一方面肯定了颐和园的对外开放，同时也不忘提醒游客这座园林背后沉重的历史：“第不知瞻仰廻顾之余，曾念及此我民脂膏骈凑成数之海军捐之遗骸乎？”重要的是，颐和园开放所体现的共和价值本身也并不那么牢固：“使贵胄遗老，及今而见吾等平民联袂来游，不将疾首蹙頞，如村妇詈人曰，何来囚虏，且何福今竟涉足园庭，践污宫阙，是皆共和之罪也。然而吾等之沐浴共和，亦只此一端。”共和价值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拥护，“贵胄遗老”依然对其抱以仇视的态度。更让人担心的是，共和体制的建设如果在其他方面毫无成就，只是体现在宫苑开放上，它的前途未免有些不妙。这不啻是对新生的民国一个大胆而辛辣的嘲讽。

《颐和园游记》一文中的“贵胄遗老”并非作者的悬揣，事实上，林纾就对颐和园向游人售券开放痛心疾首。林纾在《游颐和园记》中回忆，他曾于二十多年前与寿富、高凤歧等友人游览昆明湖，当时颐和园尚未建成，当他们行至文昌阁时，发现大门紧锁，寿富提醒说已经到了禁地，不宜前行，遂折回。如今颐和园“乃售券游人，听其登陟，使寿富及高凤岐在者，其悲慨为何如也”。寿富对宫禁制度的严格遵守实际上体现了他对皇权秩序的尊重，而这却与民国推崇的平等观念完全相反。林纾的“悲慨”中有他对友人的怀念和今昔沧桑的感喟，同时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本人的价值立场。

与林纾态度相似的是清末曾任京官的恽毓鼎。1912年12月，恽毓鼎得知自1913年元旦起，长安左右门正式打通辟为道路，天坛、先农坛首次对公众开放，不禁悲从中来，他在诗中写道：“号存社已屋，孤寡懵未知。古今谋国局，百出而愈奇。扃街静阊阖，车马今交驰。对越肃冕裘，士女今群嬉。过宫麦苗秀，陟庭天泪垂。”原先庄严肃穆的宫禁要地如今成为车水马龙士女嬉戏的场所，而清室却似浑然不知，这在恽毓鼎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又愤恨难平的事情。

民国初年宫苑的陆续开放在政治立场各异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各不相同的反应，他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宫苑本身，不如说是它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史明正在他研究北京城市的近代化的著作中认为，宫苑的开放和宫禁要地街道的铺设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们意味着对帝京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作出了新的诠释，这些地位不再为少数特权人物所垄断，从而为“公众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公共空间”，这标志着北京作为“市民城市”的诞生。史明正的估计不免过高，宫苑开放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事实上，民国最初十年，严格意义上的公园只有中央公园一座，天坛公园自1918开放后，管理不善，屡遭驻军侵扰，较早开放的先农坛公园因僻在城南，游人较少，北海虽自1916年起就有改为公园之议，但因政局动荡，拖延至1925年8月才正式开放。颐和园自1914年对外开放后，能够游园的只是少数名流和外国人士。中南海作为民国政府所在地，则只在国庆等节日偶尔开放。

事实上，经历了民国初年短暂的新兴气象之后，部分宫苑

（特别是三海）

迟迟不能正式对外开放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公众最初的兴奋转而变为失落和愤怒。1913年3月，袁世凯的总统府迁入中南海，北海则由其护卫部队拱卫军进驻。袁世凯还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蝀桥南筑墙，防止行人窥视中南海总统办公区域。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中南海的“宫禁”属性，因而备受非议。一位署名寄蜉的作者一面肯定金鳌玉蝀桥辟为道路，方便来往交通，同时又对桥南筑墙，使得游人“不得一览中海胜景”表示不满。他还对民国政府占据三海的行为从整体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三海之历辽、金、元、明、清五代之久，尽工匠之巧思，糜人民之膏血，始克集其大成，蔚成胜境，为京门诸名胜之冠。民国继承前清而有之，当然辟为游园，公诸民众，乃竟为官府之所把持，普通人民仍不得自由瞻览。偶然开放，犹必重价购票。呜呼！既称民国，乃有禁地，是并开明君主国之不若矣！即此一端，共和云乎哉？民主云乎哉？”

隆冬时节穿过右安门的驼队。

1924年11月，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民国政府随即从中南海迁至铁狮子胡同。1925年8月，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但中南海仍旧禁止游人进入，金鳌玉蝀桥南的长墙也没有拆去。林语堂为此撰文，呼吁开放三海，归还国民，认为“民国官僚办事处不应再有宫禁重重的景象，以继续帝制的遗风”。直到1928年，这道长墙才被拆除，1929年5月，中南海正式开放为公园。

在寄蜉和林语堂看来，宫苑开放的程度是检验共和政体之成色的标尺，民国政府交出的答卷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那些支持共和体制的人们来说，宫苑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消失，只是内涵发生了转变，从皇权的象征转而成为想象平等这一新的政治价值的载体。之所以说是想象，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市民，都能从宫苑开放中受益，能够共享宫苑这一空间的平等的、均质化的国民，其实并不存在。宫苑开放为公园之后，由于门票的限制，下层贫民仍被排除在外，北海公园和中央公园成为上流人士社交和休闲的场所，反而行使了阶级区隔的功能。消灭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后，现代公园又体现了新的不平等，这大概是共和体制的支持者始料未及的吧。

历代帝王兴建宫苑，都有宣示皇权的用意，即所谓“非令壮丽，无以重威”

（《汉书·高帝纪》）

，但统治者又需要顾虑到儒家提倡的简朴的道德观，不宜过分奢华。特别是前朝因大兴土木而导致国力穷困乃至灭亡的历史经验，往往被新朝引以为戒。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康熙皇帝在给大学士的谕旨中说：“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而清朝则屏除了这种弊病，崇尚简朴。就宫殿之修建而言，清朝紫禁城大体沿袭明朝之旧，未曾大事扩张，然而清朝君主却在北京西郊大力兴建皇家苑囿，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圆明园更是达到了皇家园林的顶峰。咸丰十年

（1860年）

圆明园被毁后，清政府开始翻修三海。光绪十四年

（1888年）

，在清漪园的基础上建造了颐和园。许多人认为，晚清政府大肆兴修宫苑的活动，与朝政的衰败以及清朝最终的覆亡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更是被指认为导致北洋海军未能发展从而在甲午海战中败北的主因。在后人记述西苑和颐和园——特别是颐和园——的文字中，宫苑本身作为清廷失道的证据受到了严峻的道德审视。

尽管取代清朝的并不是另一个朝代，而是以共和为国体的中华民国，但道德批判的有效性并未失去，清朝覆亡的道德教训具有普遍性，可以扩展到超越“一姓一家”的“国家”之上。陈衍借此对新生的民国提出了忠告。民国必须遵循爱惜民力的道德准则，否则同样难逃败亡的自然命运。与陈衍的看法类似，姚永概也认为清朝的教训值得民国记取，只是态度更温和一些。他批评颐和园的建造者“因袭旧业，不知祸剥及肤，经营一己便安之计，宜其殆哉”，虽然国体已经变更，但“邻犹是邻也，民犹是民也，财犹是财也，后来之视今，无异今日之视昔”。

也许是颐和园负载的历史记忆过于沉重，道德批判的视角也影响到了对颐和园园林建筑风格的评价。1911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陆费逵曾由外务部苏拉引导游览颐和园，他对颐和园的印象是：“此园背山面湖，天然景致，固极优美，然人工之劣，适与成反比例。房屋概类庙宇，画栋雕梁，皆极粗率。”他进一步追问，为何挪用巨额海军经费而所成仅此：“甲申甲午之间，海军经费，用于此园者，闻有九千万之巨。睹其工程，曾不值二百万，且毫无可以流连之处，洵异事也。”陈衍游览颐和园时，也有类似的感叹：“湖上宫殿排列结构如印板，千步廊最胜。然去湖稍远，不受湖光。又夹持以容色惨瘁之桧柏，使人不怡。后[按：指慈禧]前后截流海军费八千万金，府海内怨，所经营廑若此。”显然，对颐和园俗劣的建筑风格的批判，矛头真正指向的却是清廷的腐败。对此，林纾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负责建园工程的是李莲英崔玉贵等太监的缘故 ，康熙乾隆年间兴建的畅春园和圆明园，格局设计多出自文人的谋划，而颐和园的规划却出自太监之手，艺术水平自然远远不逮。

颐和园景致全在天然山水，凡人工修建之殿阁大都俗艳粗陋，这是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看法。1917年，南社文人姚光游览颐和园，亦称其“天然之位置固佳，而重叠堆砌，全无匠心”，并云“清政之不纲，即此园囿见之矣” ，美学评价依然不脱道德批判的色彩。与他同游颐和园的高燮意见稍有不同：

“大抵斯园之胜，在倚山临水。昆明一湖，以白石为栏，高阁长廊，备极富丽。帝皇之力，无不能为。然此种工程，其布置者非皆胸有丘壑之人，故所费虽多，未见精意。论者比之临春结绮，或比诸阿房建章，不知果如何。以余度之，南朝天子，本极风流。若必绮春，当逊其雅。汉武秦皇，雄才无敌。若比阿建，当逊其豪。清政不纲，固自有在，若但以此园林娱乐之观，谓遽足以亡国，殆不然也。”

高燮对颐和园建筑的富丽风格亦持批评态度，但他并不愿从中直接推导出对清朝的道德批判。临春结绮，阿旁建章，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宫殿，常被视作帝王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象征，本身即含有某种负面的道德意味，高燮却能对其雅致豪放表示欣赏。这种有意将美学评价和道德批判相剥离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

民国初年的颐和园，甘博（Sidney D. Gamble）摄于1924年。

总体来看，民初文人对颐和园建筑风格的美学评价，总是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某种道德眼光。这不仅关涉到他们对清朝政治的具体看法，同时也是传统宫苑书写的思路的延续。中国文人一向对帝王兴建宫室在道德上持否定态度，视其为致乱之阶。北宋梁周翰《五凤楼赋》云：“秦皇阿房，二世而弃；汉武柏梁，孽火随炽”。宋仁宗建玉清宫而遭火灾，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纷纷上书，指出这是天示惩戒，希望帝王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爱惜国力民财，很能代表一般文人的态度。 这种道德化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了民初文人对于颐和园的看法。

在民初北京的政治语境中，宫苑依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道德色彩，像高燮那样能够将其剥离的论者实属凤毛麟角。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宫苑才有可能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客体和文物建筑，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文化城的建构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北京失去了首都的政治地位，变成了一座地方城市。为了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界定北平的身份，北平所拥有的帝京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重视，北平作为“文化中心”、“文化城”的形象逐渐显得清晰起来。从1928年至1931年间“繁荣北平”活动中确立北平“文化中心”地位的努力，到1932至1933年间一些学者提出设北平为“文化城”的倡议，一直到1934至1935年间袁良主政期间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都可以看出“文化”在北平重新定位自身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建构，标志着从整体上将旧京客体化这一过程的开始，它既是利用过去来定义现在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政治危机的产物。

首都的南迁首先是对北京经济生活的重大打击。此前北京的繁荣主要依赖其政治中心地位，至此一变而呈萧条冷落之势。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人口日减，商业日衰”的局面 。面对北平的衰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皆有所筹划，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北平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1928年10月，曾于20年代担任过京兆尹的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受到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的积极响应，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1930年12月，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继、叶楚伧和李石曾及北方实力派人物张学良提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目标是将北平建设为“文化市”。1931年4月，该委员会名单公布，蒋介石任会长，张学良、李石曾为总干事，可见国民政府对此事之重视。

从五龙亭远眺北海琼华岛，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摄于民国初年。

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设立，不仅意在从文化事业上繁荣北平经济，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北方政局并不安定，1930年初北平处于阎锡山的执掌之下，由于阎锡山和蒋介石矛盾日趋激化，北平成为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势力的活动中心。直至1930年9月，张学良的东北军占领北平，国民政府才恢复对北平的控制。1930年12月，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演讲，谈及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初衷：“因北平为旧帝都且为政治中心，易予改组派以机会，想使造成文化中心，改革以前政治中心”，显然，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国民政府对北平的直接控制，借“文化”来消弭北平潜在的政治势力对中央的挑战。

1928年至1931年间，正因为北平处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折冲之间，时局动荡不安，北平市政府也更迭频繁，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1931年4月，胡若愚出任北平市长，表示将努力于文化事业。胡氏在任期间，推动成立了北平市市政设计委员会，配合中央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胡氏在位仅3个月时间就离职，市政设计委员会随之停止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繁荣北平”方策的讨论和实践中，北平普通市民和地方人士的表现颇为活跃。首都南迁后，北平市民和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日益突出。1929年，当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立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河北省政府公开向市民征集意见时，一位市民向市政府提交了《建设北平意见书》，建议北平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建设为“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之中心”以及“观光游览之中心”。同年，北平市成立了筹备自治委员会，负责地方自治事务，后又成立了各自治区公所。地方自治团体为地方精英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制度性空间，1930年11月及1931年3月，北平地方自治团体两次提出繁荣北平计划，主要包括“做成文化区”、“做成贵工业区”及“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等三项内容。在北平市民和地方人士对北平的定位的设想中，“文化”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在各个层面上，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的设想与计划层出不穷，但由于这一时期政局的动荡和经费的紧张，这些设想和计划大多停留在纸面上，并未付诸有效的实施。1929年7月，《大公报》在“社评”中失望地表示：“方国都南迁之时，党国要人，纷纷以建设新北平为文化中心之说，昭告国人，今时阅一年，北平教育，有退无进，各校当局，左右支绌”，在北平政治形势尚不安定的情况下，各种议论只能流为空谈。刘半农在写于1929年底的一篇文章中也坦言：自国都南迁一年半以来，“我们也时常听见要把北平改造为文化区域或文化都会一类的呼声。结果呢，将来亦许很有希望罢，截至现在为止，却不见有什么惊人的成绩”。1930年12月中央设立指导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的决议，曾经让舆论和北平地方人士颇为振奋，然而事实上委员会的成绩却乏善可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伴随着华北局势日趋紧张，“繁荣北平”活动逐渐陷入沉寂。

《北京皇宫花园一景》 。

虽然实际效果欠佳，这些规划、建议及相关讨论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许多人选择从“文化”角度立论，逐渐塑造了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新形象，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瞿兑之称“北平为文化中心是十七年以后常听见的一句口头禅”，可见这一说法已经深入人心。

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中，“文化”一词的含义究竟为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从政府决策方面来看，提出“文化中心”或“文化区”目的在于促进北平的经济繁荣，挽救迁都后北平市面萧条的局面，在国家层面上，这是统一后的国民政府进行的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地方层面上，这也符合北平地方精英的利益。这里的“文化”指称的内容较为宽泛：“凡教育技术及各种工艺，皆可目为文化之代表，不止古迹古物已也”。不过，发展工商业需要各种经济和物质条件，在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北平并非易事，加之时局动荡不安，经费筹措不易，可谓举步维艰。有鉴于此，许多人认识到，充分利用北平已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游览，发展旅游业，是“繁荣北平”最为切实可行和有效的途径。北平作为数百年旧都，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旅游业能够为北平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1931年4月，《大公报》在其社论中表示：“繁荣故都之政策，除着手以文化号召游客外，固亦别无办法。……一切社会的新设施，大率以招徕游客为目的，尤以外国游历客为最上之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主要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层面——即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

（古建筑、古物等等）

——之上。

更有意味的是，北平所拥有的“文化”物品，又不仅仅属于北平。古建筑和古物同时也被视为国家精神的寄托。附着在这些文物上的国家性，与北平作为地方城市的地方性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缝隙。而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更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之间制造了巨大的紧张。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地区面临着日军侵略的威胁，局势相当紧张。如果日军进犯北平，北平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沦为灰烬或被敌人劫掠的危险。于是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未雨绸缪，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特别是以古物保管为职任的古物保管委员会

（设于北平）

及其北平分会，对此事尤为关注。1932年8月，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将北平化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军事根据地。这一主张得到其它一些委员的赞同。9月21日，江翰、刘半农、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决定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永远撤除北平军备。由刘半农拟定意见书，并推举马衡为代表到京接洽。主事的五人中，马衡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委员，刘半农和徐炳昶均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江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朱启钤则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

刘半农拟定的意见书，在《世界日报》和《申报》上全文刊载，其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北平为“文化品物”荟萃之地，其中如古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可以移动的古物如果迁移他处，则北平的文化气氛也必定会蒙受损失。“文化品物”事关“国家命脉”和“国民精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

事实上，在“文化城”提议酝酿和提出之前，故宫博物院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古物南迁。为避免引起争议，院方对外并未公布此事，只是宣称将古物集中在新建的库房中保管，以防不测。然而，故宫古物即将南迁的传闻仍旧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出现了政府拟将古物售卖外人的谣言。1932年8月，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向故宫博物院发函质问。9月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致电行政院，要求明示“故宫博物院古物为国宝永不出卖”。9月2日，《世界日报》披露了陈寅恪、洪业、顾颉刚和吴其昌四位学者致国民政府的公函，其中云：“北平故宫古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之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要求政府“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一时间故宫博物院处于舆论之风口浪尖，院方不得不公开声明“迁移抵押说尽属无稽”，院长易培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古物“决不迁移”。但不久又传出故宫古物将迁往洛阳的消息，北平各界团体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则出面“辟谣”，但事态并未平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天坛皇穹宇，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约摄于20世纪30年代，见赫达·莫里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此时日军也加快了进犯华北的步伐。1933年1月3日，榆关失守，平津门户洞开，华北震动。古物南迁从传闻逐渐成为事实。北平各自治区公所等地方团体对此反应尤为激烈，接连召集会议发表通电，反对古物南迁。1月23日，这些团体组织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前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任主席，发起了一系列反对乃至阻止古物南迁的活动。1月31日，故宫古物原定当晚起运，由于北平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行。2月4日周肇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逮捕，2月7日凌晨，在军队押运和临时戒严的措施之下，装运第一批古物的列车终于驶出了北平城。

事后来看，古物南迁是由故宫博物院提出，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持才得以实行。除院方与中央之外，古物南迁激起的反对声浪一度高过支持者一方。包括北平地方团体在内的反对者认为，国难当头，政府不亟谋抵抗，反而置北平的土地与人民于不顾，优先考虑古物的安危，是一种怯懦和自私的行为，会动摇北平乃至华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而怀疑政府别有所图，是以迁移为名而行售卖之实的声音也一直未能平息，有人借题发挥，甚至主张不如将古物公开拍卖，以所得款项充实军备和国防力量。从古物保存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不少人认为古物数量巨大，迁移过程中难免毁坏和损失，且其他地方

（南京、上海、洛阳等）

亦不适合保存古物，如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全国，反而不如北平就地保存为妥。另外，北平为文化古都，在“国际人士”关注之下，日军未必敢轻举妄动。这最后一条和“文化城”提议不谋而合，都是寄望于外国力量的介入。

“文化城”提议和古物南迁的动议都是在面临战争威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将文物的意义放置在首要的位置上来考虑，这也是它们遭受诟病的根本原因所在。“文化城”的提议者之一马衡，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副馆长，积极支持和配合古物南迁的工作。当古物南迁已成定局，“文化城”的提议也就失去了依据，自然消泯于无形，不过至少“文化品物”中可移动的古物部分有望得到妥善保存。

古物是国家文化的象征，是国家精神的寄托，这是时人的共识。古物既是国人共有的文化遗产，国家当然有处置迁移之权，这是支持古物南迁一方的看法。当面临战争威胁时，能够及早迁移保管古物自然是万全之策，国际上不乏先例。只要途中严密监护，就不会有损毁遗失的危险。然而，即便是支持者也承认，古物的南迁对北平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古物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北平作为一座地方城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后者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转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