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我们也要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关于当下文学新人的创造

关于新时代文学新人的创造，我的理解是，这个“新人物”，不是文学史画廊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新人”。而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新的人物形象。这种新的文学人物形象的稀缺，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焦虑。这一判断，显然是基于我们文学史的经验。或者说，从20世纪初期开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春的形象，这些形象已经成为我们世纪之梦的表意符号。他们是负有启蒙使命的青年，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是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的青年，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青年，是挣扎着坚决迈向现代的青年等等。这些青年形象是文学人物，同时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但是，自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可能还没有创作出这样具有与时代“共名”意义的青年文学形象。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新变、不确定性带来的文学新人、特别是青年形象的创作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当然，当下也创造了大量的青年文学形象，但是，这些青年文学人物还只存在于作家创作的文本里，存在于青年批评家的话语阐释中，他们还没有走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中，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两问题需要我们讨论：一是传统的、过去的具有共名性或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的青年文学人物形象，我们如何去创造；二是如何评价当下已经创作出的青年人物形象。要说清楚两个问题，我想还是要先回到过去的经验。有人认为讨论现在可以不必讨论传统，他们认为讨论现实如果联系传统，是既安全又有成就感的。于是他们借用或杜撰了莫名其妙的所谓“新词”或新概念。其实，他们对借用概念学科的知识连皮毛都够不上。这并不新鲜的故伎重演，自以为得意却未必高明。他们既对文学现场一无所知，又对传统深恶痛绝，毫不掩饰地用虚无主义的情感态度对待传统，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70年的文学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关于新人物的创造，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十七年中的“青春写作”。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以年轻人单纯、理想和浪漫的情怀走进“组织部”的。他曾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却是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现的，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刘世吾冷漠又消极，处世哲学得过且过；韩常新世故而虚浮却得到重用；王清泉是典型的新官僚主义却被容忍；“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而且是形式主义的等等。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问题，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社会已经出现的危机。年轻人浪漫的想象和生活中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另一篇是宗璞的“爱情小说”《红豆》。小说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得缠绵缜密，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江玫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在当时说来别具一格。故事讲述了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在回顾个人情感历程的时候，想要表现的是个人情感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代，她理智地选择了革命道路而放弃了个人爱情。这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并不相同，《红豆》表现的是在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革命青年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道路而放弃个人情感。因此，江玫是带着检讨和反省的姿态回忆自己的情感历史的。但有趣的是，这一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对爱情如诗如画和缠绵悱恻的动情追述，甚至使叙述者忘记了检讨与反省的最初动因。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因此，对江玫爱情的同情与批判的立场发生了裂痕。

《组织部新来青年人》 和《红豆》，未必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但他们是那个时代有难度的作品。这个难度就在于，王蒙和宗璞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能够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拥抱和追随；另一方面，他们也真诚地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他们希望能够处理好这两种关系。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王蒙和宗璞是让人感动的。他之所以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他们诚恳地写出了个人内心真实的纠结、矛盾和困惑。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就是他们的诚恳和真诚。无论是王蒙笔下林震的“少不更事”，宗璞对爱情的一往情深，也包括柳青试图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努力，浩然试图描绘社会主义“艳阳天”的冲动。就他们创作的心态来说，他们做到了与生活建立的真诚关系。

因此，我们在当下要塑造文学新人，创作出新时代的新人物，也要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面对生活的诚恳和诚实。

转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