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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望京门遗址考古成果发布 遗址公园计划明年基本建成

2020-06-30

清《宁郡地興图》,圆圈处为望京门。 宁波市档案馆供图

望京门地块考古现场。 记者 胡龙召 摄

作为“文物赋彩 全面小康——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波市主场活动,望京门地块考古成果发布会暨望京门遗址公园开工仪式,6月13日在中山西路218号望京门遗址现场举行。据介绍,望京门遗址公园工程计划于明年年底基本建成。

望京门地块发掘出的各种器皿。记者 胡龙召 摄

望京门历史可追溯到唐代

望京门是宁波古城的西门,位于现在的望京路和中山西路交叉处。

根据文献记载,唐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明州刺史黄晟筑起罗城,设和义门、长春门、灵桥门、永丰门、望京门、东渡门、达信门、鱼浦门、来安门、鄞江门等10座城门。

在民间,望京门也被称为西门,正因为如此,此处至今仍被称为西门口。望京门设有水关,使月湖与西塘河连通。

历史上,有许多官员包括从京城来的官船,都是经由西塘河从西门入城,此处也是宁波学子赴京赶考的必经之路。而且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此门朝着西北的京都方向,所以被称为望京门。

抢救性发掘,发现望京门段城墙遗址

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为配合中山路综合整治9#地块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当时的市市政前期办(现为市城建中心)大力支持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厦门大学历史系对该地块开展抢救性考古勘探与发掘。

据望京门考古项目领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林国聪介绍,此次考古发现了晚唐五代至民国时期的明州罗城(望京门段)城墙遗址,距地表约0.5米,长79米,面宽约9.6米~11米,底宽约13.7米~24米,残高约0.8米~1.15米, 由夯土墙、包砖墙、包石墙等主体部分以及铺垫层、护坡、水沟等附属部分组成,筑城方法与宋代《营造法式》记载相符。

“还清理出三国两晋至晚清民国时期水井7口、建筑基址8座、墓葬10座、灰坑35个、灰沟8条、水池3口。出土文物标本数千件(套),其中完整及可复原器物1900余件(套),主要为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等全国各地著名窑口的精美瓷器及其他遗物。”林国聪说。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韩小寅表示,它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墙遗址规模宏大、结构清晰、筑法规范、沿革明确,集中而真实地再现了宁波自唐末始建罗城以来1000多年的城市发展脉络与兴废更替。二是城墙遗址为“海上丝绸之路”之“活化石”与“中国大运河”之“南端口”的港城宁波,提供了极其稀有、不可再生、生动有力的考古例证。三是城墙遗址为宁波乃至我国东南沿海州府城墙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是近年来浙江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重要考古新发现。

2016年12月,明州罗城(望京门段)城墙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建设遗址公园,最大限度向市民开放

为保护好、展示好城墙遗址,根据省文物局建议,经多轮部门协商和专家论证,宁波市政府研究决定调整土地规划、就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向市民开放是望京门遗址公园设计的难点。自2017年7月以来,保护方案启动了多轮专家论证,考虑到遗址保护的特殊性,市住建局与有关部门及文物保护、建筑园林景观专家反复协商讨论,于2019年1月评审出公园保护与展示概念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多次修改完善。

遗址公园将对已揭露的80米城墙中,选取中间段20米~30米进行展示,其余部分回填模拟展示,在遗址本体上方构建半封闭式展示馆,面积约1800平方米。此外,望京门遗址公园将设置广场、景墙、座椅及绿化空间,打造功能复合、有历史底蕴的开放空间供市民游览。

遗址公园的建设对挖掘宁波特色塘河文化、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展示“名城名都”的城市风貌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次发掘,发现东汉至六朝遗存

2019年5月至11月,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联合厦门大学在城墙遗址东侧补充发掘1000平方米,发现东汉至六朝的人工堆筑高台1处、灰坑21处,晚唐灰沟2条、墓葬2座,南宋至明清的道路、居住址,民国效实巷等遗存,出土完整及可复原器物900余件(套)。

东汉至六朝的高台似在自然高地上铺垫一层约30厘米的黄褐土而形成,高台大致呈长方形,长约34.3米、宽约19.2米,方向38°,21处布局紧凑、排列整齐、种类丰富的遗迹分布其上,疑为一处经过精心规划的汉晋时期作坊遗址。唐代的灰沟边壁陡直,沟底较平,沟内填土与明州罗城晚唐夯土层相似,应为晚唐筑城的炼泥之处。

结合此前在宁波城区周边发现的汉晋墓葬等资料,此次西门口东汉至六朝遗存的发现,表明汉六朝时期宁波老城一带已有大量人类活动,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落,这为后来明州城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遗迹在宁波老城内尚属首次发现,为探讨宁波首邑——句章故城的迁建乃至宁波地区早期港城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新的线索,也因此获评2019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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