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看，这个现代的人

今日分享作家弋舟的一篇读书随笔，解析了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第十一篇小说《悲痛的往事》（又译《一桩惨案》）。弋舟关注这篇小说，与其说出于喜爱，不如说因它彰示了“人类来到了倒霉的现代以后，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秘密”以及“唯有在小说里才能够成立的现代逻辑”。

看，这个现代的人

文 | 弋舟

《悲痛的往事》是《都柏林人》中的第十一篇小说。也有译者将其译为《一桩惨案》，这太令人惊讶，让你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学无术，以至于完全无从甄别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篇名，在英语中是否会有通约的可能。

以我的阅读体验，用《一桩惨案》来命名这个短篇，实在是非常烂。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短篇小说的篇名何其重要；其二，我们那饱受世界文学浸染的经验，实则充满了误读的风险——谁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以讹传讹，读到的仅是二手赝品，而一手的真迹，还有可能永远遥不可及。

但是冷静下来，你又会觉得《一桩惨案》似乎也未尝不可。这个新闻标题一般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反倒更接近这个短篇的气质：中立，淡漠，直白，客观，它只陈述一个讨厌的事实，不解释，绝不解释，就那么硬生生地甩在你面前。

如实说，这也是我并不喜欢、至少是没法非常喜欢这个短篇的缘由之一。我的不喜欢，更多是情绪化的，作为一个读者，阅读小说的时候我当然也有情绪化的权利，没谁能要求你必须不带情绪地去对待一篇小说；实际上，当我们打开一篇小说时，更多的时候，就是在期待着各种情绪的来临。

不，我并非是在排斥和否定一种写作方法。如果一定要让我在热情洋溢与客观冷静之间做出抉择，多半我还会拥护后者。我想，令我难以喜欢的，并不是乔伊斯的笔法，而是他以这样的笔法塑造出的这个人，以及当他表述这个人时，所暴露出的文学的现代困境。

看，这个现代的人。

——这人叫詹姆斯·达菲。不仅我没法喜欢他，我想，在一百多年前的都柏林，也没人会喜欢他；并且，尽管其人总是处在一种经不起检验的良好感觉之中，事实上，恐怕连他自己也是难以真正喜欢自己的。

但是有一位女士竟爱上了他。

说到“爱”，在这对男女的关系中，并不能令人信服，但至少应该是“喜欢”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前提，我们那意义的链条就无从成立。我们只有预设，他们之间至少是有着“喜欢”的，于是，才能理解随着关系的破裂，那“一件惨案”的发生。女士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有谁，会仅仅为了“喜欢”，便搭上一条命来？

因爱而死，或者爱而不能，便上演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对此我们是理解并习惯了的，我们的文学，在这个路数上已经行之有效地运转了数千年；但是到了乔伊斯这里，情况变了。看上去，那女人之死确乎与一桩失败的情感有关，但你完全无法将之与“爱”联系在一起，甚至，连“喜欢”都令人犹疑不决，最终，你只能忍住不适，将她的死，只和人本身的羞耻与绝望相关联。

他们貌似是“喜欢”了彼此。除了饮食男女间“人生盛宴”一般的性诱惑，最初的时刻，他们的精神与灵魂也参与其中，获得了部分的满足。他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物”，而她，变成了他的“忏悔神父”。可实质上，他们各自所“喜欢”的，全然皆是朝向着自己。他们喜欢自己，绝不喜欢他人，即便喜欢自己时，也喜欢得犹犹豫豫。这样的状况，原本是无从交集的，人和人各自平行，甚至背道而驰，但他们撞上了，在彼此的借用当中，发生了误会，从而导致出了“一桩惨案”。

误会的暴露竟源于一个寻常之举——她在神魂颠倒的时刻，在“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的驱使下，“居然热情奔放地抓起他的手去贴紧她的脸蛋”。

这个动作可怕极了，简直就是引爆真相的导火索。

谁会料到让情人摸了下自己的脸蛋就会送命呢？至少我们朴素的祖先不会料到他们的子孙将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莎士比亚不会，托尔斯泰也不会。罗密欧与朱丽叶无疑是彼此相爱的；渥伦斯基与安娜·卡列尼娜也是相爱的，即便他们相爱相杀，比起从前纯真的爱侣已经多出了浑浊的不堪；但是如今，到了乔伊斯这里，他会将这“摸脸送命”的事儿陡然亮在了你的眼前。

这种稀奇事儿，是假以“现代”这个名目来到的人间。只有作为20世纪初的小说家，乔伊斯才能够天才一般地洞察情人之间这个最寻常不过的亲昵之举，在某个决定性的瞬间，将要石破天惊，有如阿基米德用来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一般，撬动人物的命运。这是人类来到了倒霉的现代以后，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秘密，所彰显的，也是唯有在小说里才能够成立的现代逻辑。

所有的不可思议，都在不可思议的现代涌现了。

嫌弃都柏林“现代化”的达菲先生，就是在这一摸之下，从“天使的地位”回到了“可耻又臭气冲天”的人间，“这使他感到幻想破灭”，对于洋溢在欢爱中的情人，还有那种近乎古典而愚蠢的爱欲表达方式，深恶痛绝，唯恐避之不及。达菲先生，这个现代的人，讨厌“现代化”，但又鄙视古典的庸俗，他将只能如同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游魂一般，活在凄凉的现代人间。

好了，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唯有在现代小说里才能成立的逻辑：

自命不凡的达菲先生“厌恶一切显示物质上或精神上混乱的事物”，但他又无法全然忍受“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于是他主动出击，去勾引一位有夫之妇，“抓住机会同她亲热一番”；被丈夫弃之如敝屣的辛尼科太太欣然接受，不但从中品尝到了未曾体验过的“冒险生活”，大概丧失殆尽的自信心也得以部分地复原。

他们的结合毫不费事儿，三次见面，便一拍即合，这是全然“现代”的节奏，与古典的罗密欧、朱丽叶相距万里，与距今不远的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也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的他们直接果断，足见需要之迫切。而在这迫切需要背面作祟着的，竟依旧是生命那古老的、令人惊颤的物种事实——他们都太孤单了。

他们都太孤单了，这原本并不稀奇，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很孤单，渥伦斯基与安娜·卡列尼娜也很孤单。

辛尼科太太的孤单不难理解。婚姻生活里中年女性的危机，我们大可参考包法利夫人，参考安娜·卡列尼娜，尽管那里面包罗着人类亘古未变的虚荣与自恋、软弱与神经质，但只要我们理性与感性并举，总能从心底里为之发出一声叹息——我们也将此称之为“共鸣”。

达菲先生的孤单理解起来就要稍微费点劲儿了。这个“忧郁型的”现代男人，觉得“那些工人都是相貌严厉的现实主义者”，觉得“愚蠢的中产阶级是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经理的”。总之，没有哪伙儿人放得下他。这类人物，无论在文学的世界还是在现实的世界，原本也不鲜见，他们自我神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就免不了要承受与世界格格不入所带来的孤单。

鲜见的则是，乔伊斯于此竟写出了一个我们经验之中从未有过的、一丁点儿都不令人同情甚至还要让我们心生厌恶的男人。简单说——这个人无法引起我们的“共鸣”，甚至，他还是彻底拒绝与你达成共鸣的。他连情人的脸蛋都视为恶心，遑论你的共鸣。他的难以共鸣，不仅仅源于他的德行，要知道，讨厌鬼葛朗台我们都受得了，但是他我们却受不了。我们受不了他，更多的还是受不了他那种“我管你受得了受不了”的幽闭劲儿。

这就是乔伊斯与前辈们的不同了，他所书写的，是人类“现代的孤单”。而这种“现代的孤单”，直接挑战的却是文学与人从一开始便签订下的“共鸣”的契约，当这份契约面临着被撕毁的风险时，文学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便前所未有地变得岌岌可危。

辛尼科太太的孤单是带着烟火味儿的，是人的孤单，毋宁说，还是一种带有古典风格的孤单，所以即便庸常，却也令人为之叹息；而达菲先生的孤单高蹈玄奥，并没有令他因之深刻，反而令他有种惹人作呕的“非人”之感。这个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男人，能够克服肉欲的宰执（也许还因为已经索然无味），仅仅由于那女人暴露出了世俗性的欣悦，便断然切割，重新回到他“坚持要灵魂过着无法补救的孤独生活”。就是说，同样是因为孤单，这对男女之间的诉求，竟然完全是逆向的——孤单的女人想要摆脱孤单，而孤单的男人想要通过摆脱孤单重新找回孤单，并以此申明自己那种孤单的高贵傲慢和不容玷污。

这太古怪，也的确有点儿拗口。可这也正是这个短篇的特异之处。如果说，女人的孤单依然还处在有迹可循的传统脉络里，那么，这男人的孤单就完全深陷在荒诞而绝望的现代泥沼里了。

令人感慨的是，乔伊斯竟是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写出了这古怪的现代性。译成中文后不足八千字的篇幅，他将相当的笔墨用在了场景描述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刀阔斧，压根无意于细微的渲染与交代，显得突兀。但线索却是清晰的：一场失败的偷情之后，女人搭上了性命；男人感到了恶心，间或有一些忏悔之情。这令这个短篇都像是一则古老的劝谕故事了——教导读者，这事儿万万干不得，干了就没好果子吃。

可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你必须知道，20世纪初的乔伊斯，已经不是那个围坐在火堆边的、我们人类古老记忆中的说书人了，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和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的爱尔兰人，用这种近乎古老的简陋方式，完成的已经不是那种充满着道德善意的古代劝谕，而是冰冷的，乃至不乏恶意的现代嘲讽与厌弃。

《都柏林人》出版于1914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写《悲痛的往事》之前，乔伊斯一定读过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不仅仅在于两个偷情失败的女人最终都选择了同一种赴死的方式，更在于，我确信在人类文学演进的长河中，乔伊斯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历史性的必然延续。

在我们那漫长的故事讲述史中，托翁或许是前现代最后一个崛起的奇迹，他赓续了古老而简单的善意，又将人即将到来的巨大的困境以及人的无力移交给了后来者。接下来，乔伊斯们闪亮登场了。他们一上场，便放弃了将人间烂事婉转告知的耐心，借助这个行当最初围坐在火堆边的简单粗暴的形式，毫不迂回，直接将人打回了滑稽与羞耻的境地，继而还冷漠地宣告了这其实也并不值得同情——你，达菲先生，现代的你们，注定孤独并且活该孤独。

看上去，乔伊斯干得挺漂亮。而且也真的是漂亮和真的了不起。由此，文学饮鸩止渴一般地发生了新变，在日益懊糟与破碎的时代面前，用恶意与厌弃召唤回来了重新解释世界的能力与特权。

然而且慢，即便像达菲先生这样的“现代非人”，也会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自己的德行已经丧失殆尽”，从他那习惯于作为旁观者的自命不凡的孤独中短暂苏醒，那么，作为被人类从古老时代就交付上了深重托付的文学，焉能一味地冷漠与凶恶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意识流，后现代，等等等等，必定不会是文学最终的结论。我们要相信，只要人的历史未曾终结，那种对于围坐在火堆边儿、被故事抚慰的古老依赖，就不会终结，人就会顽固地、不断重回对于那遥远的、充满着道德善意的劝谕的盼望之中，因为那依然有效，并且还将始终有效，一如现代人达菲先生良心发现的瞬间——“耳朵还听得见机车吃力的、深沉的嗡嗡声，反复唱出她的名字的音节。”

这也正是我更愿意接受这个短篇被叫做《悲痛的往事》的原因，因为相较于那无情的《一桩惨案》，它或多或少触动了人的情感，它还有那么一点古老的人味儿。尽管这人来到现代以后，够蠢，诚如辛尼科太太一样，沦为了“文明培育起来的一个废物”，但当她在遭到羞辱后酗酒赴死——“他为什么不给她留一条活路？他为什么判她死刑？”

这也是文学正在面临的现代之问。这也是现代小说的困局，阅读它，你的情绪除了要在喜欢与不喜欢之间摇摆，当你一旦试图想要稍微分享你的心得，面对它区区不到八千字的篇幅，你还得至少说上四千字。

（本文发表于《四川文学》2020年第5期，由作者授权转载）

《四川文学》2020年5期

内附詹姆斯·乔伊斯 《悲痛的往事》

弋舟

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 《蝌蚪》《战事》《春秋误》，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刘晓东》《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等。现居西安。《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选载弋舟《人生的算法》（原发《野草》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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