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为哪些行业提供了商机？

自科举制度创立后，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还为许多人创造了谋生的机会，解决了众多人的生计问题。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科举取士的影响不断深入人心，社会上也不断出现了一些服务于科举考试的新行业。

随科举而衍生的新行业中，有为儿童编印启蒙书，为生童刊刻教材，为应试者选编、刊刻程文的；有为应试者占卜、算命的；有专门承办科场舞弊的中间人，捉刀代笔的职业枪手，等等。总之，教育业、旅店业、交通业、商业、饮食业围绕着科举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人靠吃科举这碗饭而生存。

一

最先投入到为科举服务的行业当属文化教育方面的人士。在科举时代，各类各级学校的教育都要围绕科举考试这一中心，特别是明清以来，不仅地方儒学完全纳入了科举的轨道，就连社学、义学、蒙学也都把配合考试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清代的许多书院也把教育重点向科举考试方面转移。许多塾师、义学之师把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尽管收入不丰，但也算可以度日。清初还规定：“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养赡。”

随着读书人的增多，编写启蒙读物、收集汇编应试范文的人也多了起来。宋代以来，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或教育家、学问家亲自动手编撰蒙学教材，如朱熹、吕祖谦等。流传极广的《三字经》据说是南宋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的。

宋以后，参与编撰蒙学教材的人越来越多，而各种蒙学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弟子规》《名贤集》《神童诗》《性理字训》等。八股文盛行后，又有教儿童写八股文的教材出现。

为了帮助士子应试，取得好的名次，一些人专门讲授如何调节临场心理。明代的王守仁可谓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曾撰文告诫应试者：“入场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令人气馁志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并且总结了一套调节方法，涉及起居、饮食、学习等各方面。

与教育界同时为科举服务的还有印刷行业。宋代的雕版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外，社会的需求，即科举应试者人数猛增造成了对书籍需求量的大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适应解试、太学国子监公试、省试之需，国子监印刷了大量的书籍，那些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士子，目的是应试，他们与乡、贡进士一起，是书籍的主要购买者。

由于宋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十分广泛，所以从《千字文》《百家姓》一类的启蒙读物，到事关朝代兴替、政治得失、制度沿革，乃至国计民生方面内容的书籍，皆属士子考试关心之列。而坊间之敏锐，使其抓住了这一商机，凡有助于考试之用书，无不乘机刊行。

二

旅店业每逢开考之年也可大发其财。自唐代始，士子进京赶考，不仅要沿途住店，而且还要在京师找到临时住处。因此，各地通往京师的主要交通要道都会有许多旅店或庙宇供士子们居住。

宋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接待士子的客店、寺院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不少农户也接待应试士子。如明景泰五年甲戌科状元孙贤，就曾在应试途中投宿一民家。清代的京城，在贡院附近有不少公寓供士子们租用，这些事先准备好的房子，都贴上“状元吉寓”等字眼，以吸引士子来租用。

此外，在贡院附近还有许多胡同也取了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名称。如鲤鱼胡同，有鲤鱼跳龙门之寓意；笔管胡同，举子做文章要用笔，笔正心正，笔管条直；方巾巷，明代举子都戴方巾，来京会试，在京买顶方巾戴。

商人在大比之年更是要赚钱的。士子们在赶考期间，总要有数月时间在外，各种消费都会给商人带来商机。生意最红火的当属饮食业，毕竟民以食为天，商家抓住世人对科举特殊关爱的心理而大做文章，诸如“状元酒”、“状元粥”一类的产品相继上市。

至于其他方便则看商家的本领，只要有办法引起士子们的兴趣，他们在此时是不会吝惜银子的。清代时每逢科举之年，京师的商业则倍加繁荣。《燕京乡土记》有诗云：

缎号银楼也快哉，但能管事即生财。

休言刻下无生意，且等明春会试来。

方术之士算是科场外赚钱最容易的一批人了。宋代以后，士子占卜之风越来越盛，方术之士也就越来越多，每逢开考，不仅心中无数的士子要占卜，心中有数的也要占卜；不仅富裕的士子要占卜，生活贫困的士子也要占卜。

枪手的出现，完全是科举制的产物。枪手之活跃，在明清时期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秘密。特别是在清代，大有防不胜防的趋势。枪手主要是活跃在童生试和乡试的考场中，尤以童生试为最。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童生试和乡试的管理远不及会试严格外，更主要的则是雇主和枪手的利益所使然。

在雇主方面，多为学艺不精之士子，而又想获得功名，便急于寻人代考；在枪手方面，多系生员或举人，因未能入仕做官，便想借此机会赚些钱财，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枪手以赚钱为目的，这在清代的许多按例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几乎每一届童生试、乡试都会出现枪手代考的情况。

三

民间手艺人也把目光盯住了考场。宋代有为状元加工镀金魁星杯盘者，明代有绘画、刊刻魁星图者，清代有做泥塑小魁星者。还有相当一批石工、木工、雕刻工，则为进士、举人建牌坊，刻匾额。据《绩溪县志》记载，仅安徽绩溪一县就有明代所立科举牌坊68座。这些牌坊无疑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以此谋生的石工、木工也不在少数。

为科举考试做服务的还有一批专为进士、举人报喜者。自唐代始，“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其后，有一批人专为中举者送喜信或报喜。宋代称之为“报榜者”，后又称“报录者”，他们都是为中举者家人送去喜报，讨点小钱的人。

娱乐行业的艺人也要在大比之年风光一下，特别是明清乡试开考之时恰逢中秋佳节，传统的喜庆活动便于考场连在一起。乡试、会试省城乃至京师的青楼妓院也是士子常消遣的地方。这里读者不要想歪了，士子押妓，特别是登科者押妓，自唐代即有此风，甚至传为佳话，以至士子们的坊曲艳史极多。

和现在许多“赌球”、“赌马”一样，传统的赌博也会在大比之年“赌闱姓”。庄家都是当地的富豪巨商，每到开科之年，他们就设下赌局，卖起彩票。参加赌局的人花钱买彩票，赌本科考试中榜的某某姓若干名，或某姓中榜最多，或某姓可取中第一。待到出榜，根据榜上揭晓的结果定输赢。

科举考试在不断深入人心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谋生的职业，广开了生财之路。虽然科举时代出现的新行当，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逐渐被人所淡忘，但是科举制度中所反映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鼓舞读书人不断摸索、进取，或许这就是科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