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读《论语》

作者：王宁

孔子和记录他言论的《论语》，在中国，稍有文化的人都不会没有读过；但通读全书的现代人却不会很多。《论语》因为不是孔子的亲笔，所以古代被定为“经”的时间较晚，但从西汉起，就已经有了专门研究它的“博士”，解读《论语》的书不在少数。《论语》言简意赅，句短情长，十分符合中国国情，在民众中口头流传也很广泛。在古代典籍里，论普及度之高、影响力之大，《论语》当居榜首。

《论语讲析》周志文 著 北京出版社

孔子值不值得崇敬？《论语》应不应当阅读？这是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是怎么读《论语》这本书，也不是都能得其要领。

周志文的《论语讲析》采用按原书通读的办法加以注释、翻译和讲析。他古文根底深厚，又是文学家，在他解读的《论语》里，我们读到的不是那些供人们引用来说教的格言警语，而是一个老师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不同的学生所说的话。

在《讲析》中，有老师，有学生，还有作者自己，不是用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进行说教，也不是对一个空灵的神人顶礼膜拜，是理解，是抒发，构思可谓别开生面。

《讲析》一开篇就布下了教育的情景，把《学而》的三句话解释成三种境界——“学而时习”指的是初学，时习而所得益多，所知益广，自然内心欢喜。

“有朋自远方来”，指学问达到一定程度，有友人自远方来同游共学，可收砥砺、切磋之效，求学迈入更高境界，更为可乐。

“人不知而不愠”，涉及学成以后的入世态度，指的是一种学问与生命的境界。这已经摆开了一个教育的大主题。

作者接着又用钱穆的话说：“学而时习”乃孔子十五志于学时之自况，“有朋自远方来”，是孔子三十而立后始以当之。而“人不知而不愠”则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后达于最高境界。这个说法更加把教育和人生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升华了学习的意义，勾勒出一个师生互动的真实情境。

在这个情境下，孔子是老师——一个有着教育情怀又境界极高的老师，既不是在香烟缭绕之中被奉为神明的“教主”，也不是虽不着官服却被推上权势宝座的“素王”。

作者把孔子看成一位曾经活在历史上的“人”，所以非常注意他的阅历和心理的时间跨度。“子入大庙，每事问”，历来把孔子神圣化的解读者都在这里缠绕不休。他们既要把夫子说成无所不知，又要解释既知又何必发问，不免矛盾重重。但作者一句话就解决了其间的矛盾，他说：这“显然是孔子较年轻时的经历”，接着，他用青年孔子的怀疑精神和求知欲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对所有的事都觉好奇的态度，在他看来，凡事都有疑问，一切既有的答案都不见得正确，必须要亲自尝试，才知道结果。”

他还合理地想象说：“这章里的孔子，充满了初起生命的活力，不怕错，也不怕难，更不怕别人用有色眼光看他……对不知的或知之不透的知识，想问也敢问。”一个生活化的孔子，一个有志、有为的青年，很有说服力地跃然纸上。但是说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作者认定“这是孔子在晚年自叙他一生的重要过程”，他从孔子一生的际遇深刻地阐释了孔子的“天命”观：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知道“天命”的世界并非操之于我，是无法掌控的，知道了这一点，也算是知道了一部分生命的真实。

然而面对这无法完全明白又无法掌控的世界，西方世界求之于宗教信仰；而孔子不说“信天命”，而说“知天命”。“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知道有天命这回事，人无力掌控它，但天既生我，也让我与闻天底下最奥秘的真理，可知我之存在是有意义的。另一层是，除了天命之限以外，这世界还留下了不少可供我奋斗的余地，人生有限，这是天命，但有限的生命不妨碍我让它变得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往往是操持在自己手上的。这两层解读，从孔子一生的阅历、追求与奋进来看，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但我们已经读出，这也是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孔子对已经消失的文化历史的珍惜和怀念。对这一点，持有泛政治化观点的评论者，都会指责孔子“保守”“复旧”。但作者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八佾》篇曾谈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告朔之礼”是一种每月初一国君于祖庙宣告政事的礼仪，自鲁文公开始，这种仪式已经不再延续，但有司还照样提供祭祀的羊，子贡因此想取消这种供应，孔子则认为保留供应，还会有恢复这种礼的可能。这是一种“复旧”的心理吗？作者不这样看，他说：“对已消失或将消失的文明，明知恢复无大望，孔子总抱着无限珍惜怀念之思，这叫做有情。”

有时候，怀旧如同乡愁，是人的心理最柔软的地方。作者是从“人情”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孔子多次感慨由于文献不足，前代的文化历史难以验证和还原。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但是，“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这里有他作为历史学家深深的遗憾。

《讲析》抱着无限的同情说：“此章有另一含意，即是对历史间隔、文化断层所发出的叹息。尤其孔子是殷人之后，面对时代的动乱、文化的沉沦、归属的无依，‘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他的感受比一般人更重”。作者提醒读者“读此须想到孔子对历史文化的沉痛感”。

作为一个极有历史担当的“人”，《论语》也表现了孔子消沉与无奈的一面。“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讲析》丝毫没有回避孔子内心的忧伤和消沉。作者通观《论语》，他看到，书中到处弥漫着圣人刚健自强、勇于担当、“仁以为己任”的激进态度，但他又说：“孔子所处的，确实是一个礼坏乐崩、阢陧难安的时代，孔子是有血性的人，偶尔反应出消极或沮丧的心情，其实也是人情之常，却究竟不是常态。”孔子是一个看到和悟到中华文化高峰的圣人，圣人超乎常人，但也是“人”！

《讲析》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通读《论语》的示范。不是碎片式的零星拆解，不是将孔子神化后的无谓之谈，更不是用泛政治化来窄化孔子的人格。这些个人的抒发和感想，充分说明作者对《论语》的解读不是纯客观而置身事外的。他面对这个人格伟大的智者，听其言，观其心，追溯既往，体会今天。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