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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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你不能只是路过

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杨绛文集》八卷。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本文选自先生的著作《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回答了有关神和鬼的问题。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虽说：“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还要生另外的病。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活着的人尽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总说“解脱了”。解脱的是谁呢?总不能说是病人的遗体吧?这个遗体也决不会走，得别人来抬，别人来埋。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以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类问题，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一般是不公开讨论的。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朋友有亲有疏，疏的只略一探问。

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各人说法不同，口气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见解都同样坚信不疑。他们都头脑清楚，都是先进知识分子。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他们的见解，我简约地总结如下：

“人死了，剩下一个臭皮囊，或埋或烧，反正只配肥田了。形体已经没有了，生命还能存在吗?常言道：‘人死烛灭’，蜡烛点完了，火也灭了，还剩什么呢?”

“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不死的灵魂吗?我压根儿没有灵魂，我生出来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尽管活着没意思，也无可奈何。反正好人总吃亏，坏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是没有公道的，不讲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来是好人，没本领做恶人，吃亏就吃亏吧。尽管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没有白活了。”

“我们这一辈人，受尽委屈、吃尽苦楚了。从古以来，多少人‘搔首问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吗?圣人以神道设教，‘愚民’又‘驭民’，我们不愿再受骗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顶称心。可是‘人民的鸦片’毕竟是麻醉剂呀，谁愿意做‘瘾君子’呢？说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还是没本领呀?这种昏聩无能的上帝，还不给看破了?上帝!哪有上帝?”

“我学的是科学。我只知道我学的这门学科。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学，是哲学问题，和我无关。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人在急难中，痛苦中，烦恼中，都会唤天、求天、问天，中外一例。上帝应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吗?如果不应不答，就证明没有上帝吗?

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居住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识见和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距离很大。他们中间，当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区别。一般说来，他们的确思想很落后。但他们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以下记录的，都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的亲身经历。

“我有夜眼，不爱使电棒，从年轻到现在六七十岁，惯走黑路。我个子小，力气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墙’了。忽然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旁边许多小道。你要走进这些小道，会走到河里去。这个我知道。我就发话了：‘不让走了吗?好，我就坐下。’我摸着一块石头就坐下了。我掏出烟袋，想抽两口烟。可是火柴划不亮，划了十好几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墙’，电棒也不亮的。我说：‘好，不让走就不走，咱俩谁也不犯谁。’我就坐在那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那道黑墙忽然没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墙’就是不要乱跑。他看见你不理，没办法，只好退了。”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不然的话，不会那么整洁。

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了，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魂不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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