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明万历十七年德府施舍绿釉香炉

山东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绿釉香炉，上面刻有纪年、施主信息等文字。现根据炉身记载，结合史料记载，对香炉的施舍者和烧造窑口做探讨分析。

▌明万历十七年德府施舍绿釉香炉高20厘米

▌香炉另侧

香炉大体呈长方形，上宽下窄。高20厘米、口长33.6厘米、口宽20厘米，底长21.9厘米、底宽12.4厘米。炉口两短边装饰双鼎耳。外口沿深刻一周连续回纹。回纹口沿下又接一周镂刻外翘的如意云头纹。炉四边棱呈凸出的竹节状。竹节棱下部各有一兽头，兽头两侧刻划毛发并与相邻的兽头饰连为一体，成为底边的外层。边棱内层为素面。炉外侧及内口沿施绿釉，其余部分不施釉。炉胎较粗，有明显的沙粒，底部呈火石红色。炉侧面题写“万历十七年仲秋吉日成造德府施捨”。

▌香炉底部

根据香炉上的题字，可知香炉造于明万历十七年农历八月，为德府施舍器物，但德府不知具体所指。成书于崇祯六年的《历乘》载：“德府乃英庙之子”，这里的德府应为德王的代称，是一种讳称。关于德王，《明史·列传七》：“英宗诸子：德王见潾……德庄王见潾，英宗第二子。初名见清。景泰三年封荣王。天顺元年三月复东宫，同日封德、秀、崇、吉四王，岁禄各万石。初国德州，改济南。成化三年就籓。”书中还记载了德王府的位置，“德王府，济南府治西，成化二年建”。这两条记载明确说明了德王府是因第一代德王朱见潾始建的，位于济南。《历乘·卷一·六府总图说》也标示出了德府的位置。据史料记载，明代被封为德王的藩王除此之外，没有同名。因此，这件香炉上的德府应该就是指封藩为济南的德王府。据李晋华先生在《明史德王府世系表订误》一文中考订，德王共八世。其中第五代德定王是朱翊馆，卒于万历十六年，也就是说香炉造于朱翊死后的第二年。朱翊馆死后三年，其子朱常洁才继位，三年之期正好符合五服之中的斩衰时间。故此香炉的制造时间正是朱常洁为其父朱翊馆的服丧期。当时德府的施舍行为很可能是因德定王之逝，为逝者积德祈福，施舍之器也应不止此香炉一件。

明代王府款陶瓷器数量并不多，其中与德府有关的瓷器尚有几例。吕成龙《中国古陶瓷款识》记载落款有“德府造用”“万历年德府造”“万历年制德府造”。这几例落款的瓷器应为王府自用器。明代藩王府用瓷一般有皇帝赏赐和王府自行定烧两类。本文介绍的香炉是德府施舍出去的，器胎较粗、胎色发红，烧制质量不高。其烧制窑口不可能是官窑，也不可能比王府自用定烧器的窑口好，是民窑产品无疑。王光尧先生认为“明代藩王墓出土最多的仍是民窑瓷器，这些瓷器除了来自景德镇窑厂外，还来自一些尚无法辨认的一些地方窑厂，产品以黑釉瓷器和低温的绿釉等为主……藩王墓葬出土的民窑瓷器说明王府内同样使用民窑瓷器”。那么德王府定烧是从哪里定烧瓷器的？王府定烧并向外施舍的普通瓷器，不会不顾成本、舍近求远，应是选择就近的窑口烧造。离王府最近的瓷器烧造地就是淄川了。淄川在明代隶属济南，成书嘉靖年间的《淄川县志》载：“（皇明）为淄州，属济南府，领长山、蒲台、新城，而淄川附焉……十年改淄州为淄川县，仍隶济南府编户”。德王府与当时的淄川有紧密联系，还要向当时济南下辖的淄川缴纳徭役税，但名义上是作为象征性质的礼银，《淄川县志·卷之四·均徭》：“德府进礼银八两”。明代淄川地区的陶瓷贸易也很兴盛，并官方设置了征税机构，《淄川县志（卷之一）》：“磁窑务，县西二十五里”“磁窑务集”。从发掘资料看，淄博窑在金元时期已经生产绿釉陶瓷器了，如磁村窑金代时生产翠蓝釉器。再如，博山大街窑金元时大量烧三彩器，绿釉是其中的主要釉色之一。大街窑出土的一件高柄炉，上部即施绿釉。因此，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这件香炉应该是当时的淄川县内窑口烧造，属于淄博窑产品。

从这件香炉可以看出，明代王府定烧陶瓷中，至少可分自用和外施两种。笔者认为，这件香炉是第一件可定为明代济南德王府定烧的外施瓷器，并且为淄博窑烧造。在研究明代王府瓷器的诸论著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此类定烧的外施瓷，这种现象肯定也不止德王府一例。因此，在研究明代王府用瓷时，也应关注到此类现象的存在。

本文根据济南/胡秋莉《析明万历十七年德府施舍绿釉香炉》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收藏》2020年02月刊